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迴歸！美國《外交政策》雜誌：中國與世界的軟實力沉浮錄_風聞

原文標題：The Rise and Fall of Soft Power

譯文標題：軟實力沉浮錄

原刊媒體：外交政策

作者：Eric X. Li

原文鏈接：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08/20/the-rise-and-fall-of-soft-power/

2月27日，北京天安門廣場附近的一個紀念品商店，已故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塑像後襬放的一個印有中國主席習近平圖案的裝飾盤。

將近30年前，美國政治科學家、前克林頓政府官員約瑟夫·奈在《外交政策》上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他稱之為“軟實力”。這個名稱迅速走紅，進而定義了冷戰後的時代。

奈的主張是，儘管美國的實力比二戰結束後似乎弱化了一點，但這個國家依然有一種獨特的力量。奈後來解釋到，除了動用軍事力量“實現目的、控制對方，讓對方如我所願行事”，美國還可以訴諸於它的軟實力——也就是非強迫性的力量——來鞏固其世界的領導地位。

硬實力當然很容易衡量，我們可以數一數導彈、坦克和軍隊的數量。（就像約瑟夫·斯大林著名的那句話：“教皇有幾個師？”）但什麼是美國的軟實力？奈把它歸結為三類：文化、意識形態和制度。在這些領域，全世界都希望變得和美國一樣，這種力量可以讓美國改變整個世界。“如果一個國家在其它國家看來是一個合法的存在，它做事情就不大會遭遇阻力，”奈認為，“如果它的文化和意識形態有吸引力，其它人就會心甘情願地追隨。”在奈看來，美國軟實力的基礎是自由民主政治、自由的市場經濟和一些基本價值觀，比如人權。總之，就是自由主義。

在奈提出軟實力概念後的四分之一世紀，全球事務基本上圍繞着他的理論發展。美國贏得冷戰之後，美國自由主義在全世界有至高無上的吸引力。所有人都想要投票，所有人都想穿牛仔褲，所有人都想要言論自由，以至於政治理論家弗朗西斯·福山用“歷史的終結”來表達全世界都在奔向一個西方已經到達的政治終點線的狀態。

從80年代到21世紀的幾十年間，自由民主政體（根據自由之家的定義）從100個增長到150個。根據《華爾街日報》和傳統基金會發布的排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體從40個增長到100個。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那麼多國家放棄那麼多傳統的政治經濟體制，轉投一個新的懷抱。奈稱其為軟實力，我稱其為偉大的皈依。

在奈畢生致力的國際關係領域，美國領導建立、擴大了一系列支持新的世界秩序的國際組織，包括國際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它還擴大了自己的盟友團隊，把以往的對手吸納進來。

歐洲也在發生同樣的事情，歐盟扮演了與美國相似的角色。在整整一代人的時間裏，全世界吃驚地看到數十個國家主動放棄他們自己的主權，轉而接納一套基於自由價值觀的生活準則。布魯塞爾的倡議與奈的見解完全吻合，所有成員國和潛在成員國都想要西歐人手裏的東西。實際上，似乎每個人都想要西歐的那一套，甚至連奉行完全不同社會文化的穆斯林國家土耳其，和冒着與俄羅斯開戰風險的烏克蘭也不例外。

直到最近，換句話説，看起來21世紀必將屬於美國、西方和他們的軟實力帝國。但事實並不是這樣。

一些事情出了問題，其中之一就是產品並不適合客户。從70年代和80年代的“第三次浪潮”民主運動，到東歐國家在冷戰後一窩蜂地加入歐盟和北約，到近期那些經歷過阿拉伯春天洗禮的國家，自由民主制度似乎不大靠得住了。而且在很多國家，它給人民帶來了慘重的災難。

有一個理論或許可以説明，作為軟實力年代重要組成部分的新自由主義經濟革命為什麼削弱而不是提振了某些國家。市場永遠不是一個整體，認為它是一個萬能的機制，能帶來增長、仁政和社會福祉的想法本來就是錯誤的。德國社會學家沃爾夫岡·施特雷克今年夏天在台灣的一次會議上闡述了這個觀點。他提到，軟實力全球化只不過“超過了國際社會和國際組織建立有效的經濟政治機構的步伐”，因此“債務、不平等和不穩定現象的增長”正在導致“一個普遍的政治經濟危機”。這個危機讓軟實力國家內部也產生了反對的力量。施特雷克稱之為“奪回控制權”。你或許可以説這就是美國的唐納德·特朗普、匈牙利的維克托·歐爾班，甚至是意大利的五星運動和國際聯盟出現的原因。

