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冷戰：一堵牆的歷史（下）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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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權和冷戰才是柏林牆悲劇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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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逃亡

逃亡最早出現在貝瑙爾大街。

貝瑙爾大街位於柏林市威丁區，是法國佔領區與東德的分界線。大街北側的建築物和整條大街都屬於西柏林，南側的建築物則屬於東柏林。封鎖開始後，許多住在貝瑙爾大街上的東柏林人紛紛從自家窗户跳到貝瑙爾大街上。59歲的艾達·希克曼、47歲的魯道夫·厄爾本從樓上跳下時都摔死了。不久，貝瑙爾大街公寓樓靠近西德的窗户就被磚塊全部砌死，居民被全部遷往別處。

摔死、槍殺，這些事件都發生在西德民眾的眼前。他們最開始想通過遊行示威來給西德政府施壓，進而希望美國政府出面干預。對於柏林人或者德國人來説，柏林牆問題是他們的全部，但對於美國人來説，柏林牆只是許多潛在火藥桶中的一個而已。他們不會也不可能為了東德逃亡者的生命而與蘇聯人爆發衝突。正如後來的德國總理科爾所説的那樣，世界上沒有哪個人和哪個盟國真正從德國統一的意義上關心德國問題和解決德國問題，也沒有哪國政府有足夠時間或興趣關心這一問題，因為安全問題凌駕於德國之上。

政府作壁上觀，民間的救助開始興起。

第一個逃亡組織是西柏林自由大學幾個學生創建的，主要成員有3人，分別是格爾曼、希姆以及科勒，都是西柏林人。8月13日之後，這三個人基於同學之間樸素情感，決定幫助他們在東柏林的同學完成學業。他們利用持有的西德護照進入東德，與東柏林的學生取得聯繫。這樣做其實還是很危險的，無論是他們還是準備逃亡的學生，一旦被東德警察發現，都會遭到逮捕和審訊，一個被認為是逃亡組織者，另一個則是“共和國的叛逃者”。

逃亡的方式多種多樣。格爾曼等人使用比較普遍的是為逃亡西柏林的人提供假證件、假護照。他們有的自己製作假證件，就像電影《極寒之城》所展現的那樣；有的則通過各種途徑收集大量的外國空白護照，供逃亡者使用。最初的幾個月裏，這種方式非常有效。但東德政府加強外國護照管理之後，這條通道被堵上了。

有的是利用下水道。最早利用下水道組織逃亡的是西德的一羣高中生。他們的目的同格爾曼一樣，也是為了幫助被困的東德同學。這羣學生利用持有的西柏林證件，進入東柏林考察地形，終於在距邊界500碼的地方找到一個檢修孔。檢修孔位於一個廠區，晚上沒有人。這條檢修孔下的下水道穿過邊界，通往西柏林的克羅茲堡區。在成功組織了幾次行動後，位於東柏林境內的檢修孔被發現，之後幾乎所有通往東德下水道里的柵欄都被做了加固處理，這條通道也被廢棄。

使用更為廣泛的是通過地道逃亡。柏林的土質多為鬆軟的沙土，這使得地道挖掘工作比較容易。第一條地道也是格爾曼的組織挖掘的，地點位於西柏林舍恩霍茲貨運站旁一個小棚屋的地下室，這個小棚屋位於西柏林境內，地道經過邊界，恰好抵達東柏林潘科區的都市墓地。兩週時間裏，有23名東柏林人通過這個狹小的地道到達西柏林。

地道挖掘者中，最富傳奇色彩的是哈索·赫歇爾。

赫歇爾是一個游泳冠軍，曾兩次因反蘇被東德當局逮捕，靠偽造的瑞士護照跑到西柏林，其挖地道的初衷是要從東柏林救出他的姐姐和女兒。1962年6月，因為挖地道需要經費，他們跑去一家正在拍攝一部關於東西柏林地道電視劇的公司，詢問其是否願意拍攝真正的逃亡。最後，他們成功地與美國國家廣播公司做了一筆交易，拿到5萬西德馬克的經費，所要做的就是由美國國家廣播公司派出的製作小組跟蹤他們拍攝。最終地道順利打通，赫歇爾的親人也安全救出。不過，整個挖掘只花了2萬西德馬克，剩下的錢被赫歇爾和他的兩個同伴瓜分了。

赫歇爾由此成為首個在地道挖掘中引入商業活動的人。他看這一行有利可圖，便把組織逃亡當成生意來做，向逃亡者和逃亡者在西柏林的親戚索要報酬。不過，他的信譽很好，事辦成才拿錢，而且為人也很仗義；另一位逃亡組織者維格爾在一次逃亡行動中缺錢時，正是赫歇爾幫着解決了經費問題。

