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網都在等一份協議: 歐盟為何急與中國簽約? | 文化縱橫_風聞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杂志官方账号-2020-12-30 22:54
【導讀】2020年末有兩個重大事件，或許將改變世界格局與中國未來：一是已經簽署的全球最大貿易協議RCEP，另一個便是正被美國阻止，但卻即將達成的《中歐投資協定》。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歷時7年、經過數十輪談判的協定為何急於在此時達成？又意味着什麼？
事實上，今年春天，疫情危機下的歐盟及其主要成員國都採取了預防措施，防止本國戰略產業被外部資金“抄底”。本文發表於2020年8月，當時作者發問：歐盟精英關於經濟主權和產業鏈風險的反思，是否必然會導致歐盟各國將相關投資撤出中國？他當時預判，答案是否定的。通過分析歐盟內部矛盾、外部形勢、疫情危機等因素，可以看到中歐合作的現實基礎：一方面，歐盟深受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南北矛盾”和美國有意造成的“東西裂痕”的雙重困擾，疫情危機則加劇了“散裝歐盟”危機。歐盟及其成員國既有復甦經濟、加強產業鏈整合的需求，也需要重新調整其全球產業佈局，而中國這樣低成本、高回報的投資環境，依然是其優選。另一方面，中歐經貿“壓艙石”還在，相比美國，歐盟領導層在對華交往方面更為理性，其外交政策大概率會保持“戰略自主”，並利用中美矛盾獲得更大利益。在中美變局中，歐盟作為某種“緩衝地帶”，依然扮演重要的戰略角色。而中國在政治和經濟上也需要爭取歐盟，並在國際事務中援引歐盟的力量。長遠來看，中歐交流合作有着廣闊的空間，未來可期。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0年第4期(8月刊)，原題為《多難興盟？——新冠疫情與歐盟的秩序危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位參考。
2020年，新冠病毒席捲了整個歐洲，德國總理默克爾4月6日用非常確鑿的語氣指出，這是歐盟成立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默克爾的定性並非虛言。新冠疫情不僅是一次巨大的公共衞生危機，也是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據歐盟委員會預測，歐元區經濟將在2020年萎縮8.7%。這更是一場政治危機，歐盟在疫情暴發初期幾乎無所作為，在疫情期間協調抗疫的能力捉襟見肘，一些成員國的民眾已經在質疑，身為歐盟成員國還有什麼好處可言？而一些申請加入歐盟的國家也會懷疑，還有必要加入這樣一個暮氣沉沉的組織嗎？
從公共衞生的角度來看，如果歐盟是一個國家的話，它擁有的資源條件是相當優越的。根據歐盟統計局（Eurostat）的數據，2017年（除去英國外的）歐盟27國擁有243萬張病牀，每千人有5.45張病牀，高於中國的每千人4.3張病牀。然而在2020年，歐盟卻成為全球新冠病毒感染最嚴重的區域之一。為什麼優越的資源條件，在抗疫的過程中沒有發揮作用？
值得我們思考的另一些問題是：疫情會加速還是延緩歐盟的一體化進程？後疫情時代的歐盟在國際秩序中有可能呈現出何種特色？新的歷史因素，總是通過作用於原有的社會矛盾來發揮自身的作用。因此，我們有必要從疫情暴發之前歐盟的內外基本形勢説起。
