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皮毛！美《外交事務》雜誌：壟斷勢力是美國不平等的根源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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壟斷勢力是美國不平等的根源

作者：澤法爾·蒂喬特（Zephyr Teachout）

譯者：李旭

法意導言

在鍍金時代的美國，人們為對抗壟斷，做出了許多方面的努力與嘗試。而在當下，大型科技公司等新興壟斷巨頭的出現彷彿將人們再次帶回到鍍金時代，重新體驗被寡頭支配的恐懼。日前，福特漢姆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澤法爾·蒂喬特（Zephyr Teachout）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上撰文，呼籲當下的美國人警惕新時期壟斷企業所帶來的財富與權力集中化，壟斷帶來的不僅有嚴重的社會不平等問題，還對美國的民主機製造成了相當程度的衝擊。同時，作者提醒當下試圖反抗壟斷企業的人們，要聯合其他種族的人蔘與到這項事業當中，否則他們將遭遇與自己鍍金時代的前輩一樣的徹底失敗。

圖為本文作者澤法爾·蒂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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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所謂的鍍金時代始於1877年的妥協，雙方以共和黨候選人拉瑟福德·B·海斯（Rutherford B Hayes）入主白宮為條件，換來了聯邦軍隊從南方三個州撤軍的結果，從而解決了1876年紛爭不休的總統選舉。從短期來看，妥協實際上結束了重建時代（Reconstruction）。從長遠來看，這一妥協使得南方白人恐怖主義者的勢力得以鞏固，並導致美國政壇重新洗牌，削弱了聯邦政府對“資本力量”（“Money Power”）的掌控能力，在當時的批評者口中，“資本力量”一詞是用來形容那些正在穩步掌控市場與政治體系的力量。

到1900年，佔美國人口數量1%的人擁有全國一半以上的土地；而占人口數量近50%的人只擁有1%的土地。占人口數量0.33%的千萬富翁擁有美國17%的財富；而40%的美國人則一貧如洗。在南方各州，當局使出渾身解數，通過設置識字測驗、民調税、不公正的劃分選區以及保留條款等障礙，粗暴地、有計劃地剝奪了黑人來之不易的選舉權，以阻止黑人政治權利的恢復與經濟實力的增長。僅僅25年後，人們就已經覺得上述措施所導致的結果是理所當然的了：如果要定義一下美國的制度，那就是壟斷與壓迫。

共和黨總統威廉·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在1896年與1900年的競選活動資金都來自商業巨頭的捐款，而這些捐款都是由他的首席戰略家“財神爺”（Dollar Mark）漢娜所募集而來的。僅標準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的約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就為麥金利的第一次競選活動提供了超過相當於今天的700萬美元的直接捐款。這一巨大的資金來源使得麥金利的競選開支甚至比他的民主黨對手——平民主義者威廉·詹寧斯·布賴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多20倍。洛克菲勒是少數幾個控制壟斷企業的寡頭之一，在當時，這些壟斷企業幾乎支配了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每一個部門。像科尼利烏斯·範德比爾特（Cornelius Vanderbilt）、傑伊·古爾德（Jay Gould）和J·P·摩根（J. P. Morgan）這樣的寡頭，首先在各自的市場上搶佔根據地，然後通過各種手段，摧毀或收購他們的競爭對手，從而建立了他們的壟斷帝國。這些寡頭聲稱他們僅僅代表了新的、更有效的經營體系與技術，從而試圖為自己的統治地位辯護。這些寡頭掌握了大量資金，但需要注意的是，他們仍然受到華爾街金主的牢牢控制。

無論是在任何一級級政府，還是在國內的任何一片土地上，這些“強盜大亨”都在利用自己的鉅額財富逃避監管，顛覆民主進程。在為這些寡頭服務的各項制度中，最需要我們注意的是信託，即一個允許他們在多個公司中掌權的法律主體。為了創設信託，他們必須繞開某些州的法律，所以這些寡頭們讓美國各州互相競爭，這些州爭先恐後地通過改變本州的法律以允許越來越集中的壟斷，從而吸引寡頭的投資，在這一過程中，寡頭們將競爭推到了極端。

