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文明”應是堯舜時期的王國文明，是中國王國文明的開端，即“最初的中國”_風聞

中國歷史研究院 作者： 朱乃誠 12-29 19:00 投訴閲讀數：20941作者：朱乃誠

來源：《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4期）

**摘要：**作為中華文明的形成時期，五帝時代所處的年代相當於考古學揭示的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並可劃分為三個時期：黃帝時期、顓頊與帝嚳時期、唐堯與虞舜時期。結合先秦文獻與考古研究，以上三個時期可以與中華文明的三個發展階段即“古國文明”“古王國文明”“王國文明”相對應。縱觀中華文明的發展演變，首先是在小的地理區域內形成缺乏“王權”特徵的“古國文明”；之後產生初具“王權”特徵的“古王國文明”，但此時仍缺乏有序的國家管理機構且具有小區域特色；最終形成以中原為核心兼具四方文化特色，具有王權與王室文化特徵，且社會管理體系初步完備的“王國文明”。目前考古學所揭示的可與三個“文明”階段相對應，並能列舉一系列特徵表明其社會進入“文明”發展狀態的考古學文化實體個案，分別是“紅山文明”“良渚文明”和“陶寺文明”。其中“紅山文明”是否代表着黃帝時期的古國文明，“良渚文明”是否代表着顓頊與帝嚳時期的古王國文明，尚需要進一步地探索與認證。但是“陶寺文明”所代表的應是堯舜時期的王國文明，是中國王國文明的開端，即“最初的中國”。

本文所探索的“五帝時代”，是以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為依據。先秦文獻記述的五帝，大都是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世本·帝系》明記：“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為五帝。”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即以此為本。而中華文明的形成問題，主要依據考古學發現與研究的成果進行探索。分析“五帝時代與中華文明的形成”，要將中國傳統古史中傳説時代的部分內容與考古學研究結合起來進行。 

目前我國發現最早的文獻資料，是地下出土的商代晚期的甲骨文。經王國維對甲骨文的研究，證實司馬遷所記載的商代歷史是可信的。據此王國維推測《史記·夏本紀》所記載的夏代歷史也應是可信的，只是直到現今還沒有被出土文獻資料所證實。《史記》記述的夏代之前有五帝，這些歷史也還未得到證實，自然有待今後的探索。但甲骨文對《史記·殷本紀》真實性的印證，表明了考古學研究是可以結合古代文獻來探索商代之前的“傳説時代”。 

將五帝時代和中華文明起源問題結合起來進行探索，是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如1978年開始發掘的山西省襄汾陶寺遺址及其相關研究，提出了國家起源、晉南夏人遺存、堯舜時期的史實、距今4000年以前的古國等問題；1979年、1983年，遼西地區凌源東山嘴與建平牛河梁紅山文化晚期大型祭祀建築遺址與積石冢羣的發現，為紅山文化研究提供了大批全新的資料，促使研究者對中華文明起源、中華古國史的研究進行新的思考；1982年，田昌五通過對中國古代社會形態的研究，從傳統古史的文獻角度研究中國文明、國家的起源，提出中國奴隸社會形成於夏代之前，古籍中記載的黃帝、炎帝和蚩尤之間的循環戰爭，標誌着中國文明的開端，而夏朝形成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奴隸制王朝；1987年，田昌五發展這一觀點，提出中國已有五千年的文明史；1986年，蘇秉琦依據遼西東山嘴、牛河梁遺址的發現，提出遼西發現的紅山文化晚期的“壇、廟、冢”等遺存，是中華文明的新曙光，一舉把中華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 

迄今為止，對五帝時代的探討，對中華文明起源與形成問題的研究，已經形成了許多研究成果與認識。本文擬在前人基礎上，對五帝時代與中華文明形成問題再做進一步地探索。 

一、五帝時代社會的主要特徵、年代與相應的考古學現象 五帝時代以黃帝時期為始。黃帝時期與神農氏、炎帝時期分屬兩個時代，而與顓頊、帝嚳堯、舜合稱為一個時代，即五帝時代。《周易·繫辭》載：“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其文就將五帝視為同一個時代。 