**▍**疫情之前的歐盟內部危機：南北矛盾與東西裂痕
在疫情暴發之前，歐盟早已面臨深刻的政治危機。2020年1月31日，英國正式脱離歐盟，這對於歐盟一體化進程是一個顯著的打擊，因為它釋放出的信號是：歐盟給成員國帶來了沉重負擔，提供的利益卻有限，導致內部矛盾尖鋭。
在歐盟內部，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都對布魯塞爾有很多怨言。左翼會抱怨布魯塞爾的財政紀律（財政赤字不得超過GDP的3%，國債不得超過GDP的60%）從根本上具有新自由主義特徵，束縛了各國政府通過擴大政府開支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和改善民生的手腳；右翼則抱怨布魯塞爾的移民和難民政策在摧毀歐洲文明，大量客工的湧入讓許多本地工人失去工作。還有不少人認為歐盟是一架缺乏民主正當性的官僚機器，各國不應該再向歐盟移交更多的主權權力。而另外一些人認為，要增強民主正當性，歐盟機構必須直接向公民個體負責，而這恰恰需要進一步的一體化。究竟是向前走，還是向後退？處於歐盟境內不同方位的國家有不同的理解。在地緣上，歐盟最主要的矛盾有兩對，一是“南北矛盾”，二是“東西裂痕”。
**歐盟的“南北矛盾”是在上次歐債危機中集中爆發的，但其根源埋藏在歐元區建立之前。**德國、荷蘭等北方國家早已形成出口驅動的經濟模式，而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家則更依賴本地的內需市場。在歐元區建立之後，北方國家的出口成本進一步降低，其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獲得了更大的競爭力；而南方國家無法通過使本幣貶值來降低工業出口成本，其結果是其許多工業產品在競爭中不敵北方國家。既然無法使用貨幣政策來拉動經濟，南方國家只能更多地運用財政擴張政策，從而積累了巨大的公共債務，但是政府的税基卻沒有相應擴大，不斷擴大的支出和裹足不前的收入之間的差距，使得南方國家的經濟和公共財政積累了巨大的風險。而歐盟並沒有形成一種強有力的財政轉移機制來平衡德國等北方國家所獲得的優勢，於是既有的趨勢不斷發展，直至引爆歐債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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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債危機中，德國成為救援的主力。為了穩定歐洲金融秩序， 2011年歐洲峯會批准建立“歐洲穩定機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ESM），ESM擁有5000億歐元的實際放貸額度，旨在為成員國提供金融救助，保持其國債的可持續性，提高其從金融市場自籌資金的能力。ESM的援助條件非常嚴格，由歐元區成員國財長擔任ESM管理委員會的成員，協商決定是否提供金融援助，提供援助的條件、貸款規模以及工具。**德國在其中貢獻的資金比例最高，因此掌握了極大的話語權，要求一系列南歐國家按照德國的財政緊縮模式進行自我改造。**對於受援助國而言，這相當於向歐盟上交了許多財政權力，自主性大大降低。即便南歐國家的財政狀況近年來有所好轉，財政緊縮帶來的痛苦也讓許多人對歐盟與德國形成負面印象。
**歐盟的“東西裂痕”，則源於歐盟20世紀90年代以來急劇“東擴”所帶來的問題。**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歐盟將一系列中東歐國家吸收為成員國。**而美國的決策者試圖在歐盟內部“摻沙子”，也支持歐盟迅速對外擴張；波蘭、捷克等晚近加入歐盟的國家，與美國的關係走得更近，自然不利於歐盟構建獨立的防務體系。