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家庭承包責任制能夠成功實施的關鍵核心基礎是70年代初的四三項目_風聞

八十年代只要開個會，搞個家庭承包責任制糧食就會自然多起來麼？？？？？

靠的是70年代初“四三方案”，六七十年代大規模的興修水利！！！！！！！！！

所謂“四三方案”，是**“文革”後期根據毛澤東主席的指示精神，由國家計委向國務院提出的“旨在改善民生的”對外引進方案的簡稱。**因該方案提出“為解決人民羣眾的吃飯穿衣問題”，“擬用三至五年時間從美國、聯邦德國、法國、日本等西方發達國家，引進總價值為43億美元的成套設備”而得名。亦稱“43方案”。

這一方案，於1973年初經周恩來總理呈報毛澤東主席後，很快獲得批准並開始實施。由此成為我國繼五十年代引進蘇聯援助的“156項工程”之後，又一個大規模的技術引進項目。這些重大引進項目，於1982年實現了全部投產，為改革開放後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奠定了重要的物質技術基礎。

（一）

早在抗戰時期，我黨就認識到了引進外資和技術設備的重要性。1944年，毛澤東在延安會見美軍觀察組成員謝偉思時就指出，未來中國的工業化必須有自由企業和外國資本的幫助；中國可以為美國提供“投資場所”和重工業產品的“出口市場”，並以工業原料和農產品作為美國投資和貿易的“補償”。

由於美國堅持繼續支持國民黨打內戰，並在新中國成立後對我實施敵視封鎖政策，致使毛澤東不得不把尋求外資和技術引進的對象轉向“蘇東”方面。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澤東訪蘇期間與蘇方舉行最高級會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關於經濟援助問題，最後與蘇聯簽署了向中國提供貸款等協定。至1954年，我國先後與蘇聯簽訂了156項援建項目。這些項目，於1955年在“一五計劃”中頒佈，通稱“156項工程”。

進入60年代，由於中蘇關係的破裂，我國對外貿易呈萎縮狀態**。此時毛澤東一度考慮擴大從西方的經濟引進。他對法國議員代表團説：“我們反對資本主義，你們也許反對共產主義，但是，還是可以合作……希望你們把什麼禁運戰略物資也反掉。”1964年1月7日他甚至提出：“在一定時候，可以讓日本人來中國辦工廠、開礦，向他們學技術。”**

但因西方國家的持續的經濟封鎖，我們僅從法國、英國引進了一批汽車和石油化工製造設備。至“文革”開始後不久，我國對外引進工作幾乎限於停頓狀態。

進入70年代後，西方國家普遍發生經濟危機，急於尋找海外市場。與此同時，中美關係開始緩和，新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我國成功打開了西方對我制裁封鎖的突破口。接着，大批西方國家紛紛與中國建交。與此同時，我國國內自“九一三事件”後也開始糾正“文革”中的部分左傾錯誤，這為我國擴大對外引進創造了有利的內外條件。

1971年8、9月間，毛澤東到南方視察，期間他派工作人員到街上調研。這是他一貫的工作方法。其中有位工作人員排長隊買了一條“的確良”褲子，回來後向毛澤東彙報，説：“為了買條‘的確良’褲子，千辛萬苦排了半天隊……”這使毛澤東頗為感慨。隨後，他把周恩來找來，指示：必須把糧食抓緊，必須把棉花抓緊。説：“解放這麼多年，吃飯和穿衣問題還解決不好，怎麼向人民交代？”

於是，周恩來此後幾乎每年都要親自主持召開一次全國棉花會議,要求主要產棉縣的縣委書記必須參加,會議的主題就是：各地要多種棉花、多賣棉花給國家。

但即使這樣,就當時中國的棉花產量來説，每年也就大約4300萬擔，扣除農民自用棉花,再扣除軍用和城市居民用的絮棉,能夠用於紡織的只有3100萬擔，仍然不能滿足國內生產需求。另外，擴大種棉面積還有一個糧棉爭地問題,要擴大棉田面積,勢必減少糧田,進而影響吃飯問題。