五帝時代是一個發展的歷史時代概念，是由前後五個重要人物及其所屬的部落集團為代表，可分為五個時段。然而按照先秦文獻的記述，可將五帝時代分為前後三個時期，即黃帝時期、顓頊與帝嚳時期、唐堯與虞舜時期。依照文獻記載五帝時代的突出特徵，對照考古學研究成果，大致可將五帝時代對應為新石器時代晚期後半段與新石器時代末期，具體年代大致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間。 

（一）黃帝時期社會的主要特徵、年代與相應的考古學現象

依據較早的先秦文獻，體現黃帝時期社會進步與發展的突出特徵主要有以下四項。 

第一，戰爭。最為著名的就是黃帝與炎帝和蚩尤的戰爭。《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載：“吉。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又如《逸周書·嘗麥》載：“（黃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以甲兵釋怒。” 

第二，進行祭天活動，假“天意”管理天下民眾。《逸周書·嘗麥》記述黃帝“用大正順天思序，紀於大帝；用名之曰絕轡之野”。 

第三，設立管理社會的人員或機構。《逸周書·嘗麥》言黃帝“乃命少昊清（原文為“請”）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質。天用大成，至於今不亂”。 

第四，物產逐漸豐富，財富得到積累。《國語·魯語下》載：“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 依據以上黃帝時期社會的主要特徵，對照考古研究和發現的相關成果，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前後可能是黃帝時期所處的年代。當時社會的突出特徵表現為：一人獨尊的現象開始呈現，戰爭出現並逐步頻繁。 

考古學研究揭示出該時期出現了戰爭，玉鉞開始出現，軍權產生，呈現出一人獨尊的現象。如河南靈寶西坡遺址發現的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末段的大型墓葬及隨葬玉鉞；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發現的凌家灘文化中晚期的“風”字形玉鉞；海岱地區大汶口文化中期開始出現的玉石鉞；遼寧建平牛河梁遺址羣發現的“神廟”與人像遺存、大型積石冢及中心大墓；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發現的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殿堂”式高等級建築基址等。 

（二）顓頊與帝嚳時期社會的主要特徵、年代與相應的考古學現象

將黃帝與顓頊分屬前後兩個時期，先秦文獻已經有所指明。《左傳·昭公十七年》載：“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文中指出黃帝時期重視自然現象並以自然現象作為命名依據，而從顓頊開始則重視民事現象。此外《國語·楚語下》亦載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是謂絕地天通”。在顓頊時期將祭天與祭地分開，專職祭祀成員開始出現，既顯示了顓頊對原始宗教信仰的改革，還顯示了社會出現了祭祀階層。這是比黃帝時期進步的一個重要現象，也是將黃帝與顓頊分屬兩個時期的重要依據。 

反映顓頊與帝嚳時期社會進步與發展的突出特徵，先秦文獻記載的很少，主要有三項。 

第一，祭祀方式與制度的改革與發展。《國語·楚語》載：“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由上，在顓頊時期明確了將祭天與祭地作為兩種不同的祭祀方式與制度，並配以專職祭祀人員。祭祀的目的分別是敬神與保民，從而使得祭祀行為成為社會民眾受益的一種重要宗教活動現象而得到發展，由此促進了社會的發展。所以，司馬遷將顓頊譽為：“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 

第二，繼黃帝時期之後進一步發展社會財富。《國語·魯語下》載：“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社會財富的發展，是私有財產發展的一種現象，個人財富能夠逐步積累，順應了社會不斷發展的趨勢。 