**此外，許多中東歐國家原來屬於華沙條約組織，西方在這些國家扶持了一些民族主義力量，以擺脱蘇聯的控制以及俄羅斯的影響。但民族主義力量一旦形成，就不可能事事受外部控制。這些國家從本國的利益出發，試圖搭上歐盟經濟一體化的便車以發展本國經濟，但對於歐盟的政治一體化缺乏興趣，對於布魯塞爾的許多政策持懷疑甚至抵制的態度。例如，與西歐相比，中東歐的大規模移民或多元文化主義的經驗要薄弱得多，接納難民缺乏民意基礎，不願意為歐盟的難民政策承擔成本。這也進一步加劇了東西歐之間的裂痕。
在成員國之間對“一體化”速度缺乏共識的情況下，歐盟的應對方式是推動“多速歐洲”。2017年3月歐盟27個國家的政府首腦、歐洲理事會主席、歐洲議會議長和歐盟委員會主席共同簽署發佈了《羅馬宣言》，各國同意“以不同的速度和深度朝着同一個方向邁進”。這意味着，不同的成員國可以速度不一地加入一體化進程。然而，如果歐盟能夠釋放的紅利不如美國、中國或俄羅斯這樣的域外大國，以波、匈為代表的中東歐國家是否願意跟進，就會成為疑問。
新冠病毒是一種傳播渠道多樣、傳播速度非常快的病毒，一旦疫情暴發，決策者就需要和時間賽跑，這要求一個具有高度協調性和執行力的治理體系。新冠病毒最喜歡“散裝”程度比較高的社會：這樣的社會往往由於認識滯後、黨爭、官僚主義或者法律體系僵化等原因，導致縱向各層級政府和橫向各區域政府無法協調行動。很遺憾，歐盟就是這麼一個“散裝”程度很高的政治共同體。由於不是一個主權國家，歐盟沒有權力全面協調成員國的抗疫政策；另一方面，它又收走了成員國的許多主權性權力，這使得一個成員國必須和其他成員國協調，才能夠落實許多防控行為。這樣一個尷尬的中間位置，恰恰給了病毒最大的可乘之機。
在初期應對上，歐盟幾乎是麻木不仁的。意大利疫情開始暴發的時候，絕大部分歐盟國家仍然沒有認識到事態的嚴重性，申根區內部仍然保持自由流動。因為這種自由流動長期被視為歐盟共同市場所帶來的主要利益之一，貿然恢復內部邊境管制，有可能引來鄰國和歐盟領導層的指責。最終，病毒從“震中”不斷擴散，撒播到整個歐洲。直到歐洲各國紛紛暴發疫情之後，3月17日歐盟才宣佈關閉申根區的外部邊境至少30天；但內部邊境的控制則由成員國根據《申根協定》自己決定。而且意大利周邊各個國家對意大利採取的邊境管控政策基本上都是基於自身的判斷，相互之間協調程度較低。到了5月歐盟各國陸續復工的時候，意大利及其鄰國圍繞邊境管控政策再次發生了爭議。
從其憲制來看，歐盟並不承擔本區域抗疫的主要責任，歐盟在衞生健康方面的功能，主要是輔助性與協調性的。由於衞生健康制度的標準不一，以及對於病毒與抗疫策略的認識的高度不一致，歐盟各國抗疫政策很難同步。再加上大瘟疫超出了簡單的衞生議題，抗疫涉及財政、金融、安全等方方面面，協調難度更大。
在2020年1~2月，大多數歐盟國家在防疫物資的採購與儲備上毫無作為。許多國家的決策者直到疫情暴發才突然意識到本國防護物資供應的不足。當意大利、西班牙處於疫情高峯時，歐盟各成員國卻在悶頭囤積防護物資，甚至相互“截胡”，這在歐盟的歷史上，可以説是非常醜陋的一幕。3月中旬，歐盟領導層針對德國扣押意大利進口口罩事件，督促德國與法國修改醫療物資出口禁令，使之可以出口至歐盟成員國，歐洲內部的“口罩大戰”這才告一段落。當然，歐盟在防護物資的採購上也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如多次開展抗疫物資的聯合招標，但受制於歐洲“去工業化”所導致的生產能力的衰退，從本土獲取供應碰到了許多困難。各成員國政府自行從中國採購抗疫物資，仍然是主要的物資獲取渠道。在疫苗開發上，歐盟各國的團結程度更高一些，歐盟決策者定下了疫苗應該是“普遍性的公共產品”的基調，撥出了大筆資金用於疫苗研製，並和中國等國家一起為全球疫苗研發而開展募捐活動。