當時世界上已經實現工業化的國家,解決穿衣問題的出路都是走“發展化纖工業、以工業原料代替農業原料”的道路。於是，為貫徹毛澤東的指示，解決我國紡織業的原料問題，國務院紡織工業部向中央寫報告，建議“實行天然纖維（棉花）和化學纖維並舉”的方針。毛澤東很快批准了這個報告。但化纖主要是合成纖維,其技術問題國內解決不了,只能發展粘膠纖維、維尼綸纖維。但這兩種纖維質量不好,品種適應面很窄,不受羣眾歡迎。而最受羣眾歡迎的滌綸(民間叫“的確良”)、腈綸(民間叫“人造羊毛”)等纖維還非常少。

為此，毛澤東再次找來周恩來，問他能不能搞點化纖。甚至還詼諧地説：“買件‘的確良’還要千辛萬苦，‘百辛百苦’行不行？”當周恩來説搞化纖的技術我們目前還不行時，毛澤東問：“能不能買？”周恩來答：“當然可以。”於是，周恩來便向李先念、餘秋裏等傳達了毛澤東“我們也搞點化纖”的指示,要他們抓緊研究有關問題。

就這樣，引進外國先進設備工作，正式提上黨和國家日常工作的議事日程。

（二）

應該説，在我國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人民的生活水平與國家經濟建設水平相比，提高不快，甚至還有些緩慢。其中的原因，除了因為國家窮、基礎差外，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建國之初那種惡劣的國際環境下，為了國家的長遠發展和長治久安，黨和毛澤東把我國經濟發展重點放在首先解決重工業、軍事工業等基礎工業的建設上了。

五十年代我國引進蘇聯的“156項工程”項目中，主要是基礎工業和國防工業項目，重工業佔到97％。這些項目的建成投產，形成了我國第一批大型現代化企業，增強了我國重工業和國防軍事工業的能力，並填補了一批生產技術領域的空白。後來，毛澤東又決策進行“三線建設”，解決了我國工業佈局不合理問題，同時還自主研發出了“兩彈一星”等，取得了一批重大科技成果。

在這種情況下，隨着國際關係的緩和，結合當時實際，毛澤東開始考慮將我國經濟的發展重點，轉到解決人民羣眾的“吃穿用”上。為了集中資金，毛澤東甚至還親自拍板，決定下馬自1967年就已經開始了的“曙光號”載人航天飛船的研製工作。毛澤東説：搞飛船太費經費，“宇航員這事要暫停一下，先把地球上的事情搞好，地球外的事往後放放。”

就這樣，自林彪事件後，毛澤東提議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着手進行技術引進，解決發展農業、化纖等有關“民生”問題。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與李先念、餘秋裏以及後來相繼復出的陳雲、鄧小平等人，積極響應號召，大力推行毛澤東打開對外經濟工作新局面的決策。

1972年1月22日，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聯名向周恩來報送國家計委《關於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的報告》，建議引進中國急需的化纖新技術成套設備4套、化肥設備2套及部分關鍵設備和材料，約需4億美元。2月5日，經周恩來批示呈報，毛澤東圈閲批准了這份報告。

隨後，周恩來等人以此為突破口，將對外引進的規模進一步擴大。５月５日，冶金部建議從國外進口大型鋼板軋機，8月6日國家計委正式提交了從聯邦德國、日本引進1.7米軋機報告。21日，毛澤東、周恩來予以批准。11月7日，國家計委再次提出《關於進口成套化工設備的請示報告》，建議進口６億美元的２３套化工設備。周恩來在審查這個報告的同時，又要求將總額３３億美元的另一進口方案送他合併考慮，準備採取一個更大規模的引進計劃，報毛澤東批准。

