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阿敦喬魯墓地出土釉砂分析研究_風聞

摘要: 新疆西北端阿敦喬魯墓地是西天山地區一處青銅時代早期遺址，該墓地SM41出土47件連體串珠經鑑定是目前中國境內發現年代最早的釉砂製品。本文選取6件釉砂珠通過電子探針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均為混合鹼類型。6件釉砂採用內芯成型法制成，成分特徵與埃及、歐洲較為接近。對其研究為早期釉砂的傳播與交流提供新的證據，也進一步補充對歐亞草原青銅時代生業互動模式的研究。

　　新疆西部的阿敦喬魯遺址出土47 件連體串珠飾件，經鑑定為釉砂製品，這是目前新疆西天山地區首次發現釉砂。這些釉砂出現的時間和位置都處於東西方釉砂存在的中間環節，對於釉砂傳播的研究提供了新的、關鍵的實物資料。本文首先通過阿敦喬魯連體串珠的結構和成分特徵進行定性分析，考察其技術特點，最後初步探討阿敦喬魯連體（釉砂）串珠與西方以及黃河流域出土的同類器物的聯繫與區別。

一、材料及實驗方法

　　阿敦喬魯遺址位於新疆博爾塔拉河中游河谷北側，阿拉套山山前坡地，地處温泉縣城西北約41 公里處，是一處同時包含有房址和墓地的綜合性遺址。遺址年代集中於公元前19 世紀至公元前15 世紀的範圍內。此次發現的47 件連體串珠，全部出自墓葬SM41（圖一）。SM41碳14 測年距今為3330±30，經Oxcal 校正為公元前1661 ～公元前1546（置信區間1σ）。

　　選取6 件有代表性的連體串珠殘片，使用濃度為3% 的B72 溶液加固6 件樣品，樣品編號ADQL001～006。切取6 件樣品的斷面用環氧樹脂包埋，打磨後拋光，噴金。採用日立S-3600N 掃描電子顯微鏡觀察釉砂的顯微結構，使用島津EPMA-1720H 電子探針進行微區成分分析，工作電壓15kV，束流20μA，束斑直徑5μm。

　二、實驗結果及討論

　　（一）阿敦喬魯連體串珠的定性分析

　　阿敦喬魯連體串珠的顯微結構為非均質的燒結態，斷面呈現顆粒物與玻璃相膠結的特徵，連體串珠的外表層和亞腰位置的玻璃相較多，內層玻璃相對較少、孔洞相對較多，穿孔內粘附有高亮顆粒物，可能是殘留的內芯材料或後期環境污染引入的雜質。

　　成分分析顯示（圖二），6 件連體串珠中的顆粒物大部分為石英顆粒；玻璃相的SiO2 含量在70～77% 之間，主要熔劑為Na2O 在8～9%之間、K2O 含量在3～6% 之間。6 件樣品的大部分測試區域Na2O/K2O 比值在1.5左右波動，少數區域比值超過2。6件樣品中還有一定量的CaO（含量在1～5% 範圍），MgO含量在1%左右。6件釉砂的主要着色元素為銅，CuO含量3～8%（表一）。從阿敦喬魯6件珠飾的結構和成分來看，它們均屬於混合鹼釉砂。

　　（二）阿敦喬魯釉砂的原料

　　釉砂的主要原料為石英、助熔劑和着色劑。石英有兩種可能來源，一種為雜質含量較少的石英石，另一種是雜質含量較多的石英砂，後者通常含有一定量的石灰石、貝殼、長石、鐵或鈦氧化物等雜質。阿敦喬魯的6 件釉砂鐵、鈦等雜質含量較低，大部分樣品的Fe2O3 含量低於0.5%，所有樣品的TiO2 含量不超過0.2%，説明所用原料的雜質含量較少。值得注意的是，阿敦喬魯釉砂含有多寡不等的CaO，雖然CaO與SiO2含量的線性關係不顯著，但仍可見兩者之間存在一定的負相關趨勢（圖三），這説明CaO不是SiO2引入的雜質。從現有材料看，阿敦喬魯釉砂使用較純淨的石英石的可能性較大。

　　除石英外，助熔劑也是釉砂的重要原料，助熔劑可降低石英熔融温度，促進玻璃相的形成。西方學術界對混合鹼釉砂的助熔劑原料存在不同認識。Robert H. Brill提出混合鹼熔劑的三種可能來源，其中就包括不純淨的天然泡鹼和經過提純後的草木灰。Alison Sheridan 和Ivana Angelini主張草木灰或耐鹽植物灰可能是混合鹼的熔劑原料，而Julian Henderson則主張混合鹼的助熔劑氧化鈉、氧化鉀分別來自兩種礦物原料。然而泡鹼約在公元前1 千紀大規模用於製作釉砂和玻璃，阿敦喬魯釉砂的年代明顯早於天然泡鹼大規模使用的年代；此外，釉砂中CaO和MgO含量的高低也受制作過程的影響，CaO和MgO含量偏低的情況既可能是原料本身所含鈣、鎂較低，也可能是對原料進行提純處理後作為雜質被排除出去。所有這些因素，無疑增加了判斷混合鹼釉砂原料的複雜性。

　　（三）阿敦喬魯釉砂的技術特徵

　　圖四是阿敦喬魯釉砂在舊大陸釉砂成分體系中的位置，取阿敦喬魯釉砂釉層（GLZ） 和胎體（BDY）Na2O 和K2O含量的平均值， 與埃及、兩河流域、印度河谷、歐洲和中國東部地區的西周時期釉砂進行比較，可看出有5件阿敦喬魯釉砂屬於歐洲和埃及的區域內，而與兩河流域、印度河谷以及中國東部地區西周時期釉砂有較大差異。

