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毛澤東如何從事業低谷中崛起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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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和挫折誰都會遇到，要想不斷進步、事業成功，就有一個不斷接受挑戰、不斷克服逆境的過程，甚至需要在絕望處求生存、謀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學習偉人毛澤東走出逆境、走向勝利的智慧，會對我們有所啓發和鼓勵。我們黨的第一代領導核心毛澤東，早年的發展並不幸運，甚至可以説倒黴得不得了。在成為黨的最高領袖之前，他至少有三次大落大起，當時落得很委屈、很無奈、很受傷，最後起的雖然很艱難，但卻很是了得、很是得意。看後讓人拍案叫絕、伏案深思，也讓人深受啓迪、深受教益。

**第一落是剛上井岡山時。**1928年3月，因提出槍桿子裏面出政權，被批評為“槍桿子主義”，秋收起義後沒有攻下大城市，調轉方向上了井岡山，被瞿秋白為首的黨中央，開除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當時讓湘南特委一個叫周魯的特派員傳達中央決定，但他到井岡山時只記得要開除，卻把開除什麼給忘記了，結果誤傳為“開除黨籍”。

本來毛澤東帶着隊伍上井岡山後，在十分艱難的情況下打了不少勝仗，把一個團發展為一個師兩個團，還在3個縣建立工農政權，革命根據地蓬勃發展，卻突然給當頭打了一悶棍，連黨籍都給開除了。他本來是黨中央派來的，是紅軍的前委書記和黨代表，不是黨員自然也當不成了。怎麼辦?周魯説，你改任師長吧，當時軍事幹部可以不是黨員，這樣才擔任了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這一落的時間是一個月。

鬱悶了一個月後，見到中央文件，才知道中央給了處分是事實，開除黨籍是誤傳，政治局侯補委員丟了，黨代表還是能當的。這時(1928年4月)，朱德、陳毅帶部隊上井岡山會師，毛澤東收拾整理了一番軍容，還特意背上了一支短槍，幽默地説：“背上盒子槍，師長見軍長”。據説，這是這位偉大統帥一生唯一一次背槍。會師後成立了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朱德當軍長，毛澤東當黨代表、紅四軍軍委書記。這一落一起，由師長變成了軍黨代表。

**第二落是下了井岡山後。**1929年5月，轉戰贛南、閩西開闢新的根據地，在一系列問題上與朱德、陳毅等發生分歧，核心是如何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或者説就是軍隊指揮誰説了算、怎樣説了算。在福建龍巖召開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否定了毛澤東的一系列建軍思想，給他黨內嚴重警告處分，還被選掉了中央指定的前敵委員會書記，由陳毅當選為書記，這是毛澤東一生唯一一次讓下級奪了權。之後被迫離開自己親手創建的紅四軍，去地方指導工作。他後來回憶説：內部同志不諒解，把我趕出紅軍，當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同毛主席隨行的有賀子珍、曾志、譚震林、江華等。

50多年後，曾志回憶説：當時朱德軍長曾問她，對朱毛爭論怎麼看，她説黨在軍隊中應當起核心領導作用，結果就被劃到毛那邊去了，無法再呆在紅四軍，才跟着毛委員去了閩西。江華回憶説，我們離開部隊時，把馬也扣下了，那時我們這些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樣子。這次打擊把毛推向政治生涯的又一個低谷，積鬱成疾病得很重，甚至被共產國際誤發了“訃告”，説中國紅軍的領袖毛澤東因病去世。這一落的時間是半年。

到11月底，因為排擠掉毛澤東的領導，紅四軍亂哄哄地打了大敗仗，兵力損失近1/3。中央讓陳毅去彙報情況，毛也寫信給中央反映情況，陳毅如實地講了情況，中央負責人李立三、周恩來指示，一定要把毛澤東請回來，陳毅、朱德都承認自己是錯的，陳毅親自去把毛澤東請了回來，繼續主持紅四軍工作。毛澤東説“陳毅是個好同志”，甚至抱病參加陳毅追悼會，是有淵源和來歷的。

毛澤東回來後，組織了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通過了《古田會議決議》，確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的基本原則，毛澤東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這一落一起，立了一個黨管軍隊的大規矩，這是我軍最根本的領導制度，也是軍隊的不變靈魂，實行黨委統一的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一切重大問題必須由黨委集體討論決定，緊急情況下可由首長臨機處置，但事後必須及時向黨委報告並接收檢查，這個制度不斷完善並一直堅持至今。

**第三落是在開始長征之前。**這一落的特點：一是時間最長，從1931年底到1935年初遵義會議，歷時3年多;二是打擊最深，幾乎所有職務都被撤掉;三是受苦最大，用毛主席後來回憶的話説：我們被孤立了，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坑裏，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四是最驚心動魄，過程一波三折，幾乎經受了你所想到所有挑戰，終於戰勝所有對手，掃除了一切阻力，最後萬眾歸心。這一落一起，使毛澤東從中央的邊緣領導成為核心領導。

**今天重點講講發生在長征中的這一落一起。****主要講兩點：**一是走出困境的歷史回顧，二是走向勝利的經驗認識。

一、走出困境的歷史回顧

（一）取得巨大勝利後陷入逆境

毛主席從井岡山下山後，在贛南閩西一帶創建了革命根據地。從1930年冬到1931年秋，以弱小兵力戰勝強大敵人，在不到一年時間裏，連續打破蔣介石三次“圍剿”，取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巨大勝利。

第一次，敵人採取分進合擊、長驅直入戰法，我以4萬打10萬，殲敵13000多人，活捉敵縱隊司令張輝瓚。蔣介石仰天長嘆：“嗚呼石候，魂兮歸來！”毛主席填《漁家傲》詞一首：“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衝霄漢。霧滿龍岡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

第二次，敵人採取穩紮穩打、步步為營戰法，我以3萬打20萬，半個月橫掃700餘里，連打5個勝仗，殲敵3萬多。蔣介石在南昌大罵何應欽無能，而且罵完後痛哭失聲。毛主席又填《漁家傲》詞一首：“七百里驅十五日，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有人泣，為營步步嗟何及！”

第三次，敵人採取分路圍攻、長驅直入戰法，由蔣介石親自掛帥，叫囂要“3個月消滅紅軍”，而我以3萬打30萬，殲敵3萬多人，蔣介石被迫通電下野。還動搖了國民黨軍的軍心，使國民黨26軍17000多人戰場起義，改編為紅軍第5軍團，使紅軍發展到6萬多人。以瑞金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據地，這時擴展到28個縣，250萬人口，總面積5萬多平方公里(台灣是3.6萬平方公里)。按理，取得如此不可思議的成就，應當給予充分肯定，大大表揚鼓勵。但結果卻恰恰相反。

