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學者新論：中國遵循國際規則，世界應接受中國崛起_風聞

【來源：東方財經雜誌 文/石齊平】​

在中美關係日益緊張之際，美國哈佛商學院學者澤萊克（Andy Zelleke）在日本《外交學者》網站撰文，呼籲兩國建立暫行機制，穩定雙邊關係。澤萊克認為，美國應接受“中國最終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從根本上尊重中國是一個偉大的文明和超級大國”，並且“應尊重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經濟學模式”。但他也向即將上任的拜登總統建議，在對華戰略中必須維持遏制與強化聯盟，後者包括基於軍事目的的地緣戰略聯盟及基於經濟、科技目的的價值聯盟。

應該説，在美國的戰略界與政策界中，澤萊克的觀點是代表了一種新思維新方向，基本上開始走出了“中國崩潰論”的謬説，但尚未完全擺脱“中國威脅論”的束縛。之所以如此，應該是對中國的崛興模式有了比較正確的瞭解，但畢竟還是談不上真正完全透徹的瞭解。

在人類發展史上，中國近代的崛興有着與過去所有大國特別是近代西方帝國迥然不同的模式，主要有以下特點：

（一）中國的崛起壯大，完全是靠中國本身的努力。

這與近五六百年來所有西方大國一靠帝國主義攻城掠地，二靠殖民主義剝削壓榨完全不同，也與當代美國的霸權主義靠軍事實力強取，靠CIA （美國中央情報局）實力詐取，靠貨幣實力（印鈔）騙取完全不同。

中國作為人類歷史上從來的大國，一貫彰顯的是中國的傳統與中國的文明。明代鄭和下西洋的全球化典範，與中國歷朝歷代與周邊鄰邦相互尊重的朝貢回饋體系，恐怕都是在西方文化中找不到的基因。一直到當代英國歷史學教授馬丁雅克説出“在文明的程度上，中國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國家”，才算還了中國一個公道，或許澤萊克也是受到了馬丁雅克的提醒與啓示。

鄭和下西洋的全球化典範，與中國歷朝歷代與鄰邦相互尊重的朝貢回饋體系，恐怕都在西方文化中找不到的基因。

（二）中國的崛起與壯大，完全是遵循着當代世界的遊戲規則。

中國從封閉走向開放，接觸全球化的時機較晚，因而未有充分機會參與國際秩序的訂定，因此縱使當前的秩序規則並非完善，中國也嘗試從體制中去進行修改，而非抗拒、否定或退出。尤其是對於全球絕大多數國家參與制定或加入的聯合國體制，不但遵行，而且極力維護。

（三）中國的崛起，本質上也是一種復興，把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重新恢復到歷史上從來就是第一的位置。

中國之所以從來就是第一，一靠生產力，二靠科技力。前者與市場經濟加上中國人的素質有關，這兩個因素一度受到束縛，但1979年改革開放之後，重新獲得釋放；後者照英國科技史學家李約瑟的研究，在西方文藝復興之前，中國科技始終位居世界第一，後來所以沒落，我認為與歷代的“獨尊儒術”加上科舉取士有關。一個世紀前，這兩個束縛先後解除，科技力獲得釋放，而改革開放40年來，一開始還經過抄襲、山寨，但很快便走向自主科技創新，並逐步頻放異彩。

自改革開放開始，中國開始了復興之路。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在生產力、科技力之外，又多了組織力，把14億個體的生產力與科技力進一步凝聚起來，既為歷史上所無，亦為當今全球僅見。

（四）澤萊克説，要尊重中國的政治體制與政經模式，這應該是西方理論界政策界前所未見的反思，值得重視。

與一般國家比較，中國的體制與政經模式特點是：

（1）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並行，前者有決策效率，後者有競爭效率；

（2）一黨執政，集決策、執行與考核於一體，但強調黨的建設與黨的紀律；

（3）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並存。凡個人行為不涉及到“外部性”者，尊重個人自由；凡個人行為涉及到“外部性”者，則須在集體利益最大化原則下調和或約制個人行為（2020年中國防疫成效即是對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平衡處理的最好註腳）；

（4）社會主義加市場經濟，即以市場經濟追求效率，以社會主義實現公平；

（5）公有制與民有制並存，並相互融合。前者體現國家發展戰略，後者鼓勵自主科技創新。

中國不為西方視野及價值觀所影響，堅持自己的理論與道路，即是一種自信。

（五）中國的崛興與中國的世界觀相輔相成。

中國的世界觀是相互尊重，合作共贏；親誠惠容；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也與西方一貫以來物競天擇的世界觀大不相同。

從中國崛興的模式看，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所説“人類的希望在東方，中國文明將為未來世界轉型和二十一世紀人類社會提供無盡智慧”，的確是真知灼見。

（作者系鳳凰衞視著名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