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寧對話科研伉儷：事業和家庭並肩作戰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2020-12-28 18:52
我們一共徵集到了近兩百個問題。
“兩人都做科研，是合作多還是競爭多？”
“我的科研事業和伴侶的職業規劃有衝突，該怎麼解決？是不是應該有一方放棄學術？”
“你們在什麼階段要的孩子？早期要忙着發論文，太晚生又怕危險。”
“你們遇到過性別歧視嗎？要怎麼應對才能既不冒犯又能表明自己的態度？”
“我是農村女孩，總是被暗示“女孩子要早點嫁人”，生活在有偏見的環境裏，我能做什麼？”
……
問題涵蓋的範圍之廣，是我們始料未及的。問題中撲面而來的焦慮，也凸顯了這屆論壇主題的必要和重要。
昨日（12月27日），第六屆女科學家論壇終於在線上成功舉辦。幸運的是，在嘉賓們熱烈的交談中，我們發現，他們早已面對過、解答過、思考過並仍在思考着類似的人生難題。
《返樸》對論壇內容做了提煉、整理，共分為上下兩篇，上篇（本篇）圍繞科研夫妻的工作生活、合作及取捨、職業發展等話題展開（文末附直播回放視頻）；下篇談談科研夫妻的育兒、時間分配以及所需要的社會支持，將於明日刊出。如《返樸》總編顏寧所説：女科學家論壇是希望用過來人甚至同齡人開誠佈公的分享，給有志於科研的你帶來前進的勇氣和信心。
整理 | 烏鴉少年、Idobon
對話嘉賓
-董欣年，美國杜克大學傑出講座教授，HHMI研究員，美國科學院院士。
-王小凡，杜克大學終身講席教授，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
-宋丹丹，北京理工大學計算機學院長聘教授、博士生導師
-翟季冬，CCF-IEEE CS青年科學家，清華大學計算機系長聘副教授、博士生導師
-閆湞，西湖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助理教授
-吳建平，西湖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助理教授
-李文斐，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與勞倫斯國家實驗室聯合博後，擬聘山東大學“齊魯青年學者”特聘教授，博導
-張哲，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醫學院博士後，擬聘山東大學“齊魯青年學者”特聘教授，博導
主持嘉賓
-顏寧，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終身講席教授，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
人生路上最艱難和最幸福的經歷
李文斐：我印象中最艱難的事情，應該是剛來美國讀博後的那一年，交流太困難了。跟我一塊工作的是一位來自於愛沙尼亞的博後，他一張口説話我整個人都是懵的，真的聽不懂他的俄式英語。我在清華楊茂君老師實驗室做的是X-ray方向，來這兒以後學冷凍電鏡，但是教電鏡的科學家來自韓國，我聽他説話就感覺是在聽韓劇，經常走神。所以第一年我基本上都是困惑和低迷的狀態，基本上沒有什麼成果，就是在適應。
幸福的時候很多，比如第一篇文章接收了， 找教職時我們拿到了第一個共同的Offer ……我生第一個孩子的時候，在實驗室做文章的最後一個圖，剛做好發出去，羊水也破了，自己打車去醫院，一切都剛剛好。很幸運，很幸福 。
張哲：我最困難的是讀博第四年的時候。當時我的研究課題還沒有太大頭緒，而文斐在博士第二年就已經發表了一篇 Nature，如果我要延期畢業的話，兩個人的人生規劃就會受到很大影響，所以我那時候壓力很大。