那時候中央是什麼情況呢？1931年初，王明一夥掌握了中央的領導權，但很快就出現了一片混亂。先是一批重要幹部，何孟雄、林育南等，因叛徒告密被捕犧牲;再是羅章龍等不服王明，組織第二黨搞分lie活動;很快又出了顧順章pan變事件，他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負責黨的保衞工作，向國民黨供出了很多絕密情況，並建議把黨中央一網打盡，多虧錢壯飛獲得了這個情報，冒着生命危險送出，才避免了一場災難;緊接着z書記向忠發被捕pan變，使中央處於非常危險的境地。

當時讓王明代理總書記，他覺得太危險，就辭去總書記職務，去莫斯科當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讓24歲的博古擔任臨時中央總負責，王明臨走時要求博古，萬事都要請示國際，決不可擅自行動。國際的想法是什麼呢?就是走俄國革命的道路，奪取中心城市，然後奪取全國政權。這條道路在俄國獲得成功，如果在中國沒有帶來滅頂之災，那就不能證明它是行不通的，就要堅持下去。當時，還有從蘇聯留學回來的“28個半布爾什維克”，在中央佔據統治地位，這就決定了所有不同於這種想法的人都是黨內的“異類”。而毛澤東是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還要《反對本本主義》，這就註定了他時運不濟、“華蓋”當頭。

在反“圍剿”取得巨大勝利和成就後，毛澤東迎來了什麼呢?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打擊。

一免軍職。1931年底，第三次反“圍剿”剛剛勝利結束不久，王明為加強對中央蘇區的控制，派了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這個中央代表團“三人團”到瑞金。他們在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會上(也稱贛南會議)，指責毛為“極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狹隘的經驗主義”。有人問他：“你懂什麼馬列理論?”有人甚至罵他：“簡直就是一個鄉巴佬！” 毛澤東不接受批評，隨後在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上，讓毛澤東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紅一方面軍不再設總政委，自然解除了他總政委領導職務，從而體面地剝奪了他對紅軍的領導權。按照任弼時的説法，就是“在組織上使他脱離軍隊的直接領導。”

二免黨職。1932年1月，周恩來來到瑞金，開會貫徹中央“進攻路線”，佔領大城市，討論攻打贛州的問題。大多數領導都主張打，這樣中央就可以搬進去，宣佈一省數省首先勝利。而毛澤東堅決不同意打，自然成為極少數。隨後，毛澤東主持蘇區中央局會議作報告時，因談日本侵華必然引起全國抗日高潮，引起階級關係變化，這樣的論斷和分析，不符合中央日本要“進攻蘇聯”的判斷，當即被粗暴地打斷並受到指責，會議中途更換主持人，毛澤東中央局代理書記一職被免除。會後毛澤東又生病了，帶着賀子珍和13個警衞員，到離瑞金二三十里的華東山，住在山頂上一個古廟裏休養。

三免工作。毛澤東在華東山養病時，紅軍組織打贛州，打了33天不但未打下，還傷亡了3000多人、被敵人援軍包圍了一個師。沒有辦法了，周恩來讓項英上山請毛澤東。事情一到毛澤東手裏似乎就簡單了，他連夜冒雨往前線趕，邊走連指揮部署，使被圍部隊很快脱險。此後，便以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隨軍指揮，好在部隊都聽他的，他帶領林b部隊改變原定方向，出其不意地進入福建境內，一舉拿下龍巖、漳州，繳獲了大量槍支彈藥，還繳獲了兩架飛機，籌集到100多萬元經費(送了10萬元美鈔給臨時中央用)，取得了巨大勝利。

攻贛州失敗和攻漳州勝利，使毛澤東暫時恢復了軍事領導，周恩來讓他重新擔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但又明確規定只是參與指揮，計劃決定權是朱德，最終決定權是周恩來。但由於毛澤東的威望和正確，只要參與指揮也能起主導作用，又連打了幾個勝仗，但在下一步如何行動上又發生分歧，還是要不要攻打中心城市的問題，毛澤東的反對意見很堅決。

於是，在1932年10月，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召開會議，周恩來主持，任弼時等參加，爭論到最後，卻是肯定了打贛州，批評了打漳州，毛澤東説什麼、幹什麼都是錯，毛不服氣，就把他調回後方主持政府工作，周恩來提議必要時還到前方助理。但臨時中央不同意，博古批評周恩來搞調和投降，決定再一次罷免毛澤東的總政委，由周恩來兼任，連“回後方中央政府主持工作”也不讓了，實際是剝奪一切工作權利，只讓他到醫院去休養。

四肅影響。毛澤東到福建長汀福音醫院休養，遇到正要出院的福建省代理書記羅明，就與他講起自己的思想和經驗。羅明聽後大受啓發，回去後傳達毛主席指示，以游擊戰方式向敵人力量薄弱地區發展。1933年1月，臨時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博古一行進入中央蘇區，路過福建時羅明去接，羅跟他彙報工作，説正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開展游擊戰，這使博古非常惱怒，打斷不聽了。

路過長汀時，有人建議他去看望一下正在那裏養病的毛澤東，這位26歲的負責人居然伸出小指頭説：“小毛(此時已經40歲)，有什麼好看的！”他進入蘇區的第一件事，就是組織批“羅明路線”，後來又擴展到批鄧、毛、謝、古，其中的鄧就是鄧小平、毛是毛澤覃，這些人因為被認為是“毛派”，都被撤職。再往後，毛澤東的親屬也受牽累遭打擊，弟弟毛澤覃被免去師長職務，賀子珍由管文件改成當收發，賀子珍的哥哥賀敏學也被免去師長職務，她妹妹賀怡(毛澤覃妻)被免去瑞金縣組織部副部長職務，以肅清毛澤東思想的影響。

所以毛澤東説，弄得臭得很，連個鬼都不上門。後來，因共產國際干涉，才讓他繼續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但把有些實權的人民委員會主席免去，改由張聞天擔任，他只擔任執行委員會主席這個空架子，主要工作是號召植樹、檢查春耕、在蘇維埃大學裏給學生講如何開展鄉蘇維埃工作。