在1972年引進一系列項目工作順利進行的基礎上，1973年1月5日，國家計委向國務院提交《關於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對前一階段和今後的對外引進項目做出總結和統一規劃。報告建議，利用西方處於經濟危機，引進設備對我有利的時機，在今後三五年內引進43億美元的成套設備。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纖、3套石油化工、10個烷基苯工廠、43套綜合採煤機組、三個大電站、武鋼1.7米軋機，及透平壓縮機、燃氣輪機、工業氣輪機工廠等項目。這個方案就是我們現在所説的“四三方案”。該方案很快獲得毛澤東批准。

以後，在此方案基礎上，又陸續追加了一批項目，計劃進口總額達到51.4億美元。利用這些設備，我國共興建了26個大型工業項目，總投資額約214億元。到1982年，26個項目全部投產。其中投資額在10億元以上的有武鋼1.7米軋機、北京石油化工總廠、上海石油化工總廠一期工程、遼陽石油化纖廠、黑龍江石油化工總廠等。這些項目對於我國經濟的發展和技術進步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尤其是一批大型石油化工項目的引進和建設，既為從數量和質量上解決人民“吃穿用”問題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為後來工業現代化建設、調整產業結構、提高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打下了重要基礎。

在1972年和1973年相繼恢復領導工作的陳雲、鄧小平，對“四三方案”的引進和建設給予了堅決支持。陳雲説：在購買設備時要注意考察，“事先準備好新配件”，並提醒要借鑑舊中國永利化工廠購買舊設備的經驗。鄧小平恢復副總理工作後，對此也十分關心。剛剛上任，他就關心1.7米軋機工程，親自到武鋼視察，提出“要科學組織合理施工”，並稱贊説：“搞建設，就是要有速度。生產要狠抓才能搞上去。”

在“四三方案”的帶動下，重要的引進項目還有從美國引進彩色顯像管成套生產技術項目、利用外匯貸款購買新舊船舶組建遠洋船隊、購買英國三叉戟飛機等。

“四三方案”的實施，成套設備和先進技術的引進，促進了我國基礎工業尤其是冶金、化肥、石油化學工業的發展，也後來我國經濟騰飛和人民生活改善，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

（三）

當然，我國這次大規模引進工作也存在或暴露出了一定問題。比如在“四三方案”項目中，約有2/3出現基建拖期長、投產後一時生產不正常、有的項目產品服務對象落空、開工率不夠高、經濟損失大等狀況，有相當部分大型引進工程所需配套條件未能及時落實。許多引進工程遇到了外部配套條件沒有按要求及時提供的問題，有的影響引進工程按計劃進度試用投產，有的在建成後生產能力不能充分發揮，有的被迫進行原料路線的改造或重新組織設備進口的工作等。同時，更為嚴重的問題是，還一定程度地存在着盲目擴大和重複引進以及全套引進和消化吸收改造不夠等問題。其中，重複引進尤以30萬噸合成氨、52萬噸尿素最為突出。20世紀70年代初引進成套設備13套，後來又引進了6套，可以稱得上是“引進再引進，重複再重複”，這在世界上也是絕無僅有的。

與此同時，我國代表團出國考察回來後，一方面帶回了大量有用信息，引起了中央高層對吸收借鑑西方先進文明成果的關注和思考；另一方面也確實存在或助長了一些人盲目迷信西方，甚至妄自菲薄、崇洋媚外的問題和思想傾向。因此，當時左的思想比較嚴重的人曾提出“還是要堅持毛主席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針”，並開展批判崇洋媚外和洋奴哲學等。這種情況，很大程度上是和當時我國長期處於東西方冷戰對抗形勢下，人們思想一時轉不過彎來有關係。意見、分歧都是正常的。只要有利於國家經濟建設，這些雞毛蒜皮的細節問題並不值得我們過分渲染和大驚小怪。當然，在臨近“四屆人大”召開之際，“四人幫”等人企圖干預重大人事安排，利用引進工作中確實存在的問題，攻擊並妄圖再次打倒鄧小平等領導同志，這就是另外一碼事了。

