也説“惟楚有材”，從虛張聲勢到名至實歸_風聞

武昌實驗中學，曾經是全國重點中學，在我就讀的時代，也還算省市一流的學校，但後來就在競爭中落伍了。不過，學校有2塊招牌，可以説是金字招牌，具有超出中學教育而且是全國性的意義，值得説一説。

第一塊金字招牌，即武昌實驗中學校名本身，為什麼呢？因為出自毛主席之手。

出自毛主席之手，我在30多年後才體會到實際上是二層含義。

當初進校，聽初中就在本校就讀的老生講，校徽上武昌實驗中學這幾個字是毛主席的手筆，開始我不相信。進一步的解釋是，1950年代初，實驗中學的一位老師是毛主席青年時代的同學，因為有這個關係，毛主席在信封上寫有武昌實驗中學這幾個字，然後被校方取而用之了，聽起來也合情理。

2017年回北京清理書籍和舊物，找到我曾經擁有的同樣字體不同顏色的3枚校徽，就想到本來還有一枚屬於我的武昌實驗中學校徽，很可惜沒有妥善保存下來，否則我就擁有4枚毛主席題寫的校徽啊！後悔之餘，在百度百科上核實了一下有關信息：毛主席的那位同學名叫張珺，1950年代初他給毛主席寫信，毛主席授意秘書回信鼓勵他安心教學工作，信是秘書寫的，但是信封上的武昌實驗中學卻是毛主席的親筆。我猜，可能這位張同學替實驗中學請毛主席題寫校名，也希望毛主席幫他另謀高就，因此毛主席才有此相應的安排吧。

另外還找到一個對於我來説是全新的信息。一位1963年考入實驗中學的校友回憶，他報考和被錄取的學校名稱是湖北省實驗中學，等到入學後發學生證和校徽，上面寫的卻都是武昌實驗中學，因而大為失望（因為武昌只是武漢市的一個區，這比湖北省低了二級）。回憶附有校門照片，校門上方拱形支架上大書湖北省實驗中學，極為可信。照此説來，現在百度百科所謂湖北省武昌實驗中學從未更名，實乃大謬。更重要的，從湖北省實驗中學更名為湖北省武昌實驗中學，緣由是毛主席題寫校名，換言之，武昌實驗中學這個校名，是由毛主席有意或無意中決定的，這可能是他偏愛武昌這個地名的一個小的例證。

還有一個問題，毛主席題寫武昌實驗中學校名是在50年代初，這不會錯（毛主席的同學給他寫信謀求發展不會等到60年代，60年代也過退休年齡了），但為什麼拖到1963年湖北省實驗中學才改名武昌實驗中學呢？我想到了距實驗中學不過幾百米的武昌農講所，一查果然，武昌農講所紀念館於1963年正式對外開放參觀，武昌實驗中學的更名應該與此有聯動的關係。毛主席主辦的農民運動講習所與他當時在都府堤41號的居所，以及實驗中學這3個點位，大約各相距300米直線距離，這塊街區他有可能很熟悉。

武昌試驗中學的第二塊金字招牌，就是“惟楚有材”了。

我們“惟楚有材”的實驗中學，這句話是我們歷史老師的口頭禪，我在校3年聽了2年半（中間有半年沒有歷史課），但究竟是何來由，未得其詳。只大概知道本校所在地，與科舉考試有關，有“惟楚有材”的名頭，所以正對學校大門的一條街，名為楚材街。讀了幾年大學後，聽中文系的同學講他們去湖南實習，看見嶽麓書院大門掛着 “惟楚有材，於斯為盛”8個大字的楹聯，這一班同學來自全國各地，哪一個不是高考驕子，竟為之氣結。我聽了説，“惟楚有材”難道不是我們湖北人的專利？但是不敢大聲説，因為説不出個所以然來，只算喃喃自語。

我於2019年12月24日（也就是整整一年前，值得紀念），夜渡長江兼遊兩岸武昌與漢口，特意從實驗中學 外經過。校園格局大變，未及細觀，只從對着楚材街的原校門（現在可能只算側門）走進去探望了幾步，發現紅石大道遠處新修了一座牌坊，牌坊上有題字，回頭出門，看新修的校門上方也題有同樣的4個字：“闢門籲俊”，一時竟有些不明所以。後查詢才知，這都是與“惟楚有材”有關聯的復古新玩意，“闢門籲俊”是與“惟楚有材”捆綁在一起的符號，如果當時注意看了新校門外面，或者走過去看新牌坊反面，就會發現都題寫有“惟楚有材”，竟然恰恰被我漏掉了。