五患重病。毛澤東被從領導崗位上撤下來後，無實職工作，又患了病，直到長征開始時還只能躺在擔架上。當時連賀子珍也不怎麼理他，不去照顧他，強調自己有事情要幹。與賀子珍生的兒子毛毛，長征出發時送給蘇區老鄉，僅4歲的孩子就站在路邊給他們送行，但這一去竟成生離死別，此後再也見不到了。毛澤東後來在延安時對曾志講：“我當時就那麼想，讀書吧！堅持真理，堅持原則，我不怕殺頭，不怕坐牢，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處分，也不怕老婆離婚，一切我都不在乎，我只一心一意去多讀書。”

（二）在生死存亡關頭抓住轉機

首先説明一下，轉機的前提是排擠掉毛澤東後，由中央總負責博古、共產國際代表李德和周恩來，組成中央最高“三人團”指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損兵折將遭到慘敗，不得不撤離辛辛苦苦開創的中央革命根據地，開始艱難的戰略轉移。在這個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毛澤東通過一系列舉措(爭取了兩個人物。提出了兩個要求。鬥爭三個回合等)，最後在遵義成功崛起。

一是爭取了兩個人物。一個是王稼祥，一個是張聞天。他們兩個都是從蘇聯留學回來的，開始都是反對毛澤東的，但後來都成了毛澤東的堅定支持者。先爭取的是王稼祥，他是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打贛州失敗後開始轉變思想，寧都會議撤毛職務時，站出來為毛主席説話。他在會上説：我與毛並非舊交，相反與王明、博古卻是老同學、老同事甚至同鄉，對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從和執行的，但從幾次反“圍剿”的勝利中，從打贛州的教訓中，感到毛主席的指揮是正確的。後來他被敵炸彈炸傷，把肚子炸爛了，到後方住院與毛澤東在一起，相互之間越來越近，逐漸成為毛澤東最堅定的擁戴者。

再爭取的是張聞天，他是中央博古之後排位第二的政治局常委，是黨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中宣部長，他之後才是周恩來、陳雲、張國燾、項英等，開始也曾起勁地批判過毛澤東，長征前因為五次反“圍剿”失敗，與博古、李德產生分歧，被排擠到政府當“總理”，與毛澤東住處很近，有了經常接觸交流的條件，開始兩人在一起談文學，後來越談越深入，張聞天流露出對博古的不滿，與毛澤東共鳴點越來越多，逐漸接受毛澤東的正確主張。

二是提出了兩個要求。一是在長征開始時要求與王稼祥、張聞天一起行軍。長征出發前，按照中央最高“三人團”決定，中央政治局委員一律分到各軍團去，張聞天向毛澤東透露這個信息後，毛提出與張、王一起跟着中央縱隊走，博古覺着毛、王兩個躺在擔架上的病號，都是半死不活的，就是加上張聞天也出不了什麼大事，就批准了這個要求，這種想法顯然失算了，這是長征開始前毛澤東取得的一個小勝利，由此形成了擔架上的“三人團”，他們3個天天在一起行軍，討論紅軍為什麼會遭到如此嚴重的失敗，最後形成完全一致意見，得出的堅定結論就是，不能再讓博古、李德指揮下去了，由此才有了以後一系列的政治行動。

可以設想，如果當時不爭取到這個條件，就沒有一步步戰勝博古、李德的前提，也可能就是發發牢騷、生生悶氣，不排除隨紅軍大部隊一起被消滅掉的可能。二是在湘江戰役後要求討論失敗的原因。湘江是長征突破的第三道封鎖線，蔣介石採取“半渡而擊”的戰法，使紅軍86000多還剩3萬多人，損失過半，湘江漂滿紅軍指戰員的屍體，全軍上下對博古、李德一腔怒火。毛澤東尖鋭地提出：“要討論失敗原因！”周恩來同意毛澤東的意見，但當時蔣介石尾追甚急，許諾稍微安頓後開會。從而為後面的一系列鬥爭，提供了條件和機會。

三是鬥爭了三個回合。

一是通道會議，改變了行軍方向。到湖南通道後，周恩來主持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李德要按原定計劃往北去，與賀龍他們會合。毛澤東提出往西走，到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去。為什麼?因為蔣介石已經判明他們的意圖，在前面已經佈下重兵，不能鑽到他的口袋裏送死。王稼祥、張聞天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也同意，博古在湘江之戰後難受得差點要自殺，正六神無主也沒有否定，最後多數通過毛澤東的提議，否定了李德的意見，這就是紅軍長征史上著名的“通道轉兵”。

二是黎平會議，改變了戰略方針。因為到貴州黎平後，博古他們還要北上與賀龍會合，毛澤東主張在遵義地區建立根據地，王稼祥、張聞天、周恩來都支持毛澤東，並以中央政治局決定的形式明確為戰略方針。李德因自己的意見被否，與周恩來用英語大吵大鬧，周恩來與李德拍了桌子，連桌上的馬燈都拍滅了。博古知道吵架的事後對周説“不要理他”，中央最高“三人團”從此分化。周恩來自己回憶説：“此後，我與李德的關係也逐漸疏遠。”

三是猴場會議，否定了“三人團”的軍事指揮權。猴場在貴州甕安縣(有“甕安不安天下亂”的説法，曾因一女中學生溺死，釀成重大羣體性事件，引起中央高度關注)，李德在這裏又提出他的老主張，政治局會議再一次否定了他，同時做了一個很重要的決定，就是作戰方針“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報告”，實際上否定了最高“三人團”的指揮權。有這三個回合的準備，為遵義會議毛澤東的崛起，提供了比較堅實的準備和基礎。

四是遵義會議成功崛起。前面三個回合後，內部還是爭論很大，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王稼祥對毛主席提出，到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把李德和博古轟下來。毛主席説，就我們兩個人，開得起來嗎？要活動活動。並建議王稼祥先同張聞天通通氣。王稼祥對張聞天説，應該讓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張説：“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啦，還是要毛澤東出來。”

接着，王稼祥又找到周恩來，婉轉地提出到遵義開會，周也毫不猶豫地支持這個建議，王又找到其他負責人一一交換意見，取得大家支持後，便通知博古到遵義開會。1935年1月7日，紅軍佔領遵義，15日遵義會議在“柏公館”舉行，參加會議的政治局委員6人(毛澤東、朱德、陳雲、周恩來、張聞天、博古)，政治局候補委員4人(王稼祥、鄧發、劉少奇、凱豐)，部隊領導7人(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李富春、劉伯承)，列席會議3人(李德、鄧小平、伍修權)，對鄧小平是否出席有爭議，因為陳雲保存下來的筆記本上沒有，鄧自己、楊和伍後來回憶説有，共20人。

