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好數理化”是21世紀最大的毒雞湯 | 烏鴉校尉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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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思維層次

導讀

是時候重視以文科為代表的軟實力建設了，現在眾人皆醉我獨醒，全世界都渾渾噩噩，一塌糊塗，正是進行文化輸出的好機會。

昨天，平安夜開播的《明星大偵探》第六季開播。

結果，節目卻把裏面出現的所有聖誕元素通通打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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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們感到很納悶，如果是要抵制過洋節的話，打碼打到這種影響觀感的地步是不是也太過了，大大方方一點沒人會把你們怎麼着呀。

還有人問，既然你自己都覺得聖誕元素可能會有問題，為啥打一開始你們不換個策劃啥的呢，一定要用聖誕元素，然後放出來的時候就打碼，大可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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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甭管這期節目出於什麼考慮這麼做，我們不能迴避的一點是，節目擔心的“敏感性”的存在，就是我們在文化上還處於劣勢地位的一個重要體現。

而我們文化上的劣勢，有一部分根源是長期以來，我們對文化建設就不是很重視，時代決定的。

網上關於中國人的語文是否在退步的話題，一直是被大家熱烈討論的。

早在2010年，教育部、國家語委在發佈的《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中就指出：青少年漢語能力和漢字書寫能力正在下降和退化。

前段時間，一份政府文件在網絡走紅，內容是“廣西欽州市靈山縣成立《武則天她媽在欽州》歷史文化研究工作組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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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不知道是福是禍，偌大的中國，有幾人知道廣西靈山縣？如今以這種尷尬的方式暴得大名，讓人清楚了原來這裏還有個武則天她媽的縣，諷刺味道十足。

農村和基層的硬核標語，也常常在遊走在文明尺度的邊緣，早年是“一人超生，全村結紮”“寧可血流成河， 不可超生一個”，如今變成了“隱瞞症狀不上報，黃泉路上提前到”、“今年上門，明年上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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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到諸如此類讓人哭笑不得的情況，很多人往往會説上一句：

你的語文是不是體育老師教的？

上過中學的都知道，語文歷來是三大主課之首，看上去佔據了沉甸甸的分量。

但真去看看補習班就知道，學英語學數學的擠破腦袋，學習語文和作文的門可羅雀。

語文在應試教育中成為一個雞肋的存在，表面上好像是因為提分有限這樣的功利性理由，背後卻還有這重理輕文的社會風潮。

父輩們口中的“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今天仍然沒有過時，一直到現在，在大學裏，學理工都還是主流。

結果，長期地重理輕文，種下了苦果。

走出國門，我們被全世界輿論圍攻，毫無招架之力。

像女權、動保、環保、LGBT等白左思潮，以及後現代頹廢亞文化在城市裏落地生根，以至今天社會的割裂越來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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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人民富豪”們各種張牙舞爪，往無產階級身上潑髒水，我們只能憤怒，或者調侃，寫段子，玩梗，卻始終拿不出一套真正的理論，對他們殺人誅心。

從“打工人”到“乾飯人”，再到“小丑竟是我自己”，從勞資矛盾到感情問題，我們除了自嘲之外，似乎就沒有辦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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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視以文科為代表的軟實力建設，讓我們國家，讓我們知識分子，讓我們底層勞動者，吃了很大的虧。

回顧歷史，中國人在文理應該孰輕孰重的議題裏，在以前就爭論不休。

經歷過幾次大的教育調整，終於演變成現在的格局。

中國古代一直是重文輕理的，從夏商周的學習“六藝”，到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再到“四書五經”和“作八股”，不管是官辦教育，還是民間書院，都以文科課程為主。

但這樣也不對，科學技術總是落後于思想建設。

兩次鴉片戰爭後，侵略者血洗中國，朝堂羣臣被打醒，弄明白天天玩點詩書禮儀是沒用的，洋槍洋炮才是硬道理，於是洋務運動轟轟烈烈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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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洋文、軍事和技術的新式學堂成了重中之重，對過去的思想有所衝擊。

但舊帝國留下的包袱太重了，出國留學的學生們有的直接剪了鞭子，回來後不僅在人羣中貽笑大方，甚至還會被砍頭。

走馬觀花，上房頂揭幾片瓦，換一身新式官服，就到了民國。民國面對的世界形勢更復雜，國外一戰打響，國內鐵騎踐踏，帶有強烈反思的新文化運動開始了。

五四新文化運動那場中西文化論戰開沒徹底結束，1923年中國思想界又掀起了一場大波瀾。

搞哲學的張君勱，在清華給出國留學生作了一場名為《人生觀》的演講，説科學不能解決人生觀問題，他的朋友地質學家丁文江對此非常不滿。丁文江在《努力週報》上發表文章反對張的觀點，字數是他的三倍還多。

這一下就熱鬧起來了，文科理科兩大陣營的學者，紛紛擼袖子上陣，有的支持張君勱，有的支持丁文江，這就是著名的“科學與人生觀論戰”，簡稱“科玄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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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文化派眼裏，科學的方法是萬能的，帶師胡適就是這派的領袖，他説:“我們也許不輕易信仰上帝的萬能了，我們卻相信科學的方法是萬能的。”

