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從哪裏獲得了“抗戰必勝”的信心？_風聞

蔣百里和梁漱溟是好友。

兩位好友術業各有專攻，蔣百里從事兵學研究，梁漱溟專注鄉村建設。但有一個特點是共同的：愛國憂民，關注時局。

據梁先生回憶，抗戰之前，日寇在華北大搞“華北五省三市自治”前後，倆人就一起議論過抗戰爆發的前途——

他（指蔣百里）素來熟悉日本事情而各方情報又很靈通。他首先對我指出日本大舉入侵我國將不在遠，中國人固是大難臨頭自不待言，而最後失敗卻將在惹事生非的日本人自己。他斷言華北縱然有失，為時甚暫；就連失去的東北，將來收回亦不成問題。理由是國際情勢轉變甚快，説不定三年五年就有機會到來。不過外面機會雖不難有，甚且一遇再遇，而我們自己沒有準備，不成一個力量，不能加以利用，仍然不行，等等。結論就在中國人要努力。

他原是著名的軍事學家，談得最多的自是將來的戰爭問題。他説到他的觀察有這麼幾點：

1.中國民族鳳非以武力見長，民族歷史不以武功著稱。但每每從自衞上發出力量來，亦能戰勝強敵。

2.國家觀念在中國人向來不夠明確。作為一個國家的中央，若非當一代開國之時亦往往力量不強。而有時一個新的有生命的力量常從地方（民間）起來。

3.中國人在種族上素無狹隘之見，卻在文化上自具信念，不稍放鬆。誠如古話“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被外族征服，非第從種族上抱亡國之痛，更從文化上，而有亡天下之戚，不甘心於文化之滅亡（外族輒俯從中國文化以此）。力量往往為保衞民族文化一念而顯發出來。

他説，決定戰爭勝敗的條件原很多，而要可歸類於人的條件和物的條件兩大方面。物的條件如武器、如地勢、如經濟資源，等等；人的條件如主帥的才略、將領的和不和、士卒的士氣，等等，亦包含很多。**兩面關係皆很要緊，但總以人為主為先。**因為物總是靠人來運用的。在一次戰役上，將帥才能關係最顯。但戰爭規模太大了，年月拖長了，那就是多數士卒的關係重大。而將來的中日戰爭可能是場面最大、年月最久的，為戰爭史上所少有。那末，戰士羣眾的關係重要性將居第一位。

士卒優劣長短如何，自又有許多點可論，例如其體力、年齡、文化程度及其技術精熟與否，但究不如其心理方面（精神方面）的因素更要緊。大概以戰士對於其作戰之意義有親切認識，而從內裏發出力量者為最後制勝的基本條件。在各不同的社會，其人作戰心理就不同。譬如遊牧民族或者工商業社會，對於侵略性的作戰便有興昧，而農業社會則否。農業社會只在自衞性的作戰上乃發得出力量。前面説過的三點，均係指出中國人在那些作戰上才親切有力。這即是説：**對自衞作戰親切，對侵略則否；對國家不夠親切，而保衞地方則很親切；對種族成見不深，而文化理念頗強，願為之而死。**作戰不止一次，敵人的優長點在一次表現，在二次、三次表現，但決不能永遠表現下去；我們的優長點，第一次不表現，第二次可表現；第二次不表現，第三次可表現……總不能永遠不表現出來。最後一次表現，即可制勝於最後。[1]

蔣百里先生的這番議論，的確是言之有理，而且也為後來的事實所證實。這在當年來説，的確是難能可貴且產生了積極影響的。

蔣百里還非常看重未來抗戰中山東的重要戰略地位。

他又説： 在他看來，全國形勢以山東半島為最關重要的一個地方。中國人假如控制了山東高地和山西高地，堅守一些山區不放，則中原（北方廣大平原）非敵人所得而有。山東並且屏障徐、海及其以南地方。[2]