開會時，在會場靠門口處給李德放了一張椅子，讓他處在旁聽甚至受審的位置。會上圍繞總結五次反“圍剿”以來的情況，先由博古作主報告，再由周恩來作副報告。他們講完後，張聞天首先發言，作了個反報告，徹底否定了博古的報告。緊接着，毛澤東發言，他講其他問題暫不爭論，着重解決軍事路線問題，講了近兩個小時，講得非常深刻透徹，稿子和記錄都沒有留下來，主要思想後來毛主席寫成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陳雲後來回憶説，毛主席講得非常有道理，非常系統，他的發言一下子把大家折服了。毛講完后王稼祥接着發言，他是躺在擔架上參加會議的，他的發言不長，除批判博古、李德的錯誤外，主要講了三條：一是完全贊同毛澤東的發言；二是紅軍應由毛澤東這樣富有實際經驗的人來指揮；三是取消李德、博古的軍事指揮權，解散“三人團”。提議把軍隊指揮權交給毛澤東。張聞天在王稼祥後站出來支持，李富春、聶榮臻、彭德懷、劉伯承等發言都很激烈，劉伯承説：“沒有本錢打什麼洋仗，毛主席是有什麼本錢打什麼仗。”朱德雖然説話不多，但份量很重：“丟掉了根據地，犧牲了多少人命！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來也全力推舉由毛澤東領導紅軍。

要知道，當時朱德是軍委主席，是中央領導下的軍隊一號人物，周恩來是政治局常委第三號、“三人團”成員、軍委副主席，他們的態度是至關重要的，他們表態實際上等於大局已定。會議開了3天，決定毛澤東選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但周恩來仍為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遵義會議結束時，博古雖然沒有交出總負責的權力，但毛澤東實際上已經成為紅軍的最高指揮者，實際上也成了全黨的領導核心。所以我們説，遵義會議的意義極為重大、地位極為重要，它是我們黨和軍隊發展史上一個轉折點，也是毛澤東走出逆境從低谷中崛起的標誌，從這裏開始全黨全軍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從勝利走向勝利，最後取得了全國革命的勝利。

（三）成為領導核心後戰勝挑戰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但從名份上講，他只是政治局常委，還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如何鞏固領導地位，面臨着多方面的重大挑戰。這包括：來自失敗者的幸災樂禍，來自領導層多數的不支持，來自得力戰將的發難，來自實力派的分庭抗禮，來自欽差大臣的掣肘爭奪等。

一是來自失敗者幸災樂禍的挑戰。毛主席領導紅軍後，想打個勝仗來改變處境，大家也寄於很高的期望，但他復出後的第一仗卻給打敗了。1935年1月26日，遵義會議後沒幾天，在土城打了復出後的第一仗，毛澤東親自指揮，周、朱在一旁協助，本來情報説這裏只有6000餘人，是貴州的黔軍“雙槍”軍，結果一交手才發現，對方是川軍10000多人，而且大批增援部隊馬上就到了，部隊打得非常艱難被動。在緊要關頭，朱德請求親率陳賡的幹部團參加戰鬥。他對毛澤東説：“老夥計，不要考慮我個人的安全，只要紅軍能夠勝利，區區一個朱德又何惜？敵人的槍是打不中朱德的。”他上去後打成對峙局面，最後只好撤下來。原定從這裏北上進入四川，這個計劃實現不了，只好西渡赤水，開始了四渡赤水之戰。首戰失利對毛澤東打擊很大，一直到晚年還念念不忘，多次説這一仗是他指揮打敗的。

遵義會議反毛的有3個，一是博古(總負責)、一是李德(共產國際顧問)，一是凱豐(團中央書記)，都開始幸災樂禍起來。博古説：“看起來，狹隘經驗主義者指揮也不成。”凱豐説：“誰正確，誰錯誤，走着瞧！”更為嚴峻的是，還有一個副作用，就是大家讓毛澤東領導的很高呼聲也跌落下來，博古也遲遲不交權凱豐也鼓動他不交。土城戰役後沒幾天，在雲貴川交界的一個叫雞鳴三省的地方，張聞天提出讓博古交權，周恩來也找博古談，説咱們都指揮不了，還是讓老毛指揮。毛澤東與周恩來商量這件事，周説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説，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博古聽説交給同學，才把象徵權力的幾個挑子，裏面有印章、文件和記錄等，比較痛快地交班了。3天后常委分工，決定張聞天為黨的總負責，而毛澤東只是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這是出乎意料的安排，説明他陷入了不被信任的危機中。

二是來自領導層多數人不理解的挑戰。二渡赤水後，毛澤東指揮紅軍“回師黔北”，在婁山關、遵義用5天時間，殲敵兩個師又8個團，斃傷2400多，俘虜3000多，繳獲大批軍用物資，打了長征以來最大的勝仗。此勝驅散了土城失敗的陰影，5天后張聞天、周恩來提議，軍委設立前敵司令部，任命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正式恢復了軍職。但這頂烏紗帽沒過幾天(第六天)又被摘了下來。一軍團司令員和政委林b、聶榮臻給朱德寫信，建議打打鼓新場，張聞天看後開會討論，朱德首先發言認為林聶的建議可行，大家也都同意，唯獨毛澤東堅決反對。張聞天主持會議要少數服從多數，毛澤東急了説：“如果你們堅持打打鼓新場，我這個前敵司令部政委不幹了！”張聞天就讓大家表決，結果採納了林b的建議，同時做出撤銷毛澤東前敵司令部政委的決定。

開完會後，毛澤東回到住處睡不着覺，因為這關係紅軍生死存亡，索性半夜打着燈籠去周恩來住處，勸周暫緩發作戰命令，想一想再做決定。正好周剛收到一份情報説，敵人幾支部隊正在向打鼓新場集合，如果打可能陷入滅頂之災，就接收了毛澤東的意見，第二天一早開會把大家説服了。在採納毛澤東建議的同時，也恢復了他的職務。因為這個教訓，毛澤東建議不能那麼多人搞集體指揮，軍情瞬息萬變，軍事指揮不能少數服從多數，權力必須高度集中，還要成立一個幾人小組。張聞天也覺得有理，天天打仗，天天要20多個人討論來討論去的確不行。就把毛澤東的建議交給大家討論，出乎意料的是一致通過。這樣就產生了一個新“三人團”，成員是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毛澤東的角色變換了，已成為名符其實的核心決策者了，戰勝新的挑戰帶來了新的躍升。