截止到目前，這樣的反對力量派生出奧地利、捷克、匈牙利、意大利、波蘭和美國政府中反自由力量佔據多數席位，這還只是在發達國家中。軟實力自由主義悲哀的現狀，使其在本來有機會發揚光大的國家裏難以維繫。

其次，美國以及歐洲對於他們的軟實力寄予了過度的信心，以至於迫不及待地要讓全世界都按他們的方式做事。正如安東尼·雷克——美國冷戰後第一任總統比爾·克林頓的國家安全顧問——所説，美國未來的繁榮來自於“在海外推廣民主”。這種包容性的政策應當取代冷戰的遏制策略。之後，這種觀點走向極端化，喬治·W·布什總統宣稱美國是“一個道德的國家”，説“任何一個文化、時期和地區的道德真理都是相同的。”這簡直是給軟實力打了一針膽固醇。

新加坡學者、前外交官馬凱碩在他的新書《西方輸了嗎》中，説這一切都是西方的驕傲自大。的確，驕傲自大或許是描述現狀唯一合適的詞語了。人們對於軟實力的力量和地位如此自信，以至於很多的硬實力行動都要打着軟實力的旗號。伊拉克戰爭是最明顯的例子，在歐洲支持下干涉利比亞是近期的實例。美國和歐洲在這兩次戰爭中沒有撈到任何好處。

第三，對於軟實力的過分自信導致一種幻覺，似乎軟實力可以獨立地存在。但即使奈也沒有這麼説過。在現實中，軟實力總是硬實力的延伸。假設美國變得窮困潦倒、虛弱不堪，就像世界上很多新興民主國家那樣，但是還在堅持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和制度，恐怕就不會有國家願意追隨它了。對於軟實力可以獨立發揮作用的誤解，或許可以證明我們的一個致命錯誤信念——在薩達姆·侯賽因被推翻後，伊拉克自然而然會變成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

所謂的歐洲計劃更是如此，它也建立在對軟實力的錯誤理解上。幾十年來，歐洲一直在搭乘軟實力遊戲的便車。美國保證它的安全，它的經濟依賴於美國領導的全球經濟秩序。當美國對兩者都不那麼感興趣的時候——它已經轉而訴諸硬實力——歐洲開始面臨真正的挑戰。

第四，軟實力其實很脆弱，容易被推倒。在過去幾十年裏，軟實力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推動下的確有勢不可擋的趨勢。無數個顏色革命推翻了政府、解體了國家。當臉書和谷歌把革命之火傳播到開羅的塔利爾廣場和基輔的獨立廣場上時，西方歡呼雀躍。但是當俄羅斯用同樣的手段瓦解了西方政治時，他們就沒那麼高興了。

西方對於軟實力的自信，來源於他們真誠地相信一個社會越開放越好。但是現在，媒體和立法機構中不斷傳出審查互聯網內容的聲音。互聯網企業巨擘面臨着巨大的政治和社會壓力，要求他們自查。包括臉書、YouTube和蘋果在內的很多公司已經開始這麼做了。所以，自由主義軟實力的一塊重要的基石——言論自由——似乎已經失寵了。

現在，硬實力無處不在。美國毫無疑問是遊戲中的最大玩家：對朝鮮的火與怒、對所有人發動的貿易戰、掏空國際貿易組織、用國內法律懲罰與其它國家做生意的外國公司，等等不一而足。而歐洲更像一頭聚光燈下温馴的鹿。德國總理安吉拉·默克爾呼籲堅決反對特朗普，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尋求和平解決方案。

當然還有俄羅斯。利用手中瘦死的駱駝比馬大的硬實力，俄羅斯獲取了二戰後最大的領土範圍——從烏克蘭手中奪取了克里米亞。與此同時，莫斯科在敍利亞所採取的行動改變了這個國家內戰形勢的走向。

還有一些小規模的硬實力。其中最著名的是朝鮮，它的領導人金正恩在被西方誹謗多年之後，今年夏天與特朗普會面。如果他的手中沒有核武器，實現這個偉大成就是不可想象的。到目前為止，金的硬實力遊戲進展得不錯。