第三，依據天象，發展農業，穩固社會民眾，推進社會發展。《國語·魯語下》言：“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 依據以上對先秦文獻分析的顓頊與帝嚳時期社會的主要特徵，對照考古學發現與研究的成果，大致可以明確顓頊與帝嚳時期可能處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400年之間。這時期社會的突出特點是：祭祀廣泛流行，同時戰爭愈加激烈。祭祀已經成為當時社會活動最為重要的一項內容。同時祭天敬神，祭地為民，天神與祖先神在祭祀活動中分開並分別進行，即顓頊“絕地天通”，產生了專門的祭祀成員。 

這種祭祀活動流行的現象，反映在考古學方面，主要有良渚文化中期出現的十分規整的三色祭壇墓地以及玉器上的神人圖像。如浙江省餘杭瑤山祭壇墓地、反山祭壇墓地，及其大墓中出土的玉琮、玉鉞等高等級玉器上雕琢的神人圖像。這種神人圖像一直延續發展至良渚文化晚期。還有江漢地區的屈家嶺文化亦流行祭祀活動。如湖北省天門石家河等遺址發現的大型祭祀道具——大型陶管狀筒形器羣。該時期在黃河流域出現的建築物奠基遺存，也是祭祀活動頻繁狀態下的產物。 

（三）唐堯與虞舜時期社會的主要特徵、年代與相應的考古學現象

將顓頊、帝嚳時期與唐堯、虞舜時期分屬早晚兩個時期，從古文獻記載的各自的事蹟與特徵方面，很容易區分（見後述）。反映唐堯與虞舜時期社會進步與發展的突出特徵，先秦文獻記載較多，這與先秦文獻記述顓頊與帝嚳的事蹟較少的現象，形成鮮明對比。同時，在先秦文獻中有時會將一些事蹟合列在黃帝、唐堯、虞舜名下。如《周易·繫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集諸子各家及親自走訪四方耳聞所得，將堯舜事蹟進行了重點描述。其中，對虞舜的記述，內容最多，約佔《史記·五帝本紀》的三分之二。現擇其反映社會進步與發展的突出特徵分析如下。 

第一，堯調解各部族之間的矛盾，合和萬國，成為萬國的盟主。《史記·五帝本紀》載堯“黃收純衣，彤車乘白馬，能明馴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萬國”。一人獨尊的社會特徵已經不限於本部族內，而是在“萬國”的層次上形成。 

第二，堯觀象授時，發展天文曆法，推進農業發展；按照天時曆象、春夏秋冬的自然環境條件發展社會經濟。《史記·五帝本紀》載：“乃命羲、和，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分命羲仲，居鬱夷，曰暘谷。敬道日出，便程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中春。其民析，鳥獸字微。申命羲叔，居南交。便程南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其民因，鳥獸希革。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虛，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燠，鳥獸氄毛。歲三百六十六日，以閏月正四時。信飭百官，眾功皆興。” 

第三，虞舜代唐堯經歷了艱難複雜的歷程。《史記·五帝本紀》載：“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乃使舜慎和五典，……乃徧（遍）入百官，……賓於四門，……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堯對舜進行了三年的各種考驗，並經過二十年的代理執政考察其能力之後，虞舜才最終替代唐堯“攝行天子之政”。 

第四，舜四次巡視四方，使得唐堯盟主的影響達到十二州的範圍。《史記·五帝本紀》記有：“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舜，“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五歲一巡狩，羣后四朝。……肇十有二州”。 

第五，舜設立刑法制度，消除了社會不穩定因素。《史記·五帝本紀》言：“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過，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 

第六，對外征伐四方，對內平息憂患，遷徙作亂部族，促進民族融合。《史記·五帝本紀》曰：“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四罪而天下鹹服。”“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少皞氏有不才子，……顓頊氏有不才子，……此三族世憂之。至堯，堯未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天下惡之，比之三兇。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於四裔，以御螭魅，於是四門闢，言毋兇人也。” 

第七，虞舜替代唐堯，成為“中國”第一位“天子”。“中國”這一地理含義的國家概念，在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的記載中，是從五帝時代的堯舜時期後段舜踐天子位才開始的。《史記·五帝本紀》説：“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闢丹朱於南河之南。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為帝舜。” 