三是來自下級得力戰將不服氣的挑戰。上世紀60年代，蒙哥馬利來華訪問時對毛主席説，您指揮的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可以與世界上任何偉大的戰役相媲美。毛主席回答：三大戰役沒什麼，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筆。通過這一仗，紅軍巧妙地跳出了蔣介石苦心經營的包圍圈，使紅軍長征從被動走向主動。

但當時卻有許多人不理解，林彪就是一個突出代表。四渡赤水又巧渡金沙江後(1935年5月)，紅軍在四川會理城外一個叫鐵廠的地方休整，中央收到林b的信，意思是毛澤東指揮部隊不合適，建議換個人指揮，毛、周、朱最好都不要直接指揮部隊，前線指揮最好叫彭德懷負責，理由是行軍太多，走了許多不必要的弓背路，這樣下去部隊會拖垮。這在當時是有代表性的，連一直支持毛澤東的王稼祥都曾對張聞天説：光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辦法。

收到信後，毛澤東聯想到三軍團政治部主任劉少奇、楊尚昆寫的比較消極的信，毛澤東斷定是林彪的語言，彭德懷的思想，甚至根據個別人的判斷，還懷疑張聞天可能與彭德懷勾結反他，因為當時張聞天在三軍團行軍，彭也流露出這樣的思想。於是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理會議)，會上毛澤東嚴厲批評林b寫信是彭德懷鼓動的，沒有直接批評張聞天(直到延安後才説他，當時嚴重政治動搖)，對林彪則是解釋多於批評。林彪説自己是心裏煩躁，沒等説完毛就打斷他的話説：“你是個娃娃，懂得什麼！”批評矛頭所向也是很清楚的。周恩來、朱德都支持毛主席，統一了大家的認識，繼續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北上與紅四方面軍會合。

四是來自實力派分庭抗禮的挑戰。1935年6月，中央紅軍過雪山後，與紅四方面軍會師懋功。當時中央紅軍2萬多人，穿得破破爛爛，領導幹部用藏民的氆氌做的坎肩，披在身上就像個破口袋，一軍團的幹部還有個菜盒子，三軍團連菜盒子都沒有；而紅四方面軍8萬多人，軍容都非常整齊，師以上幹部每人有十幾個揹簍，裏面裝着臘肉香腸之類的東西。楊尚昆回憶説，當時李先念請他十幾個菜，他們一年多都沒有見過的。領導四方面軍的張國燾也是老資格。

1918年毛主席從湖南到北京，經李大釗介紹，在北大圖書館打工，整天打掃衞生、整理書架、取書登記時，張國燾是北大的學生領袖;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一大建黨時，“南陳北李”都沒有來，張國燾是李大釗的代表，是一大的主持人，被推為會議主席，宣佈了中國共產黨政式成立，而毛主席當時做會議記錄，一個個地記下大家的發言;他還面對面地與列寧談過話，親耳聆聽過列寧的教誨，在黨內沒有幾個人能與之相比。張國燾便依仗自己人多槍多與中央爭權，先是發生戰略方向分歧，他要南下不要北上，繼而又提出組織問題。張聞天跟毛主席商量，把自己z書記位置讓給他。

毛説那不行，一是張國燾要抓軍權，這個位置他不一定滿意；二是如果真讓他坐上這個位置，會帶來很多麻煩。考慮來考慮去，讓張國燾當了總政委，是周恩來從團結大局出發讓出來的。張當上總政委後還不滿意，又提出要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線，要博古退出政治局、周恩來退出軍委，增補紅四方面軍9人進政治局(政治局一共8人)，目的未達到便要“徹底開展黨內鬥爭”。電報被葉劍英截獲後，毛澤東被迫無奈帶部分紅軍秘密出走，先行北上，走到陝北時還剩不到7000人。而張國燾公開搞分裂，率部南下成立“第二中央”。怎樣戰勝這個巨大的危機和挑戰?天無絕人之路，剛到陝北就得到一個意外的喜訊，林b的堂兄林育英(張浩)正在找中央，他幾乎與中央紅軍同時到陝北，他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派來與中共聯繫的代表(聯絡在長征開始時中斷)，帶來了上級最新精神和密電碼本，溝通了與共產國際中斷一年多的聯繫。

中央根據共產國際精神，決定建立最廣泛的抗日反蔣統一戰線，同時讓張浩以國際代表名義幫助做工作。共產國際在毛澤東一邊，抗日已是主要任務，中央到陝北後與張學良達成默契等，這對張國燾打擊很大，加上他南下受挫，8萬多部隊只剩3萬多，連跟他最緊的陳昌浩都不跟他了。半年後(1936年6月)，張國燾正式宣佈取消臨時中央，年底紅一、二、四方面軍實現大會師。張國燾到延安後當邊區政府代主席，沒有了分庭抗禮的資本，趁祭奠黃帝陵時逃跑叛黨，當時連他的警衞員都沒跟他走。

五是來自欽差大臣爭奪領導權的挑戰。在克服了張國燾分裂黨的問題之後，實現了國共第二次合作，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開赴敵後，進行獨立自主的游擊戰，形勢發展很好。就在這時，毛澤東迎來新的更大挑戰。1937年底，王明從蘇聯回國，開始了黨內新一輪爭奪領導權的鬥爭。王明有什麼優勢？他曾在向忠發後代理黨的總書記；後來因形勢緊張，他把位置讓給博古自己跑到蘇聯，擔任了中國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同時又是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和政治書記處候補書記，主管中國和亞洲各國的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關係非同一般，季的兒子在戰爭中犧牲，王明把自己的大女兒王芳妮給他做了養女；回國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專門接見他，主要是讓他糾正毛澤東提出的獨立自主等主張，既是中國共產黨的老領導，又是欽差大臣，還有尚方寶劍，是傳達落實最高指示的。

他一回來就召開12月政治局會議，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等主張，實際是一切聽蔣介石的，公開批評毛澤東“獨立自主”和“游擊戰”的主張。這使毛澤東又一次處於困境，黨內絕大多數都支持王明，只有康生用婉轉的口氣認同毛澤東的觀點，按毛澤東的説法當時自己“是孤立的”。