第二年，課題有了進展。記得那是在冬天，清華的宿舍還沒有來暖氣，我把第一篇論文草稿寫完了。打出最後一個句號時，整個人的壓力一下子就釋放了，那應該是我最幸福的時刻。
閆湞：我最幸福的時刻是第一次做出課題，也就是剛剛解出 RyR1 結構的時候。最開始進入施一公老師實驗室，周圍所有人都特別厲害，我從什麼都不會開始學習，到自己獨立去做一個課題，經歷了各種各樣的不順利，反覆嘗試，最後終於做出來了，當時非常非常開心，這比以後再做出任何課題都開心，因為是第一次。
艱難的時刻是從去年到現在還在經歷的事情。我和建平去年進入西湖大學，開始組建自己的實驗室。實驗室裝修要自己去設計，買儀器、選試劑、擺放儀器……招人也比較困難，一切需要從零開始。與此同時，我自己經歷了懷孕、生產，現在還處於哺乳期，這一段還是比較困難。
吳建平：對我來説，最困難的也是獨立組建實驗室以來這段時間。我和閆湞是同時來到西湖大學的，我們在籌備實驗室的時候遇到很多挫折，有一次閆湞走在樓道里突然摔倒了，那時候她還懷着身孕。那時候壓力特別大，也特別緊張。
雖説起步階段是困難的，但我們的課題也有一定的進展。有一個課題，我感覺自己做得特別出色，在發表前努力打磨，躊躇滿志。但是非常不幸，今年7月份正當我提交這篇論文時，Nature 上有一篇相似的論文發表了出來，我非常懊惱，尤其在事業剛起步的時候遇到這樣的挫折，對我的打擊非常大。但我必須及時調整自己的心態，因為作為一個PI，除了調整自己的狀態，我還需要安撫相關的學生，並儘可能把影響降到最低。那之後我們迅速準備好自己的稿件去提交，結果也算是差強人意，現在這篇論文我們也已經發表。
我最幸福的時刻也是讀博期間做出課題的瞬間。當時我和顏寧老師一起寫論文，顏老師剛好在出差，我和她輪班倒：我白天在這邊改文章、做圖，寫郵件交給顏老師，顏老師在地球另外一邊，在我夜裏的時候改，所以我們把時間利用得非常充分，投文章也特別順利。這件事讓我特別開心，收穫特別大。
宋丹丹：對我來説，2017年底學校推行的人事制度改革是一個艱難的選擇。當時我已經是副教授，也是兩個孩子的媽媽，可以為求平穩繼續待在舊體系中，也可以選擇進入新體系——這意味着必須走出舒適區，面臨“非升即走”的壓力。經過反覆的糾結和猶豫，我最終選擇進入新體系，成為整個學院唯一一個從舊體系轉到新體系的年輕教師。去年年底，通過重重考評，我順利成為長聘教授，身上的壓力才有所減輕。能夠繼續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我覺得很幸福。
翟季冬：我博士畢業後這十年時間倒沒有覺得有什麼特別大的挑戰，最艱難的也是博士期間。因為所在的研究方向出成果比較慢，往往要到最後一兩年才能發表文章，所以這個時期經歷了比較艱難的心路歷程。
至於幸福，我覺得自己是平日裏一點小幸福就可以特別開心的人，每天都會尋找很多事情讓自己開心。比如就在論壇開始之前一小時，我帶的學生因為一篇論文獲得了國際會議的獎項，這就讓我很開心。
董欣年：我覺得每個人一生中往往都會有特別難過的一段時期，只不過有時候來得早，有時候來得晚。對我而言，最艱難的是我剛到杜克開始做教授，1992年到1999年，還沒有拿到tenure（終身教授職位）。那個時候經費很難拿，所以我經費很少，當時我們實驗室連我在內只有四個人，但我們確實做得非常好。快到Tenure前一年的時候，我生了一場大病，折騰了有一年。之後申請tenure時，系裏面全票通過，還開了party慶祝，結果學校拒絕了系裏的投票結果，系裏又替我去申訴……那段時間確實挺難過的，但我挺過來了。從那以後，我的路就越走越順，很多好事情發生在我身上，我覺得我非常幸運，可謂是“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2011年我進入了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HHMI）——這是我事業道路上的一個轉折，從此之後，就有了更大自由，可以選擇自己的研究課題。這是很讓我高興的事情。
