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居蒙古草原的蒙古人，怎麼到了明朝連鐵鍋都鑄造不上？_風聞

　　作者：我方團隊張嶔

　　在明王朝與草原蒙古部落“打打停停”的二百年關係裏，“鐵鍋戰”堪稱很有意思的一幕。自從明初敗退草原後，從昔日“北元”分裂出來的瓦剌、韃靼、兀良哈各部，實力起起落落，遭遇各有不同，有個困難卻是一致：缺鐵鍋！

　　説起這事兒，蒙古各部落何止是“揭不開鍋”，好些時候簡直是“沒鍋”。好些蒙古部落煮肉時，甚至要把破了的鍋修修補補湊合着用，有時候沒有鍋，竟然不得不用動物皮裝滿水來煮肉，如此“烹飪”效果也可想而知。所以，每當蒙古部落騎兵侵擾長城沿線時，明朝官民們也常看到奇特一景：“每次攻城陷堡先行搜掠，以得鍋為奇貨”。金銀財寶統統不稀罕，就是要“搶鍋”。

　　曾經橫掃歐亞大陸的蒙古騎兵，怎麼在明初退出長城後，怎麼混到了“缺鍋”的地步？難道僅僅因為生產落後？恰恰相反，退回草原的蒙古各部落，進步極大的一件事，就是冶鐵業。明朝中前期時，蒙古各部落用鐵，主要是靠搶，甚至還“得車焚輪”，搶一輛車也要把裏面的鐵“燒”出來。但明朝中期後的蒙古草原，冶鐵水平以及突飛猛進，比如嘉靖年間的“庚戍之變”時，兵臨北京的韃靼騎兵，個個“其鐵馬金戈，明光曜目”。就連其盔甲也“制極精堅”，給明軍造成了極大壓力。

　　盔甲馬刀都能造，怎麼鐵鍋不能造？還真是不行。

　　首先是原料金貴，中國鑄造鐵鍋的歷史，可以從漢朝年間開始算，其原材料主要是生鐵。但從世界範圍説，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應用生鐵的國家，春秋年間就出現了生鐵製品。比起歐洲來更是早了一千九百多年。而發展到明初洪武年間時，明朝官鐵的產量就高達9332噸，是宋朝鐵產量的兩倍多，這也就意味着，長期以來，鐵鍋的鑄造材料，就是由中原漢地地區獨家掌握着。

　　比材料更難的則是技術，以技術難度來説，鑄鍋比“鑄刀”“打造盔甲”，幾乎要難一個檔次。比如在普及了鐵兵器的漢代，鐵鍋依然還是稀罕物，到了隋唐年間時，鐵鍋也基本是寺廟以及貴族們的專享，宋朝年間起才在民間普及起來。這其中的關鍵原因，就是技術門檻太高。以《天工開物》的記載，要想鑄一口“厚約兩分”的大鍋，不但要做內外為兩層的泥膜，而且厚薄要均勻，尺寸必須準確，澆注鐵水時更要均勻。稍微一個環節出差池，鑄好的鐵鍋敲打時就會有雜音，用起來就易碎，好好一口鍋就廢了。

　　這其中的技術含量，也正如明末科學家方以智的感慨：“熔鐵既精，工法又熟”，**一口看似普通的鍋，從冶煉到工藝，都是站在當時全世界的最頂端。**這樣的鍋，哪能説造就造？

　　其實，何止是在蒙古草原，放在古代世界範圍內，鐵鍋都是西方各國公認的寶貝。中世紀的歐洲貴族家庭裏，鐵鍋都常是代代珍藏的傳家寶。宋代時的中國鐵鍋，就沿着海上絲綢之路賣火各國。比如“南海一號”沉船裏，就有大量作為商品出口的宋代鐵鍋。發展到明朝年間，特別是韃靼阿勒坦可汗接受冊封，成為大明順義王，長城沿線終於結束戰亂狀態，互市貿易熱熱鬧鬧時，蒙古部落稀缺的鐵鍋，更扮演了重要角色。

　　比如萬曆年間，一度主持大明朝堂大局的名臣張居正，就在“蒙古部落缺鍋”這事兒上絞盡腦汁：他特意給當時的宣大總督王崇古寫信交代，雖然現在韃靼接受了冊封，互市貿易也熱鬧了，但鐵鍋這個“剛需貨物”，卻一定要管控好。賣給草原各部落的鐵鍋，必須是“指定款”——廣鍋。為什麼呢？不止因為這廣鍋質量好耐用，關鍵還是耐燒。就算韃靼人裏有人不懷好意，想融了鐵鍋造兵器，想把廣鍋煉化？他也沒那個本事。

　　如此一來，以廣鍋為代表的鐵鍋，既“剛需”又安全，自然沿着絲綢之路一年年熱賣，紅紅火火的貿易，徹底取代了昔日的廝殺。明朝長城沿線“六十餘年邊氓生息，遂長不識金草矣”。來之不易的和平背後，也有鐵鍋的功勞。

　　也是在明朝“冊封”“開互市”的“隆慶開關”年代裏，東南沿海的貿易大門，也向全世界敞開。作為當時中國鐵鍋名產的佛山鐵鍋，自然也是硬通貨角色。以《廣東新語》等典籍記載，明朝中後期，佛山鐵鍋已經“悠忽數千裏，以中國珍麗之物相貿易，獲大贏”。發展到清朝雍正年間時，當時造訪廣東的外國商船，幾乎都是買載着白銀來買鍋。每艘船買走的鐵鍋，有時多達一萬斤……

　　這段紅紅火火的海上絲綢之路時代，堪稱古代中國對外貿易的最後一抹晚霞。西方學者弗蘭克等人甚至估算説，明清年間的中國，一度賺走了每年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白銀。如果這個數據是真，那麼看似不起眼的鐵鍋，何止守護了北方的和平？還是東南沿海的“吸金”神器。“吸金”的熱鬧場面背後，是中國傳統匠人精神譜寫的輝煌，更是核心技術強國的硬道理。

　　參考資料：曹永年《明代蒙古中晚期的經濟》、鄭繼強《明薊鎮對兀良哈三衞的撫賞研究》、楊寬《中國古代冶鐵技術發展史》、羅紅星《明至清前期佛山冶鐵業初探》、韓丙告《鑄鍋：中國獨特鑄造工藝》、歷史咖啡《蒙古嚮明朝跪求一樣東西，張居正卻察覺千年變局，為中國開創世界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