張聞天在會上提出，自己不願擔任總書記職務，有意把位子讓給王明，由於毛澤東、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等不支持，所以在總書記職務問題上，“雙方打了一個平局”。決定改組中央書記處，不設總書記，由書記處實行集體領導，毛澤東任中央軍委主席，張聞天任中央宣傳部長，博古任中央組織部長，從蘇聯回來的王明、康生、陳雲增補為書記處書記。還決定馬上召開黨的七大，王明自己要作政治報告，按規矩只有黨的一號才能在黨代會上做報告的。好在當時蔣介石急於請王明到武漢去談談，以周恩來、王明等組成中央代表團去了武漢，中央整個工作還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進行，還是執行自己的方針政策。

而王明去武漢後就不想回來了，周恩來把長江局書記讓給王明，自己當副書記，(項英主持東南分局，也聽他指揮，導致後來皖南事變)王明在武漢以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名義發表宣言和談話，推行他那一套右傾的東西，基本成了“第二政治局”，甚至要在武漢建立第二中央。大約有半年時間，毛澤東處在少數和孤立的地位，一次李維漢去看望毛澤東，毛對他説：“我的命令不出這個窯洞。”1938年3月，115師師長林彪負傷後被送回延安，誰當師長卻在一天內發了兩個命令：一個是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下的，讓115師政治部主任羅榮恆代理;一個是八路軍集總的朱德總司令和彭德懷副總司令下的，讓343旅旅長陳光代理。兩個命令打架了，因為集總的命令早了幾個小時，就以集總的命令為準，這也是後來毛澤東對彭德懷不滿意的原因之一。

後來，王明建議讓任弼時去蘇聯，彙報中國黨的情況，毛澤東順水推舟採納了他的建議，但此時的任弼時已是毛澤東的堅定支持者，他去後與王稼祥一起，把真實情況向共產國際彙報，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鄭重地對他們説：應該告訴大家，應該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共領導人，他是在實際鬥爭中鍛煉出來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競爭當領導人了。還撥出30萬美元，讓王稼祥回國轉交給中共中央。這是1938年下半年，全面抗戰開始一年多了，北方局在華北按照毛澤東的主張辦，取得了很大勝利，紅軍改編時5萬餘人，出師敵後一年，就發展到18萬多，還建立了大片敵後抗日根據地。而王明搞“一切經過蔣介石”，新四軍的項英也聽他的，在南方卻處處碰壁根本發展不了。

按照毛主席後來的説法：王明“梳妝打扮，送上門去”，用嘴巴上課；蔣介石開始還挽留他，隨後則用機關槍給他上課，“一個耳光，趕出大門”。這樣的事實，也在客觀上使大家認清了誰是誰非。王稼祥從蘇聯回來後，1938年9至11月，召開了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傳達到共產國際季米特洛夫的指示，進一步肯定了毛澤東的主張，明確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

儘管共產國際指示要以毛澤東為首，但毛澤東還是讓張聞天負總責，自己仍擔任政治局常委。直到4年半後的1943年3月，通過延安整風運動，大家都比較清楚地認識到王明左傾路線的錯誤，而張聞天也負有較大責任，很難再在中央書記處繼續工作，政治局才做出機構調整和決定，政治局和書記處都由毛澤東同志為主席，在書記處範圍毛澤東有最後決定之權。從而解決了遵義會議未能完成的任務，最終從組織上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這時，遵義會議已經過去了8年。

二、走向勝利的經驗認識

（一）方法論：****“四不”

在人生和事業遇到挫折，處在低谷和逆境時怎麼辦?肯定在許多辦法，從偉人發展的歷史經驗中，可以看到以下帶根本性的態度和方法。

一是不消極對待。在取得那麼大成就後，受到了那麼不公正的打擊，一般情況下就消極了，甚至有的另立門户走向反面，而毛主席怎麼做的呢?周恩來回憶説，在撤銷毛澤東紅軍總政委職務時，毛澤東對他説：需要我的時候，打個招呼我就來。沒過多長時間贛州打不下來了，項英去請他，他二話沒説就去了，還幫助解決了困難。

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他連獻三計破圍，雖然被置之不理，他卻沒有把自己置之度外，始終關注作戰進程。當時有些會議不通知他參加了，但他態度是隻要讓他出席他都去，去了就在會上宣傳他的觀點，不管人家喜歡聽還是不喜歡聽。毛主席自己説，在那段時間，他看馬列主義的書，搞農村建設工作，對黨的決議是服從的，他堅持三條：一是少數服從多數;二是不消極;三是爭取在黨許可的條件下做些工作。

直到1957年，毛澤東還非常感慨地與曾志回憶：我沒有吃過洋麪包，沒有去過蘇聯，也沒有留學別的國家。一些吃過洋麪包的人不信任，認為山溝子裏出不了馬克思主義。1932年秋開始，我沒有工作，就從漳州以及其他地方蒐集來的書籍中，把有關馬恩列斯的書通通找了出來，不全不夠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頭讀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讀了這本，又看那本，有時還交替着看，紮紮實實下功夫，硬是讀了兩年書。

後來寫的《矛盾論》、《實踐論》，就是在這兩年讀馬列著作中形成的。他利用受難的時間讀了許多書，總結了全黨的經驗，寫出了大量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典著作，他的文章都是氣勢磅礴的。這山溝裏出的馬列主義，成功地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最近讀瞿秋白《多餘的話》，完全是另一種感覺。1927年8月至1928年7月，瞿秋白是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在瑞金革命根據地時，毛澤東當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他是教育部部長兼中華蘇維埃大學校長，都是受打擊和排擠的人，長征後他留在根據地被俘，1935年在福建長汀中山公園就義。

據記載，當時他獨坐八角亭上自斟自飲，談笑自若地説：“人之公餘，為小快樂;夜間安眠，為大快樂;辭世長逝，為真快樂。”酒喝完後，找了塊空地面北盤足坐下，對行刑者説：“此地甚好。”然後從容就義，表現極為灑脱大氣。但在他最後的話中卻反覆説：自己是因為“歷史的誤會”，才做了共產黨領袖的，四中全會受到批判撤職後，政治上疲勞、倦怠，對於政治問題竭力避免發表意見，中央怎麼説就依着怎麼做，中央認為自己説錯了就立刻承認錯誤，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過去就算了，對於政治和黨的種種問題，真沒有興趣去注意和研究。還説自己已經死滅，沒有力氣再跑了，根本沒有精力再作政治的、社會科學的思索了。這與毛澤東比起來是很不同的。

二是不放過機遇。偉大人物之所以偉大，就在於能在關鍵時刻、關鍵點上，勇敢而機智的抓住機會，改變處境乃至改變歷史。如果只是等待，即使天上掉下餡餅，也砸不到自己頭上，條件是自己創造的，形勢是自己營造的。