第八，舜任人唯賢，致使人人友善，社會和諧。《史記·五帝本紀》載：“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至於堯，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 

第九，舜設立國家管理機構，致使百業興盛，天下太平。《史記·五帝本紀》亦載：“天下歸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倕、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於是舜任命禹為“司空”，主持治理洪水、平定水土；任命棄為“后稷”，主持五穀農業生產；任命契為“司徒”，主持社會教化；任命皋陶為“士”，主持刑法，維持社會穩定和諧；任命垂為“共工”，主持手工業生產；任命益為“朕虞”，主持皇室園林內動物資源的管理；任命伯夷為“秩宗”，主持祭祀活動的次秩尊卑；任命夔為“典樂”，主持八音調和，以便敬神人和；任命龍為“納言”，主持上傳下達，傳遞信息。並且要求各官員恪盡職守，如“女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時相天事”。還要求考核業績，“三歲一考功，三考絀陟，遠近眾功咸興”。舜將地方分置由十二牧管理，國家權力機構設九個部門集中管理，各司其職，督促管理，標誌着國家的形成。司馬遷稱讚當時“四海之內鹹戴帝舜之功。……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依據對以上文獻尤其是《史記》分析的唐堯與虞舜時期社會的主要特徵，對照考古學發現與研究的成果，大致可以明確唐堯與虞舜時期可能處在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間。反映在考古學方面，主要有中原地區的陶寺文化早、中期可以與之相合。陶寺文化遺存中，具有遼西地區紅山文化、河套地區龍山文化、中原地區三里橋文化類型、海岱地區大汶口文化晚期及龍山文化、甘青地區齊家文化、江漢地區石家河文化、太湖地區良渚文化晚期與廣富林文化等四方各地的文化因素，猶似形成“合和萬國”的態勢。還存在着陶寺文化玉器向甘青地區發展的線索，似顯示着“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的史蹟。 

總之，先秦文獻及《史記》所記述的五帝時代以及筆者分析的黃帝、顓頊與帝嚳、唐堯與虞舜三個時期，基本上可以與考古學的發現與研究認識進行對應整合。古代文獻所記述的五帝時代的各種事跡，內容錯綜複雜，經過數千年來的口耳相傳，輾轉添色，以及歷代學者的各種梳理探索，多線條交叉承襲，難免穿鑿附會、方枘圓鑿。但通過考古學的發現與研究及與文獻史學的不斷整合探索，終究可以揭示隱含在古代文獻尤其是先秦文獻中的一些史實。 

二、五帝時代與中華文明的形成 中華文明起源與形成問題，經過數十年的考古學探索，已經形成了許多認識，但形成較為系統的對考古學文化實體個案的研究認識並不多。筆者曾指出：“中國文明的形成，先有各個區域的小區域文明，而後才形成以中原為中心的中國文明”。關於最早的小區域文明，目前依據考古發現能夠説得清楚的，主要是紅山文明與良渚文明。而以中原為中心的最早的中國文明，比較清楚的，主要是陶寺文明。 

（一）紅山文明的分佈、年代及社會基本特徵

紅山文明，是指分佈在遼西地區的紅山文化晚期後段，具體年代大致在公元前3360年至公元前2920年之間。其代表性遺存，主要有遼西地區牛河梁遺址羣諸地點的上層積石冢的有關遺存，遼寧省喀左東山嘴大型積石冢壇、阜新胡頭溝積石冢、凌源田家溝多處石棺墓地，內蒙古自治區敖漢旗草帽山積石冢等，還有紅山文化分佈區南部的河北省平泉縣發現的紅山文化積石冢遺存，在紅山文化分佈區北部的西拉木倫河以北的內蒙古自治區巴林右旗那斯台遺址發現的這一階段的勾雲形玉佩、獸面玦形玉器等遺存，以及近年來發現的遼寧省朝陽龍城半拉山紅山文化墓地。這些遺存幾乎遍佈紅山文化分佈區，顯示在整個紅山文化分佈區域內，大致都經歷了紅山文明發展階段。而目前的發現則以牛河梁、東山嘴、田家溝、草帽山、半拉山等遺址所處的大淩河上游地區發現的遺存最為豐富，揭示的也較為清晰。其中牛河梁遺址羣的規模最大，檔次最高。 