王小凡：我的研究生讀得比較順利，基本上四年時間多一點，在 Cell 上發表了兩篇論文。所以後來我到麻省理工學院做博士後研究，選擇了非常難做的課題，就是克隆轉化生長因子-β受體（編者注：TGF-β，在人體的大腦、腎臟、肝臟等許多不同組織中參與分泌信號傳導）。
我做了各種各樣的努力——四年，已經超過了讀研的時間，其他人來了又走了，我這個還沒戲。當時有人説，我把我的科學生涯都賭在克隆這個受體上了。我也和欣年談過，實在不成功我就轉去工業界。這是我科研上遇到的最艱難的事。當然，我每次都想着新的解決方法，最後真的找到方法，克隆成功了。
我最高興的，可以説就是欣年最高興的。我一直認為她特別不容易，前期資金少，比我們做癌症的難；又得了大病，還遇到tenure被拒；最後當選HHMI研究員，又選進美國科學院院士，她能專心專意做她做想做的事，這就是我最高興的事兒。
科研夫妻，合作還是競爭？
宋丹丹：我覺得並不是一種競爭的關係，更多時候是如果看到對方在某些方面做得比較好，會見賢思齊，就像是有一個奮鬥的標杆，覺得自己也要努力。有時候兩個人也會互相鼓勵。我會將我們的關係形容為“隊友”，不管是在事業還是家庭方面，都是一種並肩作戰的狀態。
翟季冬：丹丹博士畢業比我早一年，也比我先工作，現在她是教授，我還是副教授。但我其實挺開心的，兩個人在一起，如果一個人能夠做得很好，她很開心，這樣家庭也會很和諧，內部環境會非常好，你看到自己家裏壓力沒有那麼大，也會很開心。所以我覺得不存在什麼內部競爭。反而因為兩人都是計算機專業，無論是科研當中的樂趣，還是遇到的問題都很相似，更能夠理解彼此的喜悦和難處。
閆湞：我覺得兩個人合作可以優勢互補，提高效率，這是合作的優勢。但是在方向上應該有一些自己的獨特之處，這樣可以更好地發揮自己的特長。
王小凡：我們在分子生物學層面還是比較相通的，有很多問題可以一起討論。有時候欣年做出一篇創新性極強的論文，希望聽聽領域外其他人的看法，我可以提出一些改進意見。實際上，現在植物學方面的研究會有點免疫的味道，而癌症方面有很多關於免疫的研究，所以從大方向上還是有很多交叉的。最近疫情期間，我們每天都有一塊兒走路的機會，會談論一些這方面的科學問題，還是挺有意思的。
職業發展不同步，兩人如何協調？
吳建平：當時是閆湞先找好了教職，我其實很有壓力。我原本打算在美國做三年博後研究，然後申請“青千”計劃回國。這時候我就需要重新考慮，是按照自己原來的設想去做，還是首先確保兩個人儘可能在一起。最終，我放棄了另一種可能性，也開始獨立找工作，後來兩人很幸運地都在西湖大學找到了教職。
當然有時候也會面對兩個人的不同步。比如張哲曾經拿到了一個很好的offer，科研啓動資金和年薪都比較高，但是這個學校不僱傭couple，夫妻倆不能同時入職。我當時想，是不是讓他接受這個offer，然後我在附近找，結果找了以後發現沒有合適的科研職位，所以我有考慮要不要去工業界。後來張哲説你是喜歡做科研的，而且性格也比較適合，所以他就放棄了那個機會。這之後我們就重新找到了其他城市的工作。總之一個原則就是，兩個人一定要在一塊兒，這樣照顧孩子比較方便。
美國的一些高校會考慮到夫妻想要在一個地方工作的問題，並且會主動幫助應聘者協調解決。我1992年在杜克大學面試工作做報告時，有位研究植物學的教授曾經專程去聽，目的就是考察是不是可以既招欣年做植物方向，又招我做癌症方向。後來我們兩個人同時申請到了杜克大學的教職。這一點杜克大學做得很好，會在學校內不同學院幫助協調這件事情，如果學校沒有合適的職位，也會幫助諮詢周邊的高校，如果那邊有名額，甚至在個別情況下杜克大學會提供啓動基金來促成這件事情。
董欣年：學校在管理方面做出的這些努力不僅幫助應聘者解決了實際問題，事實上學校自身也是受益的。因為沒有家庭兩地分居的壓力，招聘到的研究人員沒有後顧之憂，可以更加專注地為學校服務，而且往往在這個地方待得更久。