我們想想：如果不是在長征開始時，堅決要求與王稼祥、張聞天三人同行;如果不是在與莫斯科的無線電聯繫中斷，王明再也不能遙控指揮情況下，堅決提出改變行軍方向;如果不是在大家對博古、李德義憤填膺時，及時組織遵義會議;如果不是在長征路上，一個人一個人的談話做工作，讓大家認識王明路線的錯誤，最後爭取到多數支持，在遵義會議舉手表決20多人同意他重新領導軍隊;如果不是在得知張國燾圖謀不軌時，果斷決策帶部隊連夜北上;如果不是利用代表張浩，巧妙地做張國燾的工作克服分lie;如果不是讓任弼時、王稼祥去共產國際彙報黨的真實情況，得到共產國際的尚方寶劍，等等，歷史會是什麼樣子呢?正是因為抓住了這一系列機會，努力去工作、去鬥爭，才有了最後偉大的成功。

三是不簡單行事。毛澤東處理問題，總是比別人考慮得更加周到細緻，更加留有餘地，更加着眼長遠。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完全可以一步成為黨和軍隊的總負責，但他卻推薦張聞天先幹些時間，其中有寓意深遠的考慮。上世紀60年代，毛澤東在武漢同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中央領導人談到遵義會議時説：“遵義會議上有的人要我代替博古(當總書記)，我説那不行，那樣斯大林就不同意了。硬要這樣搞，那就會弄僵了。我們在第三國際會成為不合法的了。還是要斯大林信得過的人來出頭露面。

實踐證明，這樣做是對的。實際上並不影響我的領導地位。”實踐證明，這一考慮不只對斯大林有用，對團結當時從蘇聯回來的同志，後來開展與張國燾鬥爭，也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在與張國燾鬥爭中，包括博古、李德、凱豐還有後來的任弼時等，都堅定地站到毛澤東一邊，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分開北上時，陳昌浩派人去追，他的副參謀長李特拿槍逼近毛澤東，曾最排擠毛澤東的李德搶上去抱住李特，奮不顧身地保護了毛澤東。

在接到張國燾另立中央的電報後，大家都很氣憤，楊尚昆、葉劍英等都主張開除張的黨籍，毛澤東説：“你們這樣就做絕了，開除張的黨籍，後面沒有文章可做了。要知道，他雖然沒有共產黨員的氣味了，但還控制着四方面軍哪！”他從團結四方面軍幹部的角度，堅持不開除張國燾黨籍，暫不給張做結論，不宣傳張犯的錯誤，給他留一個北上的面子，後來做工作就有了餘地，能比較好地解決他的問題。即使在張國燾南下破產後來到陝北時，也是先派他的老部下徐海東去見面，講毛澤東是一位威望很高的領袖人物，勸他不要再爭;再派周恩來前去迎接，向他介紹情況;還指示林彪率所有紅軍學員迎接，使他能夠體體面面地與中央見面。

在與王明做鬥爭時，並沒有搞得勢不兩立，而是等待大家在實踐中覺悟，派出王稼祥、任弼時去蘇聯彙報真實情況，使共產國際瞭解真實情況後發話，王明最後不得不低頭服輸。最後取代張聞天當黨的主席，也是在王明回來後不設總負責，把他排成第九位常委，後來在整風中連他自己都認為不合適當領袖時，才水到渠成地取而代之。

四是不動搖信念。毛澤東早年曾説自己：“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實，自己説的話自己負責，自己做的事自己負責，不願意犧牲真我，不願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論，私交以私交論，做事論理論法，私交論情。”他晚年經常説，路線之爭不得不爭，這都是一樣的道理，堅守自己的信念。即使在遭受打擊的歲月，他也是不改變自己的意見，一有機會就再三提出來。剛從西柏坡進北京時，周恩來曾在一個青年會議上，講如何學習毛澤東。

他説：毛主席當着他的意見沒有被大家接受時，他就等待，有機會他就又講，又教育，又説服。在十年內戰的時候，我們主張打大城市，毛主席認為我們力量小，不應該打大城市，應該集中力量建設根據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見大多數不贊成，大家要打，他只好跟着打。結果打敗了，毛主席趕快在會上提出：打敗了證明這個辦法不行，換一換吧！大家還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正確的意見是要經過許多等待、迂迴才能取得勝利，為大家所接受。這不是急躁能做好的，要有很大的堅持性和忍耐性，才能達到最後的勝利。當然這個等待過程是痛苦的，而轉折往往是在最後的堅持中。

最近，有位詩人朋友到瑞金，發來一個短信説：“到了瑞金雲石山，這是毛澤東失去發言權的地方。山上的石頭有云朵的影子和色彩。讓人驚異的是山上挺拔茂盛的森林都是長在石頭的縫隙裏。是什麼樣的種子在石頭上生根發芽並且蓬蓬勃勃的生長?是什麼樣的生命如毛澤東這樣在最困難的環境中依然可以看到最光明的未來?雲石山是啓示，毛澤東是精神！”看來山水草木也有靈啊！

（二）本體論：****“二對”

所謂本體，這裏是借用哲學名詞，講戰勝逆境走出困境對主體、自我的要求。主要有兩點：一是思想認識要對，二是措施辦法要對。你必須是正確的，人家最後才能服氣，才能引導事業走向勝利，如果自己錯了，就不能堅持錯誤，就要改弦易轍、服從真理。

怎樣才能保證自己的思想認識是對的?毛主席曾多次説過，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他比教條主義高明，比其他領袖高明的要訣，就是注重調查研究，並做了大量調查研究，掌握大量別人沒有掌握的情況。他的著作中，有專門論述怎樣搞調查研究的文章，還有大量經過專題調查研究寫出的文章。

剛上井岡山時，他調查中瞭解到，從前這裏有個山大王朱聾子，官府拿他一點辦法都沒有，幾十年都抓不住他，為什麼呢?朱聾子的訣竅是，在井岡山不用會打仗，只要會打圈。毛澤東由此受到很大啓發，後來發展成游擊戰爭“十六字訣”。他對官兵們説，我們把這位山大王的辦法改進一下，既要會打圈，又要會打仗，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既保存自己，又可消滅敵人。1931年2月，第一次反“圍剿”勝利間隙，寫了近10萬字的《尋烏調查》，長征路上那麼艱苦，許多東西都扔掉了，但有幾份調查報告手稿，卻一直珍藏在身邊，最後帶到了延安。

怎樣保證自己的決策辦法正確?還是要調查研究。上世紀60年代，毛主席在廣州一次會議上説：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一經調查研究，問題就出來了，問題就解決了。打仗也是這樣，凡是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他講到第二次反“圍剿”時，敵我懸殊很大不知道該怎麼打，就與彭德懷兩個人跑到白雲山上，跑了一天，在那裏看到很多地方，做出如何包抄敵人計劃，最後打勝了。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憂愁，就不知道如何打法。他還把自己過去寫的調查報告，專門印發給大家學習。他説：“調查就是‘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在總結自己的失誤時説，我這個人是官做大了，像從前在江西那樣的調查研究做得少了，我自己的毛病當然要堅決改正，也希望同志們從此改正。多次要求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三）規律論：****“三點”

認識事物發展的根本規律，才能使自己看得長遠，在逆境中才能安之若素，沉穩應對。要認識那些規律呢?