分析這些遺存，可以將紅山文明分為前後五個發展階段。其中第一段至第四段是紅山文明的不斷發展階段。在紅山文明形成之初開始出現大型積石冢，伴隨着紅山文明的發展其中心大墓的結構不斷發展與完善。在紅山文明形成之初出現了隨葬玉禮器的現象，玉禮器的種類與器形也伴隨着紅山文明的發展而逐步演化。第五段是紅山文明的衰落階段。紅山文明的衰落，是從出現專用武器——玉石鉞開始的。據研究，紅山文明形成的基礎與動力主要有三個方面：農業經濟的發展，宗教信仰與精神文化的發展，以及外來文化影響與衝擊。紅山文明的社會基本特徵，最主要的也有三項。 

第一，形成了等級化社會。依據牛河梁遺址羣的發掘成果，可以分析出紅山文明的社會分層至少存在着六個等級，社會組織至少存在着四級⑩。具有四級組織六個等級的社會，應該是一個較為複雜的等級化社會。 

第二，形成“一人獨尊”的社會現象。牛河梁遺址羣屬第一等級的中心大墓有三座（N2Z2M1、N16M4、N5Z1M1），分屬紅山文明的前三個階段，每個階段只有一座。第四段尚未發現積石冢中心大墓，第五段可能不存在積石冢中心大墓。這反映了在紅山文明發展過程中最高等級的墓葬只有一座。這充分説明了紅山文明存在着“一人獨尊”的社會現象。 

第三，盛行祖先崇拜、動物崇拜並神化原始宗教信仰活動以維持其社會的穩定發展。紅山文明盛行祖先崇拜、動物崇拜並神化原始宗教信仰活動，使其社會產生了一些特殊的現象。如紅山文明的社會，經濟不發達，社會財富積累有限，但社會等級卻表現得十分清晰。又如在紅山文明高度發展的第二、三、四階段，不見武力現象，沒有掠奪性的戰爭行為，但卻存在着“一人獨尊”的個人集權現象。還如紅山文明的文化發展程度不高，但玉器製作卻十分精工，如獸面玦形玉器、勾雲形玉佩、獸面紋玉佩、雙獸面玉佩、鳥獸紋玉佩、斜口筒形玉器、回首鳳鳥玉冠飾、雙熊首三孔玉梳背、玉人、玉璧形飾、玉龜、玉鱉、玉鴞、玉蟈蟈等，成為當時的一種特殊的財富。這些特殊現象都與當時盛行神化原始宗教信仰活動有關。這些信仰活動可能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社會凝聚力，使得其社會能夠得到穩定的發展。 

紅山文明的三項基本特徵，最具特色的是第三項，即盛行祖先崇拜、動物崇拜並神化原始宗教信仰活動以維持其社會的穩定發展。而發展到第五階段，祖先崇拜、動物崇拜等神化原始宗教信仰活動弱化，維持其社會穩定的法則削弱而缺乏約束社會成員的凝聚力，社會出現武力現象，發生動盪，“一人獨尊”的現象也隨之消失，紅山文明自然就開始衰落並且逐漸消亡。 

紅山文明的特徵，決定了其是一個不成熟的文明，也是一個不能延續的早期文明。由於紅山文明是建立在神化宗教信仰活動的基礎上，沒有形成國家組織的管理機構，經濟不發達，文化發展遲緩，社會組織又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這樣的文明社會，雖然存在“一人獨尊”“惟玉是葬”的現象，但基礎薄弱，缺乏進一步發展的能力，當資源匱乏、環境發生變化、社會失去凝聚力之時，自然會隨之衰落。同時，其尚未出現王權與王室現象，不屬王國文明。所以，可以稱為“古國文明”，是我國“古國文明”的代表。 