　　目前中國境內其他地區尚未發現這種連體串珠狀釉砂，中國自制釉砂的成分（以氧化鉀為主要熔劑）也與阿敦喬魯釉砂（以氧化鈉為主要熔劑）不同。而遠在埃及的Amarna 遺址（1575 ～ 1308 B.C.E.）和印度河谷Harappa遺址（2600 ～ 1900 B.C.E.）卻發現有相似器形的釉砂製品。但是，阿敦喬魯釉砂與印度河谷釉砂的成分存在較大差異，主要熔劑氧化鈉和氧化鉀普遍高於印度河谷，氧化鉀含量也超過大部分埃及釉砂（圖五）；因此，從現有材料看，阿敦喬魯釉砂與印度河谷和埃及的聯繫並不是那麼密切。在北高加索地區（也曾）發現連珠釉砂，同時含有較高的氧化鈉和氧化鉀，無論是器形還是成分都與阿敦喬魯釉砂較為接近。

　　釉砂製作工藝分為成型工藝和施釉工藝。成型工藝又分為手塑成型和藉助模具（或內芯輔助成型）兩類。阿敦喬魯釉砂均呈連體串珠形，每件連體串珠釉砂有2 ～ 8 顆不等的小珠構成，部分連體串珠的小珠數量較少，可能是後期損毀所致。釉砂珠的尺寸較小（穿孔直徑約0.05 ～ 0.08cm），器壁極薄，單純依靠手塑成型存在很高的技術難度。同時，釉砂珠的穿孔內壁平滑筆直（圖五），説明釉砂使用了內芯成型工藝。阿敦喬魯同一件釉砂珠的各個連珠的尺寸亦存在差異，顯示出人工製品的隨意性，推測阿敦喬魯連體串珠釉砂是胎體成型後，在胎體還保持一定可塑性的情況下，藉助平板拍或鑷子類的工具，在平滑的粗坯表面按壓或夾出亞腰，從而形成凹凸起伏的形狀。

　　（四）技術傳播

　　目前，新疆區域內出土釉砂從西至東依次為新疆阿敦喬魯墓地、薩恩薩伊墓地、天山北路墓地、亞爾墓地。薩恩薩依墓地釉砂的研究數據尚未刊佈，但其餘幾處墓葬釉砂均有數據發表。新疆西部的阿敦喬魯墓地SM41年代最早（ 公元前1661 ～ 公元前1546）， 新疆東部的的天山北路墓地M200 年代約公元前1500 ～公元前1400、亞爾墓地年代約在公元前1000 年前後，三處墓葬所出釉砂均為混合鹼類型。林怡嫺認為公元前第2 千紀中期，新疆的混合鹼釉砂可能來自北高加索地區。阿敦喬魯釉砂的發現説明混合鹼釉砂經新疆西部傳播至東部哈密地區的可能性，暗示早在公元前2千紀新疆區域內很可能存在一條混合鹼釉砂由西向東的傳播路線。

　　約在公元前1000 年，高鉀釉砂開始出現於河西走廊（甘肅於家灣墓地） 和黃河流域中游地區（山西天馬—曲村墓地），一般認為高鉀釉砂是中國自制的。鑑於新疆區域內所出釉砂均為混合鹼類型，而晉陝地區則以高鉀類型為特徵，且新疆釉砂多連珠形釉砂，而晉陝地區未見該造型的釉砂，林怡嫺等人主張新疆和晉陝地區的釉砂為兩個體系，應該謹慎評估新疆在釉砂傳播的影響方面的作用。事實上，晉陝地區的高鉀釉砂往往含有一定量的氧化鈉，按照林怡嫺等人提出的釉砂劃分標準，一部分高鉀釉砂應劃入混合鹼類型，例如山西晉侯墓地、山西大河口霸國墓地、陝西韓城梁帶村墓地均發現混合鹼釉砂。對釉砂研究而言，改變釉砂類別會直接影響對它們產地的判斷，而三處晉陝地區發現混合鹼釉砂，顯示新疆在釉砂傳播中的作用仍然值得重視。

　　三、結論

　　阿敦喬魯的釉砂是目前中國境內年代最早的釉砂製品，均為連珠形的混合釉砂。它一方面反映了公元前第2 千紀以來新疆地區與西方的物質文化交流，另一方面也契合了釉砂由西向東傳播的設想。這批新材料的發現填補了在此之前的時間和空間的空白，對更深入的研究無疑提供了新的、重要的線索。以新疆西天山為中心的地區是青銅時代文化交流互動較為活躍的區域，阿敦喬魯遺址所代表的青銅文化類型在與歐亞草原的早期生業模式互動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阿敦喬魯的釉砂可能是歐亞地區在更大範圍交流互動的背景下，出現於中國新疆西天山地區。以此為契機對史前釉砂的工藝和傳播過程的進一步研究，將有助於全面瞭解以阿敦喬魯為代表的新疆西天山地區的青銅時代人羣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互動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

　　致謝：在此項研究取樣工作中，新疆博爾塔拉州温泉縣文物局的尚國軍、巴特爾提供了大量的幫助；北京科技大學鋼鐵冶金新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左曉劍在實驗過程中提供幫助；在本文研究過程中，北京科技大學科技史與文化遺產研究院李延祥、陳坤龍、馬泓蛟，山東大學文化遺產學院馬清林，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崔劍鋒給予了有益的建議，在此一併表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