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代表清政府出使歐美的美國人——從蒲安臣看晚清中美關係（上）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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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安臣作為中國派往世界的第一位使節，以及蒲安臣使團作為中國第一個出訪歐美的外國使團有着非凡的意義，它標誌着中國傳統的封貢體系外交的徹底瓦解和中國走向近現代外交的第一步。

　　蒲安臣是晚清中美關係的一個重要歷史人物，他是美國駐華公使，又是中國派往世界的第一位使節，蒲安臣簽訂的《蒲安臣條約》可以説是晚清歷史上一個相對平等的條約。這個條約在勞工、留學等方面對中美關係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蒲安臣

　　1867年，清廷做出一個讓人覺得匪夷所思的決定：派出蒲安臣作為中國派往世界的第一個外交使節去訪問歐美國家。他為什麼能夠被清政府選中？蒲安臣到底是什麼人？1868年，蒲安臣代表中國與美國簽訂了《蒲安臣條約》（the Burlingame Mission)，這個條約是中美關係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條約，它又對晚清中美關係產生了什麼影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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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安臣的生平

　　1820年蒲安臣出生於紐約新柏林的一個小城，他的家庭是一個貧窮虔誠的基督教家庭。蒲安臣很小就隨父母搬到了俄亥俄州，後來又移居到了密歇根州，當時這兩個州都是邊疆拓荒之地，他在道德上的高標準和政治上的理想主義，都是他在美國邊疆生活的時候培養出來的，這對他後來的政治生活很有影響。蒲安臣在學習方面很有天賦，小時候便能輕易記住聖經裏的句子並很好的運用，後來考入了哈佛大學法學院，1846年在波士頓當律師。蒲安臣在馬薩諸塞州同簡·利弗莫爾（Jane Livermore)結婚，這場婚姻為蒲安臣進入波士頓上流社會提供了一個很好的途徑。在蒲安臣的政治生涯中，他要“捍衞”的主要原則思想是主權、正義和人道主義。甚至當他還年輕的時候，其書信和演講中就滿是“良心” “人類” “道義”和“文明”這些詞語。在他成為一個政治家以後，他堅決反對蓄奴制度的，且通過自己過人的膽識成為了一個有影響力的政界新星。林肯擔任總統後，任命蒲安臣為駐奧地利大使，可是奧地利政府卻以蒲安臣同情匈牙利革命、支持撒丁尼亞獨立為藉口加以拒絕。林肯就改派蒲安臣去北京擔任駐華大使，蒲安臣於1862年7月來到北京。

　　蒲安臣來到北京的時機並不是很好。首先，當時的清廷對於與外國人打交道還不是很上心，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廷才設立了一個外交機構—總理衙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但這也只是個臨時機構沒有法定地位，官員也只是來自其他部門的，沒有特派的。其次，美國政府對於中國事務也沒有很上心，美國使團的預算也少得可憐。最後，蒲安臣來中國之前沒想到自己會成為駐華公使，但是，他在給美國國務卿西華德的信中接受任命時寫道：“儘管我並不是那麼自信地接受我的新任命，但是還是非常愉快，因為這是一片新天地，並且我還年輕。”後來的事實證明，蒲安臣確實做的不錯，因為他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外交官。