但在整個鍍金時代，美國社會正在發生一些變化，這些變化最終將挑戰那些強盜大亨及其控制下的政治階層。美國的勞動力與人口結構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在1880年時的美國，只有不到300萬女性擁有自己的工作；而到1910年時，這一數字翻了三番，而且婦女勞工運動已經組織了第一次罷工，併成功地推動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義的改革。19世紀80年代，隨着農業的衰落以及工業化步伐的加快，村鎮流失了40%的人口。與此同時，城市發展迅速。大量移民湧入美國，從1880年到1914年，有2000萬移民漂洋過海來到美國。起初，移民主要來自北歐國家，後來，來自南歐的移民成為主力。這些初來乍到的移民建立了各種形式的政治性組織，從而重塑了選民階層。

當這些強盜貴族們粉飾着他們的宮殿，沉浸在他們認為自己所承擔了的公共責任時，在貧民窟裏則是另外一幅景象：疾病橫行，農民們揹負着沉重的債務苦苦求生，工人與礦工則冒着死亡或被機器肢解的危險才能勉強餬口。與此同時，自19世紀70年代以來，農民、工人、反壟斷聯盟、工會和地方政府官員聯起手來共同反對壟斷組織的運動規模越來越大。在這一運動中，主要有三個團體來推動反壟斷：他們分別是平民主義者、進步派與社會主義者。這三類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意識到，鍍金時代不平等的根源是市場份額、財富以及政治權力的過度集中。美國的社會主義還遠遠不夠形成一股足夠強大的政治勢力，但平民主義和進步運動已經在許多重要方面上實現了聯合，從而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推動變革的勢力。

那個鍍金時代與今天是何等的相似，以至於人們普遍認為，當下就是一個新的鍍金時代。正如記者巴里·林恩（Barry Lynn）在其著作《從掌控者手中獲得自由》（Liberty From All Masters）中指出的那樣，當年的強盜大亨們與當今的高科技壟斷企業都使用了同一種策略，**即鼓勵人們將巨大的不平等視為資本主義與技術變革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悲劇。但正如林恩所説，當年與現在的主要區別之一是，鍍金時代的人們更偏向於拒絕接受這種為壟斷辯護的理由。然而在今天，美國人則更傾向於將財富和權力的怪異集中視為正常現象。**當時，有相當數量的美國人拒絕這樣做，這些人為了創造一個更加公平和民主的社會，進行了長達數十年的鬥爭。另一方面，在鍍金時代，儘管黑人在促進這些運動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晚期的平民主義者與進步人士卻並沒有選擇團結他們，這無可避免的導致了運動的失敗，當今的反壟斷運動也吸取了這一教訓，有意識的吸納各個種族的人員參與進來。

隨着時間的推移，超級富豪以及那些接受了寡頭豐厚報酬的專業人士通過諸多手段削弱了平民主義與進步運動所取得的成果。今天的平民主義者和進步人士最好在那些有限的成果中吸取教訓：我們需要通過諸多不同的形式來反對不平等與壟斷權力，因為壟斷權力從來不是種族中立的，所以，除非以種族包容的態度反抗壟斷權力，否則這場鬥爭永遠都不可能真正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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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人民的力量

在挑戰鍍金時代現狀的三股勢力中，平民主義者的勢力最初源於19世紀70年代。他們的運動主要集中在美國南部與中西部，但這一運動本身並沒有一個統一的中心：分別有黑人與白人的平民主義者，城市與農村的平民主義者，以及擁有不同信仰的平民主義者。**但他們共享着一系列核心目標：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加強州際工業的監管，解散信託基金，允許人民直選參議員，以及設立聯邦層面的所得税。**平民主義者與共和黨中的激進派最後的殘餘勢力實現了結盟，併成功地推動了幾項立法。第一項是1883年的《彭德爾頓法案》（the Pendleton Act of 1883），這是一項全國性的改革競選贊助的法案，它禁止了諸多形式的政治贊助。接下來是1887年的《州際貿易法》，這是第一部規範鐵路行業壟斷行為的聯邦法律，它禁止鐵路公司區別對待不同的客户。1890年的謝爾曼法案（The Sherman Act of 1890）是第一部聯邦反托拉斯法，但很可惜，這部法律很快就被最高法院廢除了。1894年，國會創設了第一項和平時期的聯邦所得税，但它的命運更為悲慘，因為它遭到了最高法院的徹底否決。