抗戰爆發後，“八一三”抗戰之前，這對老友均被國民政府聘為“最高國防會議參議”，又在上海相聚。梁先生回憶説，這個時候的蔣百里仍然一派豪言壯語，給他打氣鼓勁：

此番到滬聽他談話，知他於抗戰前途充滿了信心。

他總是説：**打不了，亦要打；打敗了，就退，退了還是打；五年、八年、十年總堅持打下去；不論打到什麼天地，究竟輸光不要緊，千千萬萬就是不要同他（指日軍）妥協，最後勝利定規是我們的。**你不相信，你可以睜眼看着，我們都是會看得見的，除非你是一個“短命鬼”。[3]

“八一三”打響後，蔣百里自請去他歷來很看重的戰略要地山東視察防務，梁漱溟也要去山東處理“鄉建三年計劃”的相關事宜，於是又同行去了山東，面先了山東省主席韓復榘：

（8月）21日，我們離徐，次日（22日）抵濟南，有民政廳長李樹春奉韓命來站候接。李陪百里去石泰巖飯店下榻，我去省府見韓。韓遁問：**他（指百里）幹什麼來？我答説，他來視察防務，不是蔣委員長有電報説明了嗎？**韓的神情似乎不滿意這個答覆，認為這是打官話非實情。我只得把百里一向如何重視山東在全國的地位關係，此來純生於他自動要求的話告訴了韓。當我提到百里説過的那些話，我們控制了山東高地和山西高地，則廣大中原非敵人所得而有；同時，控制着山東，敵人亦難據徐州；徐州江北在我於，南京便得其屏。韓笑了起來，説：“難道他們南方人還想守住南京？”[4]

此時的韓復榘對堅持山東已全無信心，這不僅讓致力於“三年鄉村建設計劃”[5]書生梁先生很是失望，實際上也否定了兵學大家蔣百里對山東重要戰略地位的看重——

韓隨後就説出他自己之所見：日本人力量強大而我們種種缺點太多，大戰既起，中國東半部廣大地區不論北方或南方都非淪人敵手不可，死力拒守亦是白費力。中國現在只有西撤，撤至平漢路（當時的名稱）以西去，等待國際局勢變化，外國人也起來打日本，合盟國之力乘機反攻，才能收復國土。不然是不行的。一句話：仗得在末後打。[6**]**

被很多後人傳作“蔣百里抗戰戰略”之一的“平漢路以西決戰”，其著作權人原來是韓復榘——這位已經在為自己後來放棄山東之責作開脱的準備了。

爾後，韓復榘又單獨約見了蔣百里。

這次約見後，蔣百里又對梁漱溟談了約見的情況及自己的見解：

**他倒説韓之所見並沒有錯，我不免有些詫異不解。**然後他給我講明其中道理，他説，單靠中國自己的力量無法抗得住強敵，大半國土皆要淪陷而不能守，那是沒有問題的。抗且抗不了，要戰勝它，就更非有待國際大勢變化不可了。所以撤至西半邊去，待機反攻，合盟國之力以圖收復，這些話自然是都沒有錯。**不過單是這樣講，卻很不夠。單是靠人而沒有“求諸己”的一面，那怎麼能行呢？須知反攻戰勝的主要條件仍然在中國人自己。**於此，至少可以舉出兩個緊要問題：

㈠抵抗不了而西撤，要看怎樣地撤？

**在政治上、軍事上，中國一直不像個統一的國家，**若一旦敗退更見分崩離析而不是有領導地穩步地西撤；或是撒到西部鬧不團結，缺乏對外説話有力的一箇中央，那就有了國際機會到來，怕亦無用。

㈡等待機會反攻，要看怎樣地等待？

反攻要做準備工作，不能靜待反攻。準備亦不能撤到西部之後再做，要從西撤那一天起就準備東反。更確切地説：未曾西撤，先即準備下了東反才行。這是從時間上説。再從空間上來説，西部有西部的準備工作，東部有東部的準備工作，撒到西部並非就放棄了東部，不然的話，失土豈易收復？