（二）良渚文明的分佈、年代及社會基本特徵

良渚文明是指主要分佈在太湖地區的良渚文化中晚期，具體年代大致在公元前3000至公元前2300年之間。其代表性遺存，主要有良渚城址，包含城內的莫角山“宮殿區”、反山“王陵區”、姜家山“貴族墓地”，以及城外西北部外圍以老虎嶺為代表的高壩系統、以鯉魚山為代表的低壩系統，其共同構成了由11條堤壩組成的大型水利系統（見圖1）。此外還有良渚城址附近的瑤山與匯觀山祭壇墓地、玉架山遺址羣，以及上海市青浦福泉山、江蘇省武進寺墩等重要遺址。

其中良渚城址外圍由11條堤壩組成的大型水利系統，保護利用範圍約100平方公里，堤壩的年代約在公元前3100年至公元前2700年之間。良渚城址內城面積約290萬平方米。大莫角山宮殿區發現了7個面積約300至900平方米的房屋台基，可能是良渚文明最高權力機構的體現。反山墓地為一人工堆築的上萬立方米的土墩，面積約2700平方米，發掘的11座墓葬，以M12規模最大。反山M12墓底築棺牀，隨葬玉器、石器、嵌玉漆器和陶器658件，是至今發現的規格最高的良渚文化墓葬，為良渚文明的“王陵”。這些高檔次的文化遺存，顯示了文化內涵十分豐富、充分發展而又獨具特色的良渚文明。良渚文明的社會主要特徵，有以下幾項。 

第一，出現成套農業工具，顯示出原始農業發展進入成熟發展階段。第二，大批精緻的玉器、精美的漆器、象牙製品、陶器等，顯示了手工業種類增多以及工藝技術的快速發展，也顯示出有許多人員進入手工業製作領域。第三，祭壇、玉器、玉器上的神人圖案等反映的精神文化生活較為豐富，原始宗教信仰活動十分頻繁，祭祀活動形式高度一致，顯示形成了統一的精神文化意識。第四，玉石鉞流行，有的墓內隨葬數十把玉石鉞，顯示社會崇尚武力，戰爭頻繁。第五，反山墓地及M12等大墓的出現，顯示出“王陵”特點及“王權”的形成。規格最高的玉琮與玉鉞在該墓中共存，顯示神權與軍權合一，並且是良渚文明“王權”的主要特徵。第六，“宮殿區”、普通建築，以及“王陵”、“貴族墓地”、普通墓地等，顯示了社會成員形成了高低不同的等級。第七，工程浩大的城牆的營築、規模龐大的水利系統的形成，以及良渚遺址羣密集的分佈，顯示了其人口眾多，以及對人力資源調配使用的組織機構的存在。 

這些特徵表明，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300年間，在太湖地區存在着一個原始農業充分發展與手工業發達、精神文化意識高度統一、富有祭祀與戰爭特色、具有神權與軍權合一的王權權威及各級管理機構的文明社會。所體現的是神權與軍權合一的王權的產生，這恰恰在反山M12大墓中得到了集中的體現，如出土的大玉琮與大玉鉞及其上的神人圖案。大玉鉞是用於指揮戰爭的，是軍權的代表，大玉鉞上的神人圖案的含義，可能是戰神。玉琮則可能與原始宗教信仰活動有關，也是權力的象徵，具有權杖的含義。大玉琮上施刻神人圖案可能表明進行原始宗教信仰活動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贏得戰爭的勝利。 

良渚文明還向外部擴張，文化影響與勢力所及，到達海岱地區、中原地區、嶺南地區，範圍達小半個中國。但在公元前2400年前後，良渚文明開始衰落，而且在太湖地區沒有出現新的文明社會替代良渚文明，直至公元前2300年前後良渚文明完全消失。其衰落的原因，可能與社會組織機構不完備、社會無序的發展、原始宗教信仰活動的發展超越了社會發展的承受能力、頻繁的掠奪性戰爭又影響了社會的發展、社會資源的過度消耗、不能適應環境的變化、以及北部文化勢力南下太湖地區等因素有關。 