老一輩的學者們對此不以為然。

1920年，梁啓超遊歷歐洲完回國，他見識了歐洲戰後的破敗景象後，就在他的《歐遊心影錄》裏發出了感慨，説“科學萬能之夢”已經破產。

梁簌溟對科學也有警惕，認為科學本身就含有有害的生命觀、粗糙的功利主義和過度的行動主義，要對它加以必要的節制。

科玄論戰沒有徹底定下勝負，但它開啓的文理之爭，卻一直延續到現在。它所留下的思辨，也值得我們重新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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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教育系統的人大多還是文科出身。

1921年，東南大學招生考試中，有一份國文卷子令老師們交口稱讚，評卷後，老師們都打了滿分。這名考生名叫盧冀野，年僅16歲，號稱金陵才子。

盧冀野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他有首小詩，在今天廣為人知：

記得當時年紀小，我愛談天你愛笑。有一回並肩坐在桃樹下，風在林梢鳥在叫。我們不知怎樣睡着了，夢裏花落知多少。

後來一句“夢裏花落知多少”，還被作家三毛拿去做了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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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盧冀野此次並沒有被錄取，因為他的數學是零分。

第二年，他捲土重來，數學成績還是不行，但國文系破格將他招錄進來。

民國時期跟盧冀野一樣被破格錄取的人相當不少，作家錢鍾書數學15分，進了清華，著名力學家錢偉長，數學、物理、化學和英文加起來25分，進了清華；歷史學家吳晗數學零分，也進了清華。

看來今天所謂“高校自主招生灰色尋租空間”的問題，在民國就已經大行其道了。

畢竟偏科到這種程度還能混進清華的人，家裏也都是有頭有臉的名門望族。如果你操着一口湘潭土話，穿着上衣衫襤褸，那些大教授、大知識分子們，想必是不會多看一眼的。

民國的文科教育，一種是農村地主鄉紳舉辦的傳統學堂，學的是詩詞格律和四書五經，從古人的著作裏尋章摘句。

另一種就是這種新式教育，但它是以美國為老師的，連清華大學都是美國經費支持的，更不用説許多教會大學了，他們學習的自然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思想理論。

不管是老掉牙的封建雜學，還是匍匐西方的新學，都不符合時代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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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國民政府遷至南京後，創立了中央大學，並對中山大學、浙江大學進行改組。這一時期，受到重點支持的大學，學術研究都偏“理工”，主要是天文學、地質學、農學、生物學等相關學科。

這時候開始，大學理工科逐漸開始吃香了，學生普遍重視英語，就是為了方便學習西方科學技術。

1932年5月19日，廣州的教育專家在中山大學召開了一次討論大學教育方針的會議。會上達成了一個議決案，其中第一條即是：“停辦文法科，或減少數量，同時多設職業學校，以適應社會生活之需要。”

很快，國民黨中央也響應了。

陳果夫提交了一個所謂“徹底改造教育之新動議”，裏面指出，“自本年度起，全國各大學及專門學院，一律停止招收文法藝術等科學生，暫定以十年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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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果夫的提案還沒到達中央，學者蔣廷黻聽到消息後，趕緊在《獨立評論》上進行了“不必評論”的評論：“國家怕亂就把這些功課停了；停了的結果徒然使國家更加亂，因為國人的思想更加會亂。”

民間反對聲不絕於耳，政府強行推理科教育，收效甚微。

民國的教育雖然重文輕理，但由於沒有主體文化和指導思想，歪理邪説氾濫校園，唯心主義氾濫，很多所謂的大師，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並沒有為國家創造出一套系統性的理論。

更重要的是，民國奉行的是精英教育，城市資產階級搞新式教育，農村地主鄉紳搞傳統教育，但廣大羣眾幾乎都不識字，上層和下層各玩各的，這樣的教育註定是失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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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曾説過，中國曆來只是地主有文化，農民沒文化。

解放戰爭尚未結束時，掃盲工作就已經開始了。解放區每到冬天農閒季節，農民們便被組織起來讀書識字。這種學校只在冬天開課，因此被叫做“冬學”。

新中國規模更龐大的掃盲運動，使廣大人民擺脱了舊社會的噩夢，打開了知識文化的大門，從而實現了自身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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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我們國家選擇蘇聯陣營，在高等教育上卻是做出了 “以俄為師 ”的戰略抉擇 。

蘇聯教育模式是一種專才教育，依附於計劃經濟體制。學生招生和分配完全根據國民經濟建設計劃學科是否存在和專業細化的程度。

最高學府莫斯科大學，哲學系只有兩個專業，經濟系只有三個專業，而農科達90餘種專業，工科專業更細化到200多個。

建國前夕，1949年9月政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就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努力發展自然科學，以服務於農業、工業和國防建設。

1952年至1953年，中國教育部仿效蘇聯高等學校，調整出大學中工、農、醫等"為人民服務，首先為工農服務，為當前的革命鬥爭與建設服務"的學科，新建專門學院或合併到已有的同類學院中來重點發展。

這就是著名的“院系調整”，也就是把原來的綜合性院校，拆分合併為專科院校，比如清華就成了一個純粹的工科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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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調整後，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等學科被停止和取消。拿社會學來説，原來分佈在全國的20多個社會學系經過1952年的調整，只剩下兩個，1953年院系調整後，僅存的兩個社會學系也被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