前一問題側重於上面軍政（外交）領導之協和統一；後一問題則轉重在下面廣大的東部地方留在敵後的民眾組織活動。問題會分為兩個，實是一體相聯的事情。他點出他一向説的，“我們控制了山東高地和山西高地，堅守一些山區不放，則中原地方非敵人所得而有”，既指正規軍説，亦指非正規軍（游擊隊）而説；既指西撤前説，亦指西撤後而説。[7**]**

由此可見，蔣百里對韓復榘的看法是有保留的，保留部分恰恰是對的韓氏“等待國際局勢變化”的批評！蔣百里認為：“單是靠人而沒有‘求諸己’的一面，那怎麼能行呢？須知反攻戰勝的主要條件仍然在中國人自己。”

——筆者認為，這是蔣百里先生説得最精彩的一句話，這句話實際上已經隱含着對國民政府抗戰戰略中消極一面的批判。遠勝於被網絡大忽悠@薩蘇 子虛烏有編造出來的“中國抗戰總戰略”，要V5得多得多！也比所謂“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能與他和”這種被動無奈的意氣之辭，要V5得多得多！這與毛澤東“多助寡助是重要因素，但是附隨因素，依敵我本身的基本因素如何而定其作用的大小**”**相當接近——注意，筆者説的僅僅是“接近”而不是等同，毛對“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強調和強化，還是要高出蔣百里N個檔次。

而且，蔣百里對“西撤戰略”的憂慮，恰恰不幸而言中！

**而且，蔣百里對山東重要地位把控的預判，又恰恰有幸而言中——只不過，**這個預判是由共產黨人來變成現實的。

然而，老友蔣百里並沒有讓書生梁漱溟釋去心中之惶惑——理由無他，蔣百里對**“西撤戰略”的憂慮，不幸而言中了！此後的戰局發展，每況愈下，梁先生心中之惑也越來越大。多年後，已進入已進入耄耋之年的梁老先生對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學教授艾愷（Guy S.Alitto）談及了當年的心境：“我記得我第一次到延安，盧溝橋事件剛剛6個月，我為什麼那麼早去延安呢？就是因為日本人來了之後，全國有一種崩潰之象，北方就是盧溝橋七七事變，南方上海是“八一三”打起來。就是都不行了，上海退南京，南京退武漢，北京、天津都淪陷了，山東也淪陷了，全國人都是在逃難，你逃難，我逃難，大家各自逃難，崩潰，好像無主了。****蔣的政府眼看沒有什麼能力，沒有什麼辦法。我對他很失望，對南京政府很失望。**”[8]

1938年1月，帶着滿肚子悲觀和疑惑的梁漱溟先生來到了延安，與毛澤東作了徹夜長談——

退到武漢的時候，我取得蔣的同意，我説我要到延安去看看。到延安去看的時候，我心裏是很悲觀的，不知道怎麼好，大家都在逃難，南京政府毫無能力，怎麼好啊？怎麼辦呢？我就想看看共產黨是不是有辦法，我就這樣去。一去，看到他完全不悲觀，我是悲觀地去的，他告訴我，沒有問題，中國非有這樣一天不可，非有這樣一個大災難不可，不過日本人他不要高興太早……這個時候，他正在寫《論持久戰》（艾：是。）把《論持久戰》的話講給我聽，他説日本人是不自量，他想吞併中國（笑），那是妄想、笑話。中國是大國，太大了，他太小了。也不是中日兩國，世界列強不能看着日本人來侵吞中國，“失道寡助，得道多助”，後來列強都反對他。[9]

關於這次談話的效果，梁先生在自述中寫道：

我在那時（1938年1月）眼見得崩潰之象，當然不免悲觀。他從國際方面，敵方，我方，三下分析給我昕，**轉換我的悲觀見解不少。**而説到當時各種問題的主張上，彼此多半相合，沒有相乖之處。[10]