是以在30多年之後，重新學習這個“惟楚有材”的問題。發現最重要的一篇文獻是湖北社科院楚史研究所邵學海先生所撰的《惟楚有材考略》，原刊於《江漢論壇》2004年第5期。

據此文，實驗中學校址原為明清武昌貢院所在，通向貢院的路原名貢院街，後改名楚材街，因街中有一座木質牌樓，牌樓北面匾額題寫“惟楚有材”，南面匾額題寫“闢門籲俊”。武昌貢院曾毀於太平軍佔領武昌，1858年重建，這座牌樓亦應同時經歷了被毀與重建，相傳“惟楚有材”題字出自曾國藩之手，其日記有“寫貢院扁十餘塊”，大致可以證實。1958年，這座牌樓因大風傾覆，因1948年上海《聯合畫報》有過攝影報道，所以有影像留存。

再，查看1793年刻《江夏縣誌》所載武昌貢院圖，牌樓上“闢門籲俊”4字清晰可見，由此推斷武昌貢院牌樓題寫“惟楚有材”匾額，至遲在乾隆年間就開始了。武昌貢院在康熙年間有過二次營造，“惟楚有材”匾額很可能是在那時推出。《湖北通志》的記載更表明，“惟楚有材”這4字1句的表達，在清初順治年間曾任湖廣巡撫的林天擎所作記重修武昌府學文中已經出現。而長沙嶽麓書院師生，以“惟楚有材”為上聯，對出下聯“於斯為盛”，事在19世紀初的嘉慶年間，較之為晚。

邵學海論文在調查地方資料及發掘地方文獻方面非常有貢獻，值得欽佩與感謝，但是也有一些錯誤和不足，值得指出。

比如，邵文説“惟楚有材”的“知識產權”屬於林天擎，此言之過早。現在百度百科指出，宋元詩人方回在《送常德教趙君》中已有“惟楚有材”之謂，明末王世貞在為湖北京山人李淑撰寫的墓誌銘中亦有“惟楚有材”的恭維。當然，在尚不能全面快速檢索古代文獻的時代，出現這樣的失誤，屬於情有可原。

又比如，邵文指出：“林天擎‘惟楚有材’之感嘆，是對清朝首次殿試湖廣所取優秀成績的表彰。”這一判斷非常重要，也大體正確，但論證尚有缺陷與不周。順治六年，湖北黃岡人劉子壯、漢陽人熊伯龍分中第一名狀元和第二名榜眼，由此攘括前二名，但這一科卻不是清朝首次開科取士，早前順治三年的那一科才是第一次。邵文説，清朝初年，有氣節的漢族知識分子對劉子壯、熊伯龍這類為清朝統治者所用的人“多持反感和敵視的態度”，“首次開科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並不能激起兩湖士人心中惟楚有材的感懷。” 除了首次開科不實，這樣的描述是正確的。事實上，殿試前二名出自同一省份這樣的事，有失地域平衡，本身就有點誇張，統治者輕易不為之。分析起來，如果不是長期在科舉考試中佔領風騷的江浙士人大多抵制參與，由湖北人囊括前二名這樣的現象根本不會出現。邵文又説，8年後，“林大人站在清朝統治者的立場上，遂有‘自昔豔羨’的回顧。”此論證錯位。林天擎原話是這樣説的：“餘思惟楚有材，自昔豔羨。況我清賓興疊詔，已多聯翩而登為之前茅者矣。” 林本是隨洪承疇叛明降清的部屬，自然會大力鼓勵宣揚歸順清朝，“況我清賓興疊詔，已多聯翩而登為之前茅者矣”，説的就是劉子壯、熊伯龍殿試囊括前二名的事實，而“自昔豔羨”的“昔”，自然是指清朝之前。

上述問題看似小節，卻與正確理解“惟楚有材”的語義相關。現在普遍認可的解釋是，“惟楚有材”句首的“惟”字，只是語首助詞，無實意（而不是作副詞，當唯獨、只有解），“惟楚有材”的含義僅僅只是“楚有才”，而不是“唯獨楚有才”。這樣解釋符合今天非地域歧視的政治正確，當然在古漢語文法上也能找到一定的根據。但是，因此而認定另外一種解讀方式為誤會，也未免武斷。

一班接受了古漢語專業訓練的精英大學生都誤會了 ？説明事情不是那麼簡單。要知道，迄今所有的“惟楚有材”話語，本質上都可以歸為文學性質的描寫。而模稜兩可， 並不是文學書寫所要排斥的手法，有時甚至反而是文字遊戲所要刻意追求的技巧。