在金融與財政方面，歐盟做出了漸進式的響應。3月18日晚，歐洲央行宣佈決定啓動總額為7500億歐元的緊急資產購買計劃，可用於購買國債與企業債。這對於財政狀況原本就比較窘迫的國家（如意大利、西班牙）而言，具有提振信心的作用。3月23日，歐盟財長會議決定暫停1997年《穩定和增長公約》關於成員國財政赤字不得超過GDP的3%、國債不得超過GDP的60%的財政紀律，使意大利等困難國家可以發行更多國債，加大財政支出，以渡過難關。這是一個巨大的突破。不過，在歐盟出台這一決策之前，法國、德國、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家早已決定投入鉅額財政開支抗疫和拯救經濟，歐盟這一政策，或許只是對這些做法進行合法性追認，並非什麼高瞻遠矚的領導。
**更重要的鬥爭，發生在歐盟共同債券和“歐洲穩定機制”之間。**新冠疫情暴發之後，法國、意大利、西班牙以及比利時、希臘、盧森堡、葡萄牙、斯洛文尼亞和愛爾蘭這六國政府連續呼籲歐盟聯合發行“新冠債券”。然而由奧地利、丹麥、荷蘭和瑞典組成的所謂“節儉四國”（Frugal Four）一直對此表示反對。因為歐盟內部不同國家的財政狀況差別很大，主權信用等級不同，如果聯合發行債券，北方國家認為自己會被南方國家佔便宜。由於當前歐盟各國政府首先都是對本國選民負責，對其他國家讓利在選舉政治中是非常危險的，所以各國政府都慎於推行不受民眾歡迎的政策。
與聯合債券的提議相比，德國政府更傾向於啓動“歐洲穩定機制”，這一機制在歐債危機中發揮了作用。對德國而言，由歐盟的超國家機構對受援助國進行嚴格的財政紀律監督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允許受援助國獲取資金，而不向歐盟層面（實質上是德國這個最大出資方）上交財政權力，那就會造成體系性的“道德風險”，給德國帶來損失。法國自認為實力上與德國平起平坐，當然不會接受將本國的財政權力交由德國人控制。因此，德國與法國之間在財政救援上的深刻分歧，拖延了問題的解決。
直到中國、俄羅斯、古巴、委內瑞拉等非西方國家馳援意大利，帶來了輿論壓力後，歐盟才加快了有關抗疫和拯救經濟的財政安排，以顯示歐盟的團結。4月9日，經過德法兩國協調，歐盟各國財長會議終於達成總值5000億歐元的援助計劃，其中包括2400億歐元基於歐洲穩定機制的貸款；財長們同意將不對受援助國的宏觀經濟設置限制條件，只要求這筆貸款被用於疫情所帶來的直接和間接的衞生相關支出。
**總之，面對疫情中的“南北矛盾”，歐盟努力“補鍋”，在不觸動歐盟財政結構的前提下，儘可能為意大利等困難國家提供更多援助。而在“東西裂痕”問題上，歐盟在疫情期間則保持了相對剋制。**疫情期間，匈牙利國會通過了《新冠疫情法案》，授權歐爾班政府在不經國會同意的情況下（或者國會撤銷這項授權之前），無限期延長緊急狀態，並通過頒佈政令的形式防控疫情、管理國家；波蘭執政黨則希望儘可能用好該黨盟友、現任總統杜達的民調領先地位以及在疫情期間的高曝光率，如期在5月10日舉行總統大選。兩國的上述舉動招致了一些歐盟成員國政客的批評和質疑，認為這是利用疫情來擴大執政黨派的控制權。波蘭在疫情期間決定接受部分美國單方面從德國撤走的美軍，在地緣政治上更具有高度敏感性。但歐盟官方並沒有以機構的名義對這些行為發表評論，這體現了歐盟決策者的審慎，以避免在歐盟內部造成公開的分裂，從而削弱歐盟對於外部國家的吸引力。
**▍**後疫情時代的歐盟一體化危機
在2020年的抗疫表現遭到批評後，歐盟還能像以前一樣，保持着對周邊國家的吸引力嗎？
其實在疫情發生之前，歐盟擴張的速度已經大大放慢。2019年10月，法國總統馬克龍就以疲於應對英國脱歐與其他挑戰為由，反對歐盟開啓與北馬其頓和阿爾巴尼亞的入歐談判。丹麥和荷蘭也認為西巴爾幹國家在腐敗和犯罪等問題上應對不力，入盟的條件還不成熟。地緣政治也是歐盟必須考慮的一個因素，另一個近年來積極尋求加入歐盟的國家烏克蘭，也正是因此被歐盟以曖昧的態度拖延入盟談判進展。