在試圖衝擊選舉失敗以及一系列內訌之後，平民主義運動在20世紀初期逐漸衰落，但其反壟斷目標的核心部分被進步主義運動的領導者所吸納。與平民主義者相比，早期的進步派在社會經濟地位以及地域上的差異較小，這一運動的大多數人都來自城市中的上流階層，往往擁有新教背景。他們試圖通過提高政府的效率、精英化與透明化等運動來打擊鍍金時代的過度壟斷。他們希望通過純潔、道德正直與愛心來重塑美國社會，同時重塑美國人的靈魂。他們對貧民窟的狀況表示譴責，同時譴責政黨的領導者，反對美國人的酗酒行為，並主張迅速同化移民，擴大公共教育。

平民主義運動和進步主義運動從來沒有實現完全的結合，同時由於長期的緊張關係，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進步主義流派。平民主義的進步人士強烈反對資本的壟斷與集中以及不受管制的私人權力，他們認為這與民主格格不入。精英派的進步人士則只是擔心那些明顯涉及價格操縱或腐敗醜聞的壟斷，而對通過完全的合法手段實現的對市場的扭曲或政治上的壟斷，他們則毫不介意。在這一思路的指引下，西奧多·羅斯福，一位傑出的精英派進步主義者，區分了“好的信託”和“壞的信託”。

相比之下，美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則小了很多。在十九世紀，社會主義運動是平民主義運動的一部分，在二十世紀的頭十年裏，社會主義人士組成了一個新的政黨。社會主義者在觀察了財富與權力的集中過程及其結果後得出結論，他們認為唯一的出路是實現大多數主要產業的國有化。社會黨有一個小而堅實的支持基礎：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是一名勞工組織者，1894年因在普爾曼大罷工中扮演重要角色而被判有罪，在獄中，他成為了一名社會主義者，他在1900年至1920年間5次競選總統，並在1912年贏得了6%的選票。但該黨從未獲得成功，部分原因是主要的工會都不接受這一政黨，部分原因是美國的選舉制度結構有意地限制了第三方的影響力。

圖為美國社會黨黨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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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的勝利

從重建時代結束到1917年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平民主義、進步主義和社會主義在各級政府之間不斷對話。他們也經常與其他學派意見相左，比如社團主義，他們認為大公司規模的不斷擴大是象徵着進步與效率的標誌，儘管有必要進行細微調整，但只有與政府結盟的行業才能實現持續增長。

這個時代最引人注目的政治時刻是1912年的總統大選，當時的核心爭論議題是如何對待大公司的壟斷與集中。社會黨候選人德布斯提議將大工業國有化。共和黨候選人威廉·塔夫脱（William Taft）則為現狀辯護，他承諾將起訴嚴重濫用信託的行為，但絕不進行任何根本性的改變。羅斯福曾於1901年至1909年期間以共和黨身份擔任總統，但這次未能獲得黨內提名，所以他以進步黨候選人的身份參選，他主張建立一個他稱之為“新民族主義”（the New Nationalism）的政府與企業之間自上而下的聯盟，羅斯福以反托拉斯者而聞名。但到了1912年，儘管他屬於進步黨，但他卻成了一個一心一意的社團主義者。民主黨候選人、新澤西州州長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在他稱之為“新自由”（the New Freedom）的競選宣言中採取了一種更接近平民主義的立場，其重點是系統性地分散私人權力，同時更廣泛地實施對工業的管制。

威爾遜以435張選舉團人票的結果大獲全勝。他迅速行動起來，將他的反壟斷願景付諸行動。他採取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是簽署了1914年的克萊頓法案（the Clayton Act），該法案強化了反壟斷的法律法規。正如林恩在書中所述，威爾遜把他用來簽署法案的鋼筆送給了美國最重要的工會——美國勞工聯合會主席塞繆爾·龔帕斯（Samuel Gompers）。這兩個人都明白，勞工政策和反壟斷政策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支持勞工的法律會使得工人更容易成立工會，而反壟斷法則使資本家更難相互勾結，也更難虐待工人。龔帕斯稱克萊頓法案為“工黨的大憲章”。

然而，這是一場不完全的勝利。儘管威爾遜的反壟斷措施讓所有種族的工人都獲益了，但在他的總統任期內，他並未能推進種族平等的事業。在1912年的選舉中，一位傑出的黑人知識分子，W·E·B·杜·波依斯（W.E.B.Du Bois）打破了黑人與共和黨結盟的傳統，轉而支持威爾遜。杜·波依斯的《黑人的重建時代》（Black Reconstruction）一書是反壟斷領域內的經典，在這本書中他選擇支持威爾遜，部分原因是他承諾接受信託，部分原因是羅斯福公開承認自己的種族主義傾向。（威爾遜本人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稍微不那麼公開）但當威爾遜贏得選舉後，拒絕黑人領袖擔任要職，並接受種族隔離政策，這一系列舉動都讓杜·波依斯深感失望。