良渚文明顯然要比紅山文明進步，但其社會管理機構不完備，不能調節社會無序的發展，雖然形成了“王權”這一“王國文明”的特點，但沒有形成相匹配的管理制度與體系。當“王權”無力控制社會無序發展時，一旦受到各種不利因素的衝擊，文明社會自然會自行衰亡。良渚文明實際是我國“古國文明”向“王國文明”過渡階段的代表，可暫稱為“古王國文明”。 

（三）陶寺文明的分佈、年代及社會基本特徵

陶寺文明是指主要分佈在晉西南地區的陶寺文化早中期，具體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45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間。其代表性遺存，最重要的是山西省襄汾陶寺遺址發現的陶寺文化早期的城址（宮城）、大型窖藏區、6座大墓（M2001、M3002、M3015、M3016、M3072、M3073），陶寺文化中期的大型城址、較大型的宮殿建築基址、具有祭祀與觀測天象功能的半圓形大型建築基址、城址西南角的手工業區、一座隨葬品豐富的大墓（2002M22），以及芮城清涼寺墓地的部分墓葬，臨汾下靳村墓地的部分墓葬等。 

其中，陶寺文化早期城址面積約13萬平方米，內有宮殿建築基址，並發現豪華建築上的幾何形花紋的白灰牆皮。陶寺文化早期的大型窖藏區，位於早期城址的東南，面積約1000平方米，其內窖穴密集，以豎穴圓角方形或長方形為主，大者邊長10米左右，小者邊長約5米，多有螺旋坡道由坑口至坑底。大型窖藏區及眾多糧倉性質的窖穴，正好與大墓中隨葬木質糧倉模型倉形器，能夠互相對應證明。 

陶寺文化早期的6座大墓，僅一座未被擾亂，有4座大墓隨葬了彩繪蟠龍紋陶盤。這6座大墓，墓葬規模大，隨葬品豐富、精緻。不僅有彩繪陶器、彩繪漆木器，而且大都還有木俎、木匣、成套大型石廚刀、石磬、土鼓、鼉鼓隨葬。其中石磬、土鼓、鼉鼓是大型禮樂器，石磬長約44至95釐米，土鼓高約45至142釐米。完整的鼉鼓高約1米，鼓腔外表施彩繪圖案。這種大型禮樂器還組配使用，組配形式通常是1件石磬、2件鼉鼓、1件土鼓。這種使用大型組合禮樂器隨葬的現象，在商代僅見於王陵或王室大墓。由此可以推測：陶寺遺址這6座大墓是當時王室成員的墓葬，彩繪蟠龍紋陶盤僅限於王室成員使用。

陶寺文化中期的城址，面積約280萬平方米。發現的陶寺文化中期的大型宮殿夯土建築基址，面積為286平方米，上有三排殘存18個柱洞，是柱網結構明確的殿堂建築遺蹟。在夯土中還出土了銅器殘片及兩處奠基的人骨架。2002年發現了陶寺文化中期的兩大塊裝飾綯邊篦點戳印紋白灰牆皮和一大塊帶藍彩的灰白牆皮。陶寺文化中期的一座大墓（2002ⅡM22），在陶寺文化晚期偏早階段就已被擾亂破壞，尤其是墓室正中的棺室被搗毀，棺內的貼身隨葬玉器等情況已不清楚，殘留有綠松石飾件、玉鉞碎塊、小玉璜、木柄、子安貝等46件，以及遺留在擾坑內的玉鉞、玉鉞殘塊、白玉管、天河石和綠松石片等20件。在棺室四周未擾動部分及壁龕內出土隨葬品72件（套），包括彩繪陶器8件、玉石器18件（套）、骨鏃8組、漆木器25件、紅彩草編物2件，以及豬10頭、公豬下頜1件。 