很明顯，軟實力時代已經讓位給硬實力時代，然而這是危險的。幾個世紀以來，硬實力政治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僅在20世紀，硬實力就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和一個漫長的冷戰，人類幾乎被毀滅。

是時候讓我們尋求更好的替代方案了，這就需要中國的介入。奈在最早的軟實力文章中幾乎沒有提到中國，中國總是隱藏在蘇聯的陰影裏，要麼就是被認為不具備任何軟實力和硬實力，無法對西方造成威脅。

三十年之後，奈的這個疏忽似乎不可原諒。在軟實力的年代裏，中國是唯一一個堅決抵制這個趨勢的大國。它通過傳播其深厚廣袤的文化、與幾乎所有國家結成緊密的經濟紐帶關係，讓自己充分融入二戰後的國際秩序中。它現在是世界上，也是有史以來最大的貿易國。但它始終堅定不移地拒絕成為西方軟實力的客户。它在內部經歷極為複雜的轉型，從中央計劃經濟變成市場經濟，但不允許市場凌駕於國家之上。它拒絕接受西方民主、自由和人權的理念，而且不斷強化一黨執政制度。在軟實力領域，中國與西方的取向完全不同——無論是在文化、意識形態還是制度層面上。

結果如何呢？與大部分經歷艱苦轉型過程的國家完全相反，中國以人類史無前例的速度和規模取得了成功。這個國家把一潭充滿貧困的死水，變成了以購買力平價指數衡量世界上最大的工業經濟體。在這個過程中，有7億人脱離貧困。哈佛大學的格拉漢姆·埃裏森説這是“貧窮金字塔”的奇蹟。四十年前，九成中國人生活在世界銀行規定的“極度貧困線”以下。今年，金字塔被翻轉過來，只有大約10％的中國生活在極度貧困線下。如果沒有中國的貢獻，全球人口的貧困比例在過去幾十年裏必然呈上升，而不是下降的趨勢。

這樣的成就或許是一種新的軟實力。

將近二十年前，中國偉大的戰略家鄭必堅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概念來表述中國自身的發展方向。多年來，和平崛起戰略遭到了諸多懷疑。例如，批評人士指出南中國海的緊張局勢表明中國並不主張和平解決方案。埃裏森曾經提出警告，不管他們的意願怎樣，美國和中國還是會落入修西得底斯陷阱，也就是一個新崛起的力量（中國）給既有占主導地位的力量（美國）造成的恐懼將會導致戰爭。埃裏森在他的新書《註定戰爭》中指出，歷史上16個新興力量的崛起過程中大部分都經歷了血腥的戰爭。

但是，讓我們後退一步，公平地説，中國的和平崛起已經發生了。它實實在在地已經存在了，證據是其龐大的經濟體、貿易量，以及軍事力量的提升。與歷史上其它大國的崛起過程相比——雅典帝國、羅馬帝國、大英帝國、美國的昭昭天命、現代德國、法國、日本，所有國家的崛起過程都伴隨着驚天動地的暴力——中國的崛起過程到目前為止比所有這些國家的速度更快、規模更大，而且是和平的。沒有對其它國家的入侵，沒有殖民，沒有戰爭。的確，埃裏森對於修西得底斯陷阱心理描述或許是正確的。但是在實質上，世界已經渡過了需要擔心戰爭和衝突的時間點。

或許這就是中國正在從硬實力向軟實力轉移的原因，儘管其它國家似乎都在做相反的事情。例如，習近平主席曾經呼籲“命運共同體”，各個國家都可以走自己的發展道路，同時增進相互合作。在政策層面上，這種軟實力主要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彰顯出來，中國利用自己龐大的資本和能力推動其它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帶動當地的經濟增長，從而最終使中國自己受益。這是一個新的潛在軟實力方案：“你不需要和我們一樣，你也不需要追求我們所追求的目標，你可以在保留自身文化、意識形態和制度的前提下參與一個新的全球化進程。”從很多方面來看，這與奈的模式完全不同，而且或許會招致諸多的負面問題：欲速則不達、普世真理的幻覺、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反對。

在冷戰後的年代，西方把軟實力與自由主義接軌，但並沒有必要這麼做。在下一個世紀，我們最好斬斷軟實力與普天之下的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至少北京並不認為任何軟實力可以脱離硬實力而獨立存在。但是中國的倡議更具包容性，它不強求其它國家遵循自己的模式，因此它的軟實力意味着一個更加和平的21世紀。這個模式值得世界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