威爾遜並非唯一一個這麼做的人：在當年，白人中的平民主義者、進步派與工會領袖廣泛拋棄了黑人公民。在鍍金時代的頭20年裏，跨種族的組織似乎還有可能取得成功。黑人農民中的平民主義者代表了南方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他們與白人一同工作。早期的美國勞工聯合會同樣的歡迎黑人和白人工人。共和黨曾經支持黑人選民。威爾遜還承諾給他們一個家，在某一個短暫的時刻， 1912年的民主黨看起來真的可能會成為他們的家。但這一切都化為烏有：當面臨建立一個多種族聯盟的挑戰時，平民主義者與進步派人士都退縮了，最初他們認為建立多種族聯盟是毫無希望的，之後他們轉向了種族主義，最後他們甚至開始支持種族隔離，以試圖保住南方白人民主黨人的支持，多年以後，這一措施會帶來一系列後果，進而限制了新政的實施範圍。

圖片為諷刺美國金融資本對政治的控制的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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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利益

**與20世紀初的先輩一樣，在當今的美國，財富與權力正日益集中，今天的美國人正經歷着數十年來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僅在過去十年，全世界範圍內就有近50萬家企業實現合併。現在10%的美國人控制着全國97%的資本收入。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近一半的新增收入都流到了最富有的1%的美國人手中。最富有的三個美國人的總財富之和超過最窮的1.6億美國人的財產之和。絕大多數行業都由少數幾個公司所掌控，他們制定着行業標準，排擠競爭對手，並利用差別定價來儘可能多的獲取利潤，進而獲得更大的權力。三家公司控制着數字廣告這一行業，牛肉包裝行業則由四家企業主導，在醫院領域，全國範圍內的公司數量正不斷減少。為了扭轉這種壟斷的浪潮，今天的平民主義者與進步人士應該繼續推進他們的前輩們未竟的事業：解散那些規模太大的公司（或將它們所從事的領域重新歸類為公共事業），並嚴格限制競選捐款，使得財富並不能輕而易舉的轉化為政治影響力。

鍍金時代，在面臨信託被濫用的問題上，工人與農民遇到了一個問題：對於某些領域而言，只有當其規模擴展到全國範圍內時，才能得到更好地運轉，同時，廣泛的用户基礎也可以提供不菲的價值。例如城市交通、供水以及國家鐵路等領域，我們需要的是集中化，或者至少不能完全分散。但是集中化後的私人權力會侵蝕民主，進而造成了社會的不平等。平民主義者與進步派試圖通過將古老的“公共運輸”（common carriage）原則應用於現代工業國家來解決這個問題。公共運輸原則認為，某些行業承擔着基本的公共職能，因此，應當以公共利益為由加以管制，即強制收取合理且固定的費率，並禁止歧視顧客。在鍍金時代，這些運動的組織者要求大型的、呈網絡狀的行業必須遵守此類法規，否則，他們將面臨國有化。無論是高度監管的行業還是國有企業，他們都經常使用“公共事業”這個詞。他們將那些對社會基本需求而言十分重要，但無法有效地分散提供的各類商品和服務納入這一框架之中，如水、電、氣、電報以及運輸等領域。如今，反壟斷主義者也在使用相同的方法，一方面試圖拆解壟斷企業，一方面推動針對公共事業的監管，比如要求亞馬遜平等對待其市場上的所有賣家，還包括堅持亞馬遜的市場部門應與其倉儲部門相分離，倉庫也應彼此分開，這樣這些員工就擁有加入工會的機會。

在鍍金時代，平民主義者，進步派，社會主義者，甚至一些社團主義者都希望能夠改革競選經費制度，在這一領域他們也取得了很大的進展。1907年，蒂爾曼法案（the Tillman Act）禁止企業向競選活動捐款。三年後，國會通過了《聯邦反腐敗法》（Federal Corrupt Practices Act），該法案首次要求聯邦級別的候選人披露資金來源。接着是對捐款的進一步限制。這些措施立刻顯現了它們的威力，與此同時，這些措施也影響深遠：按人均計算，聯邦公職候選人所獲得的競選捐款大幅下降。事實上，直到最近幾十年，企業的競選支出才達到鍍金時代的水平。在競選資金上所採取的措施體現了平民主義與進步主義之間的關係：南部與西部的平民主義者因為他們厭惡大公司所掌握的龐大權力而支持這些措施；城市中的進步人士則因為他們在道德上的要求，反感浪費以及腐敗行為而支持這些措施；由於自下而上的支持，當選的官員別無他法，只能接受這些措施。