艾愷先生也稱：

對於戰局，梁漱溟當時是沮喪悲觀的，戰爭的前六個月，日軍幾乎是隨意進退，攻佔了中國大部分重鎮和鐵路。中國則尚需贏得一場重要的戰役。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竟然改變了梁漱溟的思想（這倒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漂亮仗）。“他從國際方面，敵方，我方，三下分析給我聽，轉換我的悲觀見解不少。”[11]

就這樣，從兵學大家兼好友的蔣百里處未能得到的抗戰信心，在毛澤東這兒得到了——

毛澤東十分耐心地聽完梁漱溟的敍述，才露出笑容並斬釘截鐵地回答道：“梁先生，您所聽到看到的若干情況，大體都是事實。但我的看法，中國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觀，應該非常樂觀！中華民族是不會亡的，最終中國必勝，日本必敗，只能是這個結局，別的可能沒有！”毛澤東一開頭語氣就這樣肯定，神態這樣堅決，很出乎梁漱溟的意料。接着，毛澤東十分詳盡地分析了國內與國外、敵、我、友三方面力量的對比、強弱的轉化、戰爭的性質、人民的力量、戰爭發展的幾個階段等等，最後又回到中國必勝、日本必敗的光明結局上。

毛澤東講得那樣入情入理，致使梁漱溟打心眼裏佩服。毛澤東話音剛落，梁漱溟即説：“毛先生，可以這樣説，幾年來對於抗戰必勝，以至如何抗日，怎麼發展，還沒有人對我作過這樣使我信服的談話，我也沒有看到過這樣的文章。您今天的談話使我豁然開朗，精神振奮!”“過獎了，過獎了，梁先生!”毛澤東連聲説。梁漱溟心裏不由地想起了蔣介石。蔣介石的講話、文告，梁漱溟聽過、看過多次，個別交談也有若干次，但從來沒有像這一次毛澤東的談話那樣有這麼大的吸引力和説服力。[12]

梁老先生，很可能是親聆毛澤東對《論持久戰》系統闡述的第一人！

《論持久戰》，既是一本軍事著作，也是一本哲學著作。其論據之充分，邏輯之強大，語言之通俗與精彩，文筆之雄辯與深刻，無論是當年，還是現在，都甚稱首屈一指，無人能及。至於毛澤東是怎麼讓梁先生信服從而對抗戰前途產生信心的，筆者把這個問題留給各位朋友——各位朋友不妨自己去讀一讀《論持久戰》，自己去求得答案，解得疑惑。

明兒個是毛澤東同志的誕辰，筆者謹以此文紀念之，並建議有心者——特別是軍迷，再重讀一遍這篇著作。筆者認為，這應該是在這個特殊的日子對這位已故老人的最好紀念方式。

註釋

[1]梁漱溟：《我所知道的蔣百里片斷》，《蔣百里全集·附錄》第147～第148頁，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

[2]梁漱溟：《我所知道的蔣百里片斷》，《蔣百里全集·附錄》第149頁，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

[3]梁漱溟：《我所知道的蔣百里片斷》，《蔣百里全集·附錄》第150頁，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

[4]梁漱溟：《我所知道的蔣百里片斷》，《蔣百里全集·附錄》第155～第156頁，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

[5]梁漱溟在抗戰前與山東省主席韓復集剛好訂有一個“三年計劃”，以訓練民眾、組織民眾為主，為中日關係一旦破裂而做準備。

[6]梁漱溟：《我所知道的蔣百里片斷》，《蔣百里全集·附錄》第156～第157頁，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

[7]梁漱溟：《我所知道的蔣百里片斷》，《蔣百里全集·附錄》第157～第158頁，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

[8]《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美]艾愷採訪）第80頁，東方（中國）博奧圖書有限公司2006年6月第1版。

[9]《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美]艾愷採訪）第80頁，東方（中國）博奧圖書有限公司2006年6月第1版。

[10]《我努力的是什麼？——抗戰以來自述（1941年於香港）》，《梁漱溟自述》第179頁，灕江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11]《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美]艾愷著）第295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

[12]陳東林：《七十多年前梁漱溟延安討教毛澤東》，《福建黨史月刊》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