　　丁韙良及其譯著的《萬國公法》

　　蒲安臣在擔任美國駐華公使期間，積極推行“合作政策”。對於蒲安臣來説，“合作政策”意味着大英帝國、美國、法國、俄國和中國之間的協商合作，保證爭端的和平解決和中國的逐漸發展。蒲安臣不像其他外交官一樣，他本人在盡心竭力地推行這個政策。後來蒲安臣成為了駐華公使中的領袖人物，他時常告誡其他公使不得干預清廷內政，因此他和皇帝成為了好朋友，在1867年準備卸任駐華公使的時候，他得到了一個重要機會。清廷準備派出一個外交使團去與世界打交道。但是，清廷內部還是充斥着“天朝上國”的思想，他們還在糾結禮儀問題。雖然如此，清廷還是意識到派出一個外交使團的必要性。簡而言之，就是清廷贊成派使團出國，但是沒人有資格帶隊。後來總理衙門負責人奕找到了一個權宜之計：或許一個外國人可以代表中國。結果，最為合適的人就是蒲安臣了。1867年11月，蒲安臣決定辭去駐華公使的職位返回美國。當時為蒲安臣做翻譯的丁韙良（美國傳教士）後來這樣形容告別場景：在辭行談話中，蒲安臣告訴東道主，即使他走了，仍然能夠通過“糾正偏見”為中國效力。恭親王回答，“在那一方面能做的太多了”，並且問道，“閣下是否取道歐洲？”蒲安臣做出肯定回答後，恭親王請蒲安臣在巴黎特別是倫敦的“朝廷”面前盡力。平常談話最多的文祥解釋説，恭親王的意思是問蒲安臣是否願意做中國的公使。“如果有可能”，恭親王插話道，“一個公使能為兩個國家服務的話，我們十分願意閣下做我們的使者。”蒲安臣也認為這是讓自己名流千古的一個好機會，所以沒有經過太多的曲折，蒲安臣成為了清廷派出的中國使節。

　　1868年2月25日，中國近代第一個外交使團在蒲安臣這個美國人的率領下從上海虹口出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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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安臣條約》

　　1868年2月，蒲安臣帶着中國使團出發前往美國。恭親王聲稱美國之所以是使團出使路線的第一站，純粹是因為蒲安臣是美國人。但其實更大可能性是清廷覺得出使美國取得成功的可能性較大，可以為以後做比較好的鋪墊。

　　蒲安臣的使團，1868年

　　在美國，蒲安臣的使團受到了熱烈的歡迎。蒲安臣向美國總統安德魯·約翰遜（Andrew Johnson）提交了一份國書，然後又簽訂了一份條約即《蒲安臣條約》。

　　《蒲安臣條約》是中美兩國之間簽署的第一個平等條約，也是清朝在19世紀唯一的平等條約。19世紀的清廷大多數人還沉浸在“天朝上國”的想法之中，很多事情他們不屑與洋人交流合作，蒲安臣在簽訂這個條約之初，清廷也是十分惱怒的，但是知道了具體內容之後覺得還是比較合理，便放心讓蒲安臣繼續做事。

　　1868 年中美《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約》又稱《蒲安臣條約》（抄本）

　　自從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加利福尼亞淘金熱興起，華人開始大量前往美國，美國特別是西海岸一帶對華人存在廣泛的歧視。美國駐華使團秘書和翻譯衞三畏在1868年7月給蒲安臣的報告中寫道：“如果在華美國人受到1855年以來在美華人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十分之一，（中美之間）肯定早就爆發一場戰爭。”蒲安臣親眼看到了在美華人受到的一些不公正待遇。所以，在《蒲安臣條約》的第一條就明確要保護在美華人，條約還為華人提供了聯邦法律的保護。條約中還涉及了中美兩國之間的自由移民問題、不得干涉中國內政、尊重中國主權、兩國可設立學堂、兩國通商自由等等有利於中國發展的條款。

　　可以説，蒲安臣在美國的外交是成功的。清廷獲得了美國政府不干涉內政的保證，美國政府獲得了在華傳教和招募華工的自由。條約簽訂之後，美國政府通過外交途徑將美國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態度相繼告訴了英法等國。自此《蒲安臣條約》算是給中國以及美國都帶來了好處，使兩國的國家利益都得到了保障。

　　馬克·吐温在《紐約論壇報》上將《蒲安臣條約》稱為“或許是尚有待於受到人們推崇的最全面、最無私、最廣泛的條約”。顯然馬克·吐温給予了《蒲安臣條約》極高的評價，但是我們確實不能否認這個條約本身的突出貢獻和重要地位。《蒲安臣條約》至少反映出中美兩國之間做出的共同努力，以及兩國共有的利益。

　　-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