然而，在隨後的幾十年裏，經組織化的競選資金找到了規避這些限制的方法。如今，美國的政治資金空前氾濫：根據政治相應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的數據，2020年美國大選中，政治性的競選活動總共花費了140億美元。為了打擊這一亂象，今天的激進分子需要比他們鍍金時代的前輩走得更遠，並在聯邦一級推動所有競選活動均由公共財政提供全額資助的法案通過。

圖片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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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問路在何方

**當下，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平民主義進步運動。這一運動的前景似乎不像幾年前那樣，離我們尚且遙遠。**今天，小企業主與工人正在加入新的草根團體，這些團體正在與壟斷組織進行鬥爭，同時他們也將有色人種所面臨着的困境擺到了中心位置。雅典娜（Athena）就是這樣的一個組織，這個組織是一個多元化的、跨種族聯盟的組織，該組織的有色人種領袖認為亞馬遜對黑人工人的虐待尤其嚴重，這一行為對少數族裔所擁有的企業造成了特別嚴重的破壞性影響。與此同時，像來自佛蒙特州的獨立民主黨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馬薩諸塞州民主黨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這樣的國家級政治人物，與許多其他民主黨國會議員和州檢察長一樣，經常指責濫用壟斷地位的企業。美國羅德島州民主黨眾議員、眾議院反壟斷小組委員會主席大衞·西西林（David Cicilline）最近完成了一項時間跨度長達16個月的針對大型科技公司的調查，收集了超過100萬份文件，採訪了數百名專家（其中包括我），並要求亞馬遜、蘋果、臉書以及谷歌的首席執行官到在國會作證。由此產生的報告要求針對大型科技公司採取“結構性分離”或者拆解措施；要求他們採取足以產生巨大網絡效應的非歧視制度（這是公共事業監管的一種形式）；要求推翻有害的法院判決；以及要求充分執行現有法律以打擊濫用壟斷地位的行為——這些監管措施的應用範圍很容易被擴展到大型科技公司之外。

**同樣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份報告將壟斷權力界定為不平等的根源，也是對民主的威脅。**西西林去年7月在委員會的一次聽證會上提到：“美國的民主機制會一直同壟斷勢力作鬥爭”。他指出，像鍍金時代的信託一樣，大型科技平台“掌握着決定輸贏的大權，他們吞噬掉小企業，扼殺競爭對手，與此同時還可以獲得大量利潤。他們掌控着合同條款的制定，他們可以掌控全局，甚至顛覆整個行業。這些壟斷企業所激發出恐懼代表着私營政府的權力。”

反壟斷有可能彌合過去10年使美國政治陷於癱瘓的黨派分歧。最近的民調顯示，共和黨人普遍支持遏制信託。同時，多位共和黨國會議員也積極參與了西西林的調查。最後，他們發表了一份單獨的報告，基本上同意民主黨多數派報告所認定的現實問題，但並不認可其解決措施。大多數共和黨領導人所做的無非是僅僅採用平民主義的話語，而並不採取實際行動支持反壟斷。然而，如果支持他們的選民更加關注這個問題，情況可能會發生變化。

阻礙新一輪平民主義進步派反壟斷運動的將是那些精英政客及其財大氣粗的企業支持者。另一個障礙則是當代進步派的漸進主義傾向。財富與權力的過度集中並不是一個可以通過適度改革就能得以解決的單個問題；可以説，它就是當代美國的運作體制，而這一機制需要被完全改寫。自下而上的憤怒以及對民主更為強烈的渴望可以克服這些障礙——但前提是今天的這些運動的組織者要避免鍍金時代的改革者拋棄他們的黑人盟友的錯誤做法。今天的平民主義進步人士不應低估財富的集中化與種族不平等之間的聯繫——相反，他們應該着重強調這一點，並培養廣泛的多種族聯盟。如果他們做不到這一點，他們所針對當今的這些強盜大亨所取得的任何勝利都將被證明是徒勞的，民主事業將會再次倒退。

翻譯文章：Zephyr Teachout, Monopoly Versus Democracy: How to End a Gilded Age,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21 Volume 100·Numb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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