總之，在筆者看來，上述意見分歧大都還是些枝節問題，引進中存在的問題也不是主流。總體來看，“四三方案”是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的。

首先，通過引進，大大緩解了人民羣眾的吃飯穿衣問題。“四三方案”中用於解決吃穿用問題的化肥、化纖和烷基苯項目，佔全部引進項目26箇中的18個，總投資136.8億元，佔“四三方案”全部投資的63.84%。1977年底，13套大化肥項目，已有7套投產；到1978年6月，累計生產尿素361萬噸，這對促進農業發展的作用不言而喻。在穿的方面，到1982年4套化纖項目全部投產，大量的滌綸、腈綸等合成纖維紡織品和塑料製品解決了中國的服裝、鞋帽供應問題，因此也才有了1984年中國布票等票證的取消。

在能源動力方面，43套綜合採煤設備從1974年開始投入使用後，生產水平不斷提高。採用引進發電設備建成的發電廠，不僅提高了火電廠發電機組的等級，而且緩和了華北、東北地區電力緊缺的矛盾。在原材料方面，武鋼1.7米軋機從投產到1983年底，共生產鋼材556萬噸，平均每年產量增長26.6%。其中，冷軋、熱軋、硅鋼片三廠的產量分別以27%、31%和36%的平均速度遞增。1983年，薄板產量佔全國產量的37.1%。另外，塑料、合成橡膠、洗衣粉等多種化工產品的產量也都有了大幅度提高。

另外，這批項目建成投產後還節約了外匯，降低了消耗。以前，這些項目所生產的大部分產品依賴進口。如在1.7米軋機投產以前的三年中，國家僅進口鍍鋅板、鍍錫板和硅鋼片就花費外匯5.5億美元，相當於引進1.7米軋機用匯額的91.7%。而從1979年到1984年，1.7米軋機共生產代替進口的商品材268萬噸，節約外匯26.9億美元，相當於引進設備費用的3.3倍。

同時，在“四三方案”引進設備的產品中，後來還有相當的數量打入了國際市場，為國家賺取了大量外匯。另外，引進設備技術性能高，從而減少了單位產品產量的物質消耗，僅1.7米軋機的鍍錫工藝，每生產1噸鍍錫板只消耗錫7公斤，比國內原有的生產工藝降低消耗72%。

其次，通過引進，使我們真正對外部世界特別是對西方發達國家，有了更多瞭解。這次大規模引進，是新中國第一次同日本、聯邦德國、法國等西方發達國家進行大規模的交流與合作，引進項目絕大部分屬於當時世界上的先進技術，因此極大促進了我國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如1.7米軋機，不僅提高了軋鋼技術，而且吸收了金處理、陶瓷化工、液壓傳動、信息傳遞、能源介質、環境保護等多方面的新工藝和新技術。

最後，通過引進，培養了大批技術、管理和外事人才，積累了豐富經驗。尤其是我們從西方學到了許多先進技術、管理知識，積累了同西方發達國家打交道的經驗。比如怎麼利用國際資本市場籌措資金，怎樣引進軟件，怎樣開展更高層次的合作問題等。改革開放以來很多外貿骨幹人才，也是在參與這次大規模成套設備引進的人員中成長起來的。

總之，在20世紀70年代前期，毛澤東、周恩來等根據有利的國內條件和國際形勢，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大規模引進成套技術設備，並利用這些引進設備，興建了一批大型工業項目，成績是主要的。雖然引進和建設過程中難免存在一些缺點和問題，但整體來看，這批項目的相繼建成投產，推進了我國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為隨後的改革開放奠定了重要的物質技術基礎。

洋躍進——800億美元瘋狂計劃

1977年中國的外匯儲備還有9億多美元，7月份國家計委提出，今後八年花費65億美元從國外進口技術設備，重點發展石油化學工業，其中只有一個陝西咸陽顯像管廠是電子項目。政治局討論時，大人提出可以花100億美元進口設備，提高中國石油、煤炭和輕工業產量，以賺取更多外匯。8月，國家計委將進口項目提高到150億美元規模。