**但是地緣政治的長期博弈意味着，如果歐盟不繼續“撩”，保持與周邊國家的“戀愛”狀態，後者或許就會“移情別戀”。**美國在科索沃設有歐洲最大的軍事基地，對歐洲有挖牆腳的威脅；俄羅斯對於西巴爾幹地區仍然有傳統的地緣政治影響力；中國在西巴爾幹的大量投資，為這一地區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土耳其也在巴爾幹半島的穆斯林羣體中有一定的影響力。為此，歐盟委員會於2020年2月初公佈改革加入歐盟程序的建議，增加了談判可逆性等條款，相當於宣佈“談戀愛”並不必然會導致“結婚”，以便將沒有承諾的“戀愛”繼續談下去。在歐洲疫情大暴發之後，歐盟首先致力於保持對烏克蘭的吸引力，於4月上旬宣佈將為烏克蘭提供超過1.9億歐元的援助。
然而，歐盟在3月疫情暴發之初自顧不暇，宣佈禁止對外出售口罩等醫療物資，此舉大大打擊了西巴爾幹國家加入歐盟的積極性。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更是在發佈會上當場落淚，強烈控訴歐盟的冷漠，稱“歐洲團結是不存在的，寫在紙上的不過是童話罷了”。而塞爾維亞向中國求助後，獲得了強有力的支援，甚至在疫情危機緩解後向意大利援助了4架飛機的醫療物資，給歐盟造成了一定的輿論壓力。
面對巴爾幹地區的形勢，歐盟領導層產生了深刻的危機感。5月5日歐洲理事會批准向歐盟的10個鄰居及夥伴國提供總計高達30億歐元的宏觀經濟援助計劃，其中包括五個巴爾幹國家（地區）。5月6日，在歐盟、塞爾維亞、科索沃、黑山、阿爾巴尼亞、波斯尼亞、北馬其頓以及27個歐盟成員國的領導人舉辦的西巴爾幹視頻峯會上，歐盟官員再次試圖以經濟援助計劃，來説服西巴爾幹國家放棄與俄羅斯及中國的親近。歐盟能夠實現自己的目標嗎？這種沒有承諾的“撩”能有多少效果，要看它能夠對相關國家釋放多少紅利，但這最終取決於它克服內部矛盾、重歸增長軌道的能力。
**另一方面，就歐盟內部的整合而言，“歐洲一體化”不是一個畫好了圖紙、只待施工的事業。**由於成員國眾多，決策機制長期缺乏彈性，不同國家對於歐盟的角色有不同的期待，於是紛爭在所難免，在現實中只能不停地磨合，而挫敗感永遠是磨合過程的一部分。雖然歐盟在應對具體的危機過程中不斷深化自身的一體化進程，如歐債危機在很大程度上就加速了成員國向歐盟上交權力；但並不是所有的危機都會促進歐盟的團結，2015年開始的難民危機就使“疑歐”右翼民粹主義勢力出現了井噴式的增長。
新冠疫情危機是否會助長“疑歐”右翼民粹勢力？由於疫情導致政治活動頻率下降，我們現在還很難直觀地看到政治力量對比的變化。但從歷史經驗來看，重大危機經常會帶來一種“聚旗效應”(rally around the flag effect)，使執政者獲得更多的民眾支持。同時，抗疫本身意味着許多國家的執政黨不得不對右翼民粹勢力的一些主張進行“演練”，如歐盟各國之間恢復邊境管控，各國似乎一下子回到了主權更為“完整”的狀態。然而，疫情的兇險，也進一步暴露了單個國家的脆弱性，讓許多精英和民眾意識到單靠本國力量“搞不定”，這種認識對於“疑歐”力量並非福音。
這場危機還讓歐盟深刻意識到戰略物資安全供應的重要性。然而，由於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產業向亞洲的轉移，此次疫情期間歐盟沒有任何一個成員國有能力建設完整的產業部門，導致抗疫物資緊缺。因此，未來要降低過度依賴全球供應鏈的風險，歐盟作為一個區域的責任就凸顯出來——各成員國必須通過相互協調以及歐盟層面的統一政策，加強相互之間的產業鏈整合。