陶寺文化早中期這些高層次、高品質遺存的發現，反映了陶寺文明的如下一些特徵。第一，初步形成了農業生產與手工業生產管理體系。如陶寺文化中期集祭祀與觀測天象的建築基址，顯示當時可能存在敬天授時以發展農業的農業生產管理體系。陶寺文化中期觀測天象的遺存及其知識，不可能是在陶寺文化中期突然出現的，推測在陶寺文化早期就已經開始了。又如陶寺文化中期的手工業區的發現，顯示當時對手工業進行了集中管理，而陶寺文化早期大墓中出土的各種精緻的彩繪陶器、木器、漆器、玉器等，也顯示陶寺文化早期的手工業已經相當發達。第二，初步形成了糧食儲備管理體系。如陶寺文化早期的大型窖藏區顯示糧食儲備管理體系的存在，而大墓中隨葬木質糧倉模型倉形器則顯示當時對糧食儲備及管理的重視。這是防範糧食資源風險的重要措施。第三，存在着十分明顯的“王權”與初步的王室文化現象，權力體系已經形成。如陶寺文化早期的宮城、中期的大型宮殿基址、王室大墓，只有大墓才享有的特殊器物——彩繪龍盤、石磬、土鼓、鼉鼓等大型禮樂器。第四，初級“禮制”已經形成。如出現了1件石磬、1件土鼓、2件鼉鼓這種固定配套組合的大型禮樂器，而且只有“王室”大墓才有彩繪龍盤、石磬、土鼓、鼉鼓等大型禮樂器與大型漆木器、糧倉模型等豪華器物隨葬。顯示出社會制度正在建立。第五，社會貧富分化明顯，如少數大墓、中型墓以及數以千計的大量小墓，其墓葬規模、隨葬品的數量與質量，判然不同。還有被殺殉用於奠基或祭祀的人骨，社會分層至少存在四個以上的階層。 

上述表明，在陶寺文化早中期，社會經濟空前繁榮，重農務實的社會風氣、禮制與等級等社會制度、社會管理體系、王權與王室文化等現象，以及尊卑有序、崇龍尊王等規範行為的思想意識都已經形成，文明已經誕生。陶寺文明具有鮮明的王權與初步的王室文化特徵，以及較為完備的社會管理體系或國家管理機構，所以，可以將陶寺文明視為王國文明。陶寺文明是目前認識的中國最早的王國文明。蘇秉琦先生在30年前就將之稱為“最初的中國”。 

結語 五帝時代是中華文明的形成時期。而中原“王國文明”的形成，則標誌着“中國文明”的誕生。其所處年代相當於考古學揭示的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間，並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即黃帝時期、顓頊與帝嚳時期、唐堯與虞舜時期。這三個時期分別相當於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的“古國文明”“古王國文明”“王國文明”三個發展階段。 

中華文明的形成過程顯示，先是小區域內形成沒有“王權”的“古國文明”，而後是產生初具“王權”而缺乏有序管理機構、仍然是小區域特色的“古王國文明”，最終形成以中原為核心兼具四方文化特色的具有王權與王室文化特徵，以及具有初步完備的社會管理體系即國家管理體系的“王國文明”。 

目前考古學上揭示的可以與“古國文明”“古王國文明”“王國文明”這三個發展階段相對應，並能夠列舉一系列特徵而表明其社會進入“文明”發展狀態的考古學文化實體個案，分別是以“紅山文明”“良渚文明”“陶寺文明”為代表。其中“紅山文明”是否代表着黃帝時期的古國文明，“良渚文明”是否代表着顓頊與帝嚳時期的古王國文明，尚需要進一步的探索與認證。但是“陶寺文明”所代表的應是堯舜時期的王國文明。 

古代文獻記載和考古學發現與研究兩方面的證據都指向一個共同的現象：即堯舜時期的陶寺文明是中國王國文明的開端，是最早的“中國文明”，即“最初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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