所以，“惟楚有材”的語義，不能僅就這4個字孤立而論，有必要結合不同的歷史背景。

春秋時期有楚材晉用的典故，《左傳》原文為：“雖楚有材，晉實用之。”這裏的“材”，是以物喻人。句首的“雖”字，是個副詞，表示轉折，不是語氣助詞。如果只是後代文人化“雖楚有材”為 “惟楚有材”，以此作為讚揚或恭維楚地或楚人的用語，那麼將 句首的“惟”當作語首助詞（這算變化），也並非完全講不通。

但清朝的中央政府特意以科舉的最高功名來拉攏湖廣士人歸順，湖廣省地方政府再特意以“惟楚有材”作為表彰用語予以鼓勵，就不那麼簡單了，一定是誇飾的表達。所以，這時説的“惟楚有材”，應該是指“楚材”特別多、特別好，而不僅僅是“楚有材”。按，唯獨、只有等語的實際語意，很多時候可以理解為“特選”、“首選”，也並不是一定要絕對排斥他項。

而作為嶽麓書院楹聯的上句，“惟楚有材”句首的“惟”字，更不能作為語氣助詞，因為下聯句“於斯為盛”出自《論語》，“孔子曰：才難，其不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這裏的“於”字顯然不是語氣助詞，而只能是副詞。那麼，對應的“惟”字當然也只能作副詞解，惟其如此，“於斯為盛”才可以與“惟楚有材”形成有遞進轉折意義的佳對。

由邵學海的論文 ，在互聯網上引起一個話題，即：“惟楚有材”的“楚”，是指湖北還是湖南？我以為，這個問題也應該注意歷史背景、區分不同時期。

康熙初年分省之前，只有湖廣一省（簡稱楚），無所謂湖北湖南。分省之後，至雍正初年湖北湖南鄉試分闈，有大約60年時間，湖南的秀才要想進一步成為舉人，還是要到武昌貢院參加鄉試。不過，湖南分到的舉人名額不多，在全國位於倒數之列。因此，武昌貢院的“惟楚有材”匾額，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可能會讓湖南士人印象深刻，別有滋味在心頭。

嶽麓書院掛出“惟楚有材，於斯為盛”的楹聯，則代表了一個新的開端。這不僅是將“惟楚有材”這個口號由武昌轉移到長沙、由官方擴散到民間，更提出了一個極具挑戰性的的任務：湖南的人才要超過湖北，兩湖的人才要領先全國。這看似完全沒有可能，如果僅以傳統的科舉視角來看，有清一代，論各省所出進士人數，湖北湖南二省加起來與江蘇、浙江、直隸（河北）、山東這些科舉大省單個相比尚有不足。但不幾十年後，隨着近代歷史大變局的到來，湖南經世致用的學風得以發揚，開始了人才輩出的時代。曾有人統計，《辭海》所載中國近現代歷史名人，按省籍計數，湖南超過了浙江，位列全國第一。當然，湖北也表現不俗，為20世紀的中國革命貢獻了許多仁人志士。“惟楚有材，於斯為盛”因此成為無比精彩的預言。

總的説來，“惟楚有材”的“楚”，無論什麼時候都包括了湖北與湖南。不過近代之前湖北被認為是出產“楚才”的重點地區，近代之後湖南才證明了本省的不平凡。當然，如果沒有湖南的卓越貢獻，“惟楚有材”之説最多隻算兩湖地區的內部消費品，不可能如今天之名滿天下。

但現在似乎有一種傾向，就是認為嶽麓書院的“惟楚有材，於斯為盛”楹聯是直接來自於《左傳》與《論語》的集句聯。這不僅不是事實（《左傳》原文不是“惟楚有材”），而且割裂歷史。其實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湖南人還是自認為是楚人，湖南是楚省之一，否則嶽麓書院楹聯就不會出現了。至咸豐年間（19世紀中葉）湘軍崛起的時代，也還是這樣。那時曾國藩統率的部隊稱“湘軍”，而左宗棠統率的部隊號稱“楚軍”，都是廣義的湘軍。可以肯定，進入20世紀以後湖南人的主體意識得以體現，自強心與自豪感也逐步增強。但不知有沒有以及什麼時候有，有意識地要與湖北切割的問題？

最後製造一個話題，毛主席對嶽麓山與武昌城都很熟悉，但似乎一直沒有對“惟楚有材”之類的問題發生過興趣。這可能與毛主席的人才觀有關，毛主席認為人民羣眾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英雄。2011年我重新參觀武昌農講所時曾留意農講所學員中有沒有出名人，結果發現沒有出名人。但是農講所不如黃埔軍校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