**▍**疫後國際秩序中的歐盟：中歐關係向何處去？
2019年3月歐盟委員會的一份戰略報告曾將中國定位為“體制性競爭對手”（systemic rival），這對中歐關係而言並非良好的信號。在歐盟疫情高峯過去之後，我們需要思考和研判：歐盟精英關於經濟主權和產業鏈風險的反思，是否必然會導致歐盟各國將相關投資撤出中國。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因為對於全球資本而言，要找到像中國那樣低成本、高回報的投資環境是非常困難的；中國在抗疫上的突出成就，實際上更鞏固了其投資環境的優越性。同時，美國市場與中國市場相比，優勢正在減退。歐盟各國政府也不可能有足夠的資金來補償投資者將投資撤出中國所帶來的損失。如果沒有來自美國方面的強力干擾，對於許多國家而言，在物資供應上採取“中國+1”，或許是更為理性的風險分散途徑。
同時，**在疫情之後，由於歐盟各國大量企業估值降低，急需外部資金注入，必將發生一波跨境併購的高潮。而這又會牽涉到歐盟與中美兩國的關係。**隨着中國產業升級，中國與德、法等國之間關係的競爭性的一面開始凸顯。在歐債危機爆發之後，中國企業在歐盟各國收購了一些本地企業，如吉利收購瑞典沃爾沃，美的收購德國庫卡，引發了德國和歐盟決策者的警覺。歐盟內部對於戰略行業併購的政府審查悄然加強，中國企業對於歐盟內企業的併購，遭遇到越來越高的門檻。在疫情背景下，從歐盟委員會到主要成員國都進一步採取了預防性的法律措施，以防止本國的戰略產業被“抄底”。3月25日，歐盟委員會發布一份關於在新冠疫情期間監管外國直接投資和保護歐盟戰略性資產的指南，提醒成員國注意外國投資者在新冠疫情危機中收購歐盟戰略性資產，鼓勵尚未設立外國直接投資審查制度的13個成員國推進這一工作，鼓勵各成員國政府參股它們的企業。 在此背景下，德、法、意、西等國紛紛加強對於非歐盟國家企業投資與收購的審查。
歐盟加強對於戰略性行業併購的審查，有可能壓縮中國企業在歐盟市場上進行併購的空間。**不過，歐盟重新調整產業鏈的政策，也有可能給中國創造一些新的機會。**歐盟各國如果要重建其工業中的某些製造環節，就會存在一個佈局問題：一種可能是將目前在全球範圍內進行的“垂直分工”，轉化為在區域內部的“垂直分工”。有一些人提議在土地、勞動力成本比較低的成員國佈局製造業，如果實踐按照這一設想展開的話，中國也有可能在這一過程中擁有一定的參與機會。
如果説經濟全球化因為疫情而出現了巨大波折，信息全球化卻隨着疫情而進一步加速。在歐洲疫情的高峯期，“甩鍋”“妖魔化”中國的聲音層出不窮，這在中國輿論界也引發了一定的反響。不過，在恐慌時期尋找“替罪羊”，是人類社會經常有的反應，古今中外皆然。我們需要看到的是，歐盟領導層並沒有美國特朗普政權的“霸權失落”心理負擔，在對華交往方面，總體上要理性得多。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歐盟各國精英承認中國在抗疫方面的成就，並認識到中國在後疫情時代影響力必將繼續上升。5月25日，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俗稱“歐盟外長”）何塞·博雷利·豐特列斯（Josep Borrell Fontelles）在柏林舉辦的德國大使年會上稱，新冠病毒疫情可被視為是權力從西方向東方轉移的一個轉折點，“亞洲時代”（Asian century）正在到來。6月9日，在中歐第十輪高級別戰略對話結束後，有媒體提問如何理解2019年歐盟委員會對中國的“體制性競爭對手”（systemic rival）這一定位時，博雷利稱“不認為中國會扮演威脅世界和平的角色”。在涉及香港議題上，歐盟的反應儘管帶有強烈的西方價值觀色彩，但與美國領導的“五眼聯盟”（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新西蘭）相比，總體上更為謹慎。而德國從7月1日開始擔任歐盟主席國 ，默克爾與德國外長都事先放風，主張德國將與中國的關係列為歐盟今後的外交重點。