赫歇爾的運作模式刺激了更多的人加入進來，幫助東德人逃亡逐漸發展成為一門產業。有的外交官利用外交特權，把逃亡者藏進車裏帶到西柏林，有的則是先把逃亡者帶到相鄰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比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南斯拉夫等審查相對寬鬆的國家，逃亡者一般都能順利過關。但這種逃亡的費用收費比較高，人均一般超過1萬西德馬克，普通人家根本消費不起。

1987年6月12日，美國總統里根訪問西柏林時，在勃蘭登堡發表了“推倒這堵牆”演説，呼籲當時的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拆掉柏林牆。圖片來源維基  

一直到柏林牆倒塌前夕，逃亡還在繼續。最後一個逃亡者運氣很糟糕。他駕乘自制的氣球已經成功飛越柏林牆，但卻倒黴地碰上了西德的一條高壓線，導致氣球墜毀身亡。

5

  隔閡

1989年11月9日，東德宣佈向所有人開放邊界，柏林牆的大門也將敞開。晚上11時30分，一批東德人推開邊界過境點的網格圍欄，大量人羣湧入檢查站。檢查站的軍官命令部下停止檢查護照，全面開放邊境。

幾分鐘裏，成千上萬的人們湧向檢查站，他們暢通無阻地跑過橋，越過邊界。西德邊境線上早已聚集了大批市民，他們張開雙臂歡呼着迎接東德人。人們從勃蘭登堡大門擠着湧向柏林牆，一些人甚至還穿着睡衣。幾乎同樣是一夜之間，柏林再次成為一個完整的城市。1990年6月，民主德國政府正式決定拆除柏林牆。

1989年11月10日，東柏林的年輕人們在穿過邊境前往西柏林之後禁不住歡呼雀躍。東方IC  

當狂歡歸於平靜，兩種體制下生活了40年的人們在理念、認知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隔閡逐步顯現，西方人稱之為“頭腦中的柏林牆”。

只有部分牆體和瞭望塔被保留下作為紀念，其餘幾乎被拆除殆盡。圖為1990年8月11日，被拆除的柏林牆堆積着等待被運走。Wolfgang Kumm/東方IC

一方面，與那些迫切想要翻越柏林牆的人們相比，更多的東德人對於這一行為並不理解。在柏林牆還沒建起時，他們即對那些在西柏林工作、東柏林居住的人充滿成見，認為他們在西柏林工作賺取堅挺的貨幣，然後在東柏林買便宜的東西，這對東柏林人來説是不公平的。長期的教育灌輸，讓許多東德人堅信自己社會的先進與優越，遠遠超過了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

1989年12月25日，東西德兩國民眾在勃蘭登堡前的柏林牆邊上一起慶祝聖誕節。當日，倫納德·伯爾尼斯坦在柏林指揮貝多芬第九交響曲，並將歡樂頌中的“歡樂”（Freude）一詞改為“自由”（Freiheit）。Wolfgang Kumm/東方IC  

柏林牆倒塌後，一個當年成功翻越柏林牆的名叫康拉德·舒曼的年輕人興奮地回到自己位於東德境內的家鄉，去看看他的親朋好友，令他失望的是他並不受歡迎。在親友眼中，他是個出了名的越牆者；在東德人心裏，他是個背叛者和帝國主義的棋子。舒曼想象中的久別重逢、把酒言歡的場面並沒有出現。幾年後，他在自家的果園上吊自殺。

康拉德·舒曼    

另一方面，東、西德重新統一後，許多東德人以為很快就可以過上與西部德國人同樣質量的生活，結果卻大失所望，他們把這歸咎於無情的資本主義制度。隨着東部大量年輕人流向西柏林，東部地區的老齡化越來越嚴重，從公共設施的興建、維護到老年人養老金的發放，都不得不依靠原西德人的輸血。加上在冷戰時期，西德已經為東德提供了大量的貸款援助，在西德人眼裏，他們的東德同胞就成為不願努力工作，不願為自己的生活承擔責任，一味依賴國家來照顧的人。甚至，西德人還擔心這些東德人會對原聯邦德國的社會體製造成危險的動盪。

如今，高大的柏林牆已經湮沒於歷史的塵埃，但不僅德國，甚至這個世界似乎依舊沒有走出那堵牆的長長陰影，有形的或無形的牆依然存在，當許多人非議東德政府修築柏林牆的時候，是否也應該譴責一下二戰後四大國分區佔領德國和柏林的行為呢，沒有分區佔領就沒有柏林牆，霸權和冷戰才是柏林牆悲劇的根源。

1989年11月22日，一名男子在柏林牆上行走。Scott A Miller/東方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