女科學家們，你們經歷過性別歧視嗎？
宋丹丹：計算機領域一直是男性比例相對比較高的專業，我當年所在的本科班裏男女生比例為5:1，曾經有幾屆甚至出現過11:1的情況。但無論是從事計算機相關工作的女同學，還是現在我自己團隊中的女學生，在專業發展上都很不錯。在評選一些職位和獎項時，大家有時候反而會更加照顧女性，因為女性要做到同樣的程度往往要比男性付出更多，更不容易，所以會受到更多支持。
在計算機領域其實是有一些女性做得非常好，也給我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很多時候是一個心態問題：你是不是願意去爭取機會？男性往往會更aggressive（野心勃勃）一些，他會主動爭取機會，而女性更多比較含蓄、比較內斂。這可能需要社會逐漸發展，更多女性像顏寧老師這樣主動去爭取權益、發出聲音。
王小凡：我在好幾次評獎過程中發現，無論是申請人還是最後候選人，女性科學家所佔的比例都非常小。我也在幾次會議上提出了這個問題。後來發現，出現這種現象有時候並不是因為外界有意歧視，一個原因可能是，女性科學家往往比較謙虛，不會主動展示説自己的工作多麼重要。在評獎中，一方面是她們自己不去申報，另一方面則是女性候選者寥寥無幾。
在申請過程中也存在類似現象，女性科學家的自我介紹和申請信相對更為謙虛，這往往導致評估者認為她們沒有新想法，只是在沿着博後階段的路往下走。但是在真正面試的時候會發現，她們往往很有想法，只不過沒有寫在紙面上，她們傾向於等到自己的想法比較成熟時才講出來，而這導致她們常常很難進入面試。現在大家提倡做別人沒有做過的東西，更看重從0到1的過程，不需要一切穩妥才提出來。我們應該在女性科學家中宣傳這樣的觀念。
另外，評獎委員會里的女性比例往往也很低。在我參加的一個基金委員會中，19位評委裏面只有兩位女性。而在院士層面，也只有5%的院士是女性。所以我們一方面要鼓勵女性科學家積極去參與各種評選，另一方面也應該有一些保障機制。比如美國NIH（美國國立衞生研究院）有一項硬性規定，在組織會議時，共同主席一定要有一位女性；德國也有類似規定，大公司董事會中的女性一定要佔到一定比例。
我們要意識到，這些現象的形成有時候是慣性的因素，不能用“沒有候選人”這個結果來簡單解釋，而是要真正重視這個問題，比如通過設立託兒所這樣的實際行動來支持女性科學家。
顏寧：我經常鼓勵大家去開會就有這方面的原因。因為親自聽到一個人做報告和讀到文章上白紙黑字的名字是不一樣的，在目前整個生態以男性為主的情況下，評選者有時候自然會想，我知道他是誰，他的工作不錯，這樣印象分就會提升。另外在很多場合我都呼籲，組織各種委員會的時候應該有意識地增大女性比例，因為真的有很多女性科學家做得很好。
我還觀察到一個現象，如果一個院系的女性比例越高，之後女性到這裏求職的比例也越高，反之亦然。以普林斯頓大學生物系為例，這裏的女性比例很高，40位研究者中有15位女性。在2018年招聘的4人中有3位女性，2019年申請的女性也很多，某種程度上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如果一個機構有更多女性科學家，大家會預期這裏是一個非常友好的環境，所以更願意來到這裏。反之如果一個機構的女性比例連5%都不到，人們很容易望而卻步，擔心這個地方是不是歡迎我。
另外，提問中説自己是家中唯一的大學生的女孩子，我想，教育程度雖不能決定一個人的智慧水平，但是你走出農村，至少你的眼界是開闊的，思維是受到訓練的，我覺得應該更自信一點。我以前就半開玩笑給人出主意反駁家長：如果我從一開始就聽你們的，不就是重複你們的路了嗎？那我的大學是不是白上了？關鍵時刻你要足夠自信，並且慢慢樹立起你自己的權威。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