德國與歐盟的政策方向宣示包含了兩個重要信息：第一， 歐盟領導層試圖克服成員國之間因為對華政策不一致而造成的內部矛盾和利益分化，形成更為有力的、統一的對華政策。在前些年，中國基於“一帶一路”倡議與許多中東歐國家以及意大利的經濟交往，已經在一些歐盟精英之中引發了“中國正在分化歐盟”的猜疑。對於他們而言，在歐盟層面形成統一的對華政策，包括宣示歐盟“共同價值觀”，對於保持歐盟一體化進程而言，頗為重要；第二，在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國優先”戰略，經常損害歐盟利益的背景下，歐盟與中國有着相當多的共同利益與合作空間，歐盟也能夠利用中美矛盾，從中美兩邊獲得更大的利益。
**當代世界在意識形態表述上仍然存在某種“西方”認同，但在外交政策上已不存在鐵板一塊的“西方”陣營。**美國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協議、要求歐盟成員多向北約交“份子錢”、削弱WTO和聯合國、動輒對歐盟掄起貿易調查大棒、強力打壓德國與俄羅斯的“北溪-2”項目，凡此種種，在歐洲受到的批評遠大於欣賞。在疫情期間，我們可以看到歐盟對世界衞生組織的多邊主義態度和美國的單邊主義態度形成鮮明的反差，關於疫苗研發和利用的政策導向也與美國大相徑庭。在疫情高峯期，歐盟與中國在防疫物資和疫苗研發上已經開展了有成效的合作，在經濟重啓階段，許多國家的執政黨更需要通過與中國展開進一步的經貿合作，來減少疫情帶來的經濟震盪，保就業，促民生，從而穩定國內政局。
儘管美國在歐洲的霸權與議程設置能力仍然非常強大（如能夠成功迫使一些歐盟成員國在5G建設中放棄華為），但在後疫情時代，只要美國始終堅持“美國優先”的戰略，不願向盟友釋放紅利，以補償它們與中國“脱鈎”所帶來的損失，歐盟在對外政策上就仍然會和美國保持一定距離，乃至加強自身在防務、經濟與政治上的自主性。而許多成員國仍將奉行既依靠美國的軍事保護，又要加強與中國的經濟聯繫的策略，不會貿然加入美國發動的“新冷戰”。在中美對抗加劇的大背景下，歐盟提供了一箇中美兩國均能發揮一定影響力的“緩衝地帶”。
美國2020年總統大選之後在外交上會否增加“多邊主義”色彩，有可能影響到美歐關係的走向，進而影響中歐關係。但我們同時也要看到，美國“不差錢”的時代已經過去，美國市場相比於中國市場的優勢正在弱化，美國決策精英要在外交政策上通過大幅“讓利”給盟友以達成國際戰略目標，在分裂的美國國內政治中具有越來越高的風險。在這一背景下，我們可以相信，從長遠來看，中歐文明的平等交流與互鑑，仍有着廣闊的空間。
這場歐盟成立以來遭遇到的最嚴重的危機，究竟是否能轉危為機，“多難興盟”，還需要各方深入追蹤和觀察。就經濟總量而言，歐盟的GDP總量可能很快就會被中國超過。歐盟對於中國的意識形態影響力也在減退。但歐盟各國在國際標準的制定和國際輿論的塑造上，仍然有很大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中國不僅在與美國的博弈中需要爭取歐盟，甚至在與第三世界的交往之中也經常需要援引歐盟的力量，通過增加利益相關方，來減少在國際輿論、產業標準、政治環境等方面的阻力。疫情後的歐盟硬實力相對於中國可能有所弱化，但其一體化的程度和戰略自主意識有望得到進一步的提升。在一個單極霸權日益衰落的世界中，歐盟仍然是國際舞台上最為重要的力量之一。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0年第4期（8月刊），**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