1978年6月份，政治局再次聽取政府工作報告，大人説：同國外做生意，搞買賣，搞大一點，什麼150億，搞它500億。500億美元的規模。7月上旬，國家計委初步整理，彙總了一個850億美元的方案，其中400億引進外資。

1979年全國在建的大中型項目有1100多個，財政赤字170.6億元。1980年又新增了1100多項，財政赤字127億元。上述項目全部建成，還需要投資1300億元。為了彌補財政虧空，1980年央行又增印了78.5億元鈔票。從此，印鈔票如同吸毒上癮一般。1978年中國全社會的流通現金僅有229.59億元，到1985年已經暴增至839億元。光是1984年的鈔票供應增幅，就高達驚人的39%。連年狂印鈔票引發惡性通貨膨脹。許多物價都至少翻番，高檔煙酒等民用消費品價格，甚至直接上漲10倍，以致一些城市出現了“搶購囤積風潮”。

1982年，中國國務院成立了“電子計算機和大型集成電路領導小組辦公室。

1984年至1990年，中國各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和大學，紛紛從國外引進淘汰的落後晶圓生產線，前後總計達到33條，按照每座300-600萬美元估算，總計花費1.5億美元左右。這33條晶圓生產線，多數根本沒有商業價值。

造成這一亂象的根本原因，是電子工業部，將絕大多數國有電子企業的管理權，甩給省市地方政府，又缺乏制定執行產業規劃的政策權力。出現了全國瘋狂引進落後技術的奇怪現象。還有一個原因是80年代開始，國有企業貪污腐敗加劇，藉着進口項目的名義，領導幹部可以名正言順地獲得出國考察機會。

1984年，為扭轉財政虧空局面，盲目實行“撥改貸”政策。以往國有企業從政府財政獲得撥款，作為工廠流動資金或技術改造經費。企業盈利後將利潤上繳國家財政。這樣形成良性循環。撥改貸將政府財政撥款，改為企業向銀行貸款，還要支付高額利息。而另一頭，企業的利潤照樣要上交財政。這樣政府不僅不投一分錢，反而像從前一樣，抽走企業的大部分收入，導致國有企業迅速陷入虧損困境。

正**是由於“撥改貸”，使得中國電子工業遭到致命打擊。企業只顧引進外國設備，以儘快投產盈利，缺少科研資金對外國技術進行消化吸收。**在文革時期，中國科研投入佔GDP的2.32%，與英法德等發達國家相當（2003年世界平均值也僅有2.2%）。到1980年代，正是電子產業興起的關鍵時期，歐美國家和日本、韓國、台灣紛紛加大對電子產業的科研投入。而中國卻在大規模壓縮科研經費投入。1984年以後，由於“撥改貸”造成的困境，使中國企業基本無力進行研發，科研經費佔GDP比值驟然降到0.6%以下。中國電子工業徹底垮了。

1983年以前，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主要依賴於財政撥款，企業資產負債率較低，大致在30%左右。

第二年，中央決定將財政撥款改為貸款，即撥改貸，目的是使企業直接承擔還債壓力，從而能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但是，這一原本出發點是好的政策，實施的結果使得新建企業資金來源全部是貸款，其中包括撥改貸（政策性貸款）和商業貸款。資產負債率100%，企業沒有資本金；原有企業新建項目的資金也全部是貸款，企業資產負債率迅速增加。

當年的改革親歷者之一，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周放生對此有着直觀的體會：“企業還處在建設期，就背上負債，好比小孩剛出生，還沒有自理能力，就讓他去給父母幹活。所以後來的債轉股，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意義是，對1984年撥改貸政策的撥亂反正！，這才是真正的政策背景”

。與此同時，為了解決市場短缺以及供不應求，國有企業大量借貸進行項目投資，尤其是1992年以來，企業的大量項目投資沒有達到預期效果，無力償還到期債務，更加重了企業的債務負擔，這是造成國有企業債務負擔沉重的主觀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