**第一，發展是否定之否定。**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揭示了三大規律，對立統一規律、量變到質變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其中，否定之否定規律揭示了事物發展的道路，是波浪式前進、螺旋式上升的形態。這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根本道理，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道理。

《易經》在“四書五經”中被認為是“羣經之首，大道之源”，東方文化和生活的所有領域，幾乎都受到它的影響。孔子晚年非常喜歡《周易》，記載他“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有些形影不離的意思，後來“孔子讀易葦編三絕”，就是把捆書的繩子都磨斷了3次，可見下了多大功夫。孔子還感嘆，如果早讀到《易經》，就不至於犯那麼多錯誤。對《易經》的理解，有象數派、義理派之分，易數派主要是算卦的，易理派主要是悟道的，孔子是易理派的帶頭人。易理説到底就是變易，就是沒有不變的事物，沒有永遠的興盛，也沒有永遠的低谷，是那種否極泰來的領悟，由此可以保持戰勝逆境和困難的樂觀主義精神。

**第二，萬事萬物相輔相成。**自古英雄多磨難，從來紈絝少偉男；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艱難困苦，玉汝於成；大落大起，百鍊成鋼等，這是傑出人才成長的規律，是成就事業的必經之路。

**第三，反者道之動。**這是老子《道德經》中的一句格言，也是老子哲學帶根本性的思想，對這句話有多種理解和闡釋，其中一個意思是講，相反的東西是前進的動力，是事物發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條件。不管你有沒有感覺到這個規律的存在，最後的結果就是如此證明的。現任中國道教協會會長叫任法融，他講道的主題就是“反者道之動”。我曾在飯桌上聽他講過，有許多生動事例和修煉中的領悟。我們的祖國近代以來多災多難、任人宰割，幾近亡國滅種，這反而激發了中華民族萬眾一心，通過艱苦卓絕的抗爭，幾代人的奮鬥創造了今日的輝煌。從我們黨的領袖成長來看，也可以驗證這個道理。毛澤東發展三落三起，歷盡極為曲折的磨難，最後終成頂天立地的偉人。從這個意義上講，經受磨難是好事不是壞事，大磨難有可能成就大人才，就看自己能否擺脱一般人的視野和心態，把自己放到更高層面上去對待困難和逆境。

**（四）結論：**四句話

我用毛澤東對人生事業的領悟來講。在他的愛女李訥大學畢業時，毛主席送給她自己喜愛的4句話：

**1、天將降大任與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這是亞聖孟子的話，千百年來曾激勵無數仁人志士，在窮困潦倒時不懈奮鬥。這話的大致意思是，上天要賦予這樣的人重大責任的時候，一定要先使他的內心痛苦，筋骨勞累，使他經受飢餓，以致肌膚消瘦，還要使他做的事情顛倒錯亂，總不如意，通過這些來使它的內心警覺，意志堅定，增加他所不具備的才能。

**2、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據耿飈回憶，這是延安時期經常説的一句話。1988年5月，美國一個商務代表團訪問中國，其中一位叫德穆克的客人，讓人將一張名片送給耿飈要求會面。當時，耿飈因有其他活動沒有安排，德穆克就託人轉給一本厚厚的影集，扉頁上用英文寫着一行字：“送給無所畏懼的領導——耿飈。”打開影集第一頁，就是他與這位曾是美國軍人德穆克的合影。

為什麼是這樣的稱呼呢?要追溯到40多年前，也就是1944年，美軍駐延安觀察團，也稱“迪克西”使團，組成一個7人觀察組，由耿飈帶領部隊護送，穿過敵佔區到晉察冀軍區。美國人對這一充滿冒險精神的行動感到很刺激，也很佩服耿飈和八路軍官兵的機智勇敢。當時這個德穆克是美軍觀察組組長，他問耿飈：“怎樣評價這次偉大的冒險行動?”耿飈想起延安學習時經常説的那句話，便回答他説：**“無所畏懼！****”**這羣美國軍人聽後感到非常“OK”，於是便把這次行軍稱作“無所畏懼行動”，把耿飈叫做“無所畏懼的領導”，所以在影集扉頁寫上了那句話。一支部隊的官兵、一個團隊的所有成員，都這樣認識問題，成為大家共同的信念和格言，還有不能克服的困難、不能戰勝的敵人嗎?肯定是天下無敵的！

**3、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在延安時，每當抗大舉行開演典禮或結業式時，毛澤東通常都要到會講話。他鼓勵學員要好好學習，走出校門要向社會學習，指出那是“無字之書”。他還告誡大家，革命的道路如同河流一樣曲折蜿蜒，要準備走“之”字路，走“之”字路，這是世界上任何事物發展的原則。著名作家劉白羽回憶説：“當毛主席講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時候，他安詳沉靜地朝前望着，舉起右手掌慢慢向前方推去，這是推動歷史前進啊！這時你的心情特別莊嚴，什麼艱難險阻，困苦重重，都不在話下，就是付出生命，也會馬上站起來毅然決然走上前。”可以看出，當你認識到這樣的真理時，一切困難都成了成功的前提，都是為光明的前途做準備時，困境和困難又算得了什麼呢?

**4、在命運的迎頭痛擊下頭破血流但仍不回頭。**有了前三條，這樣的人生態度也是必然的，有了這樣態度誰能把你打倒呢，什麼困難你克服不了呢?

這是偉大領袖毛澤東寫給自己女兒的，也是他總結的經驗、他人生的寫照、他信奉的格言、他成功的秘訣、他超人的智慧，他力量的源泉。為什麼是這樣幾句，而不是其他的話，一定是在這位偉人看來，這些道理對人對事業的發展最要緊、最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