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鋼琴家傅聰走了，網上評價為何兩極化？_風聞

　　當地時間28日，據奧地利音樂頻道消息：英國鋼琴家傅聰因感染新冠病毒於當日在英國倫敦去世，享年86歲。

　　在27日，傅聰的學生、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教授孔嘉寧發文透露，“傅先生已經住院兩週，希望他能挺過來。”當時，傅聰夫人卓一龍已經出院，但傅聰本人住院兩週還沒有用到呼吸機。孔嘉寧理解為傅聰身體機能很不錯，希望他能挺過來。但很不幸，傅聰還是在英國疫情失控的寒冬裏走了。

　　倫敦已經“封城”，英國也被“封國”，傅聰葬禮將會非常簡化，他的弟弟傅敏一家也表示暫時不會前往倫敦，下一步該怎麼做還在商量中。

　　今天，許多人的朋友圈都被“傅聰去世”刷屏，為這位鋼琴家的離開而感到惋惜。當然，也有不少人順勢大作文章，混淆了時間軸，將傅聰形容成一位“受迫害者”；還有人就是跟風，提高一下自己在朋友圈裏的“藝術品味”。

　　如果僅僅從藝術角度哀悼傅聰，對這位86歲老人給予一些溢美之辭，都可以説是人之常情。但事實上，哪裏有什麼單純的藝術？許多紀念傅聰的人，並不是因為鋼琴，而是因為他是傅雷的兒子，因為《傅雷家書》。

　　反感傅聰的網友也是大有人在，認為他是不忠不孝的叛逃者，因此對他的評價也出現了兩極化現象。

　　為了一位86歲的英國鋼琴家去世而在網上爭吵值得嗎？當然是有價值的，否則，到處是雞湯的話，又如何能讓人更全面瞭解傅聰呢？

　　跟當年出版《傅雷家書》時一樣，當涉及到傅聰時，他1958年底私自去英國的事情就無法繞開。後來有關部門對此事做了“妥善”處理，傅聰“情有可原”，國家要給他“慈母般的關懷”，簡單説就是原諒他，將叛逃改為出走。

　　這樣傅聰1979年回國演出，《傅雷家書》在1981年出版，1982年傅聰任教中央音樂學院才能順利進行。

　　然而，傅聰這輩子就算到了生命終點，人們對他熱議紛紛時，還是無法繞開1958年去英國這件事。

　　傅聰是不是叛逃者？如果你認為是，那麼就有一些人來指責你，並扣帽子。

　　實際上他們並不知道，正是西方一開始就將傅聰定義為叛逃者，1958年12月傅聰從波蘭華沙逃到英國時，此事早就遠遠超出了藝術範圍，變成了西方媒體口中的一場“政治勝利”。

　　1959年1月7日，美國合眾新聞社在報道此事時，標題就是**《中國鋼琴家傅聰叛逃倫敦》**，在當時，西方主流媒體都是如此定義此事。這些不是什麼分析或推測，而是歷史原件。

　　這時傅聰還僅僅是一位鋼琴家嗎？他是西方攻擊中國的一件輿論工具。在那個時代，東西方陣營高度對立，西方“得到”傅聰當然要大肆宣傳。

　　傅雷是從朋友帶來的《參考消息》上才得知傅聰叛逃事件，精神幾乎當場崩潰。

　　傅雷之前為什麼給在波蘭的兒子寫這麼多長篇家書？就是因為對傅聰不放心，怕他犯錯，給國家丟臉，但沒有想到傅聰犯下的錯遠遠超出他的想像。

　　傅雷曾跟好友樓適夷説過，傅聰在波蘭留學並拿獎（1955年3月獲“第五屆肖邦國際鋼琴比賽”第三名，才21歲），藝術上已有成就，前途無憂，不放心的就是傅聰意志薄弱，驕傲起來後可能犯錯誤。

　　因此傅雷給傅聰寫的信有不少是萬言長文，為什麼家書會這麼長？傅雷要給他講政策、傳達指示、報道國家各條戰線上的新成績、鼓勵孩子提高思想水平、嚴謹做人、刻苦學習……有的還請好友樓適夷過目提意見。

　　而《傅雷家書》出版後，最長的書信也不過7千多字。因為1980年傅聰給三聯書店負責人範用寄來的是經過傅聰選擇後的書信複印件。

　　傅聰去英國後，寫信向父親發誓：1、不加入英國國籍。2、不去台灣。3、不説不做不利於祖國事情。

　　1961年傅雷這位“湊數右派”（他是上海市的右派，不是全國性的）摘帽，這説明傅聰事件並沒有牽連傅雷。

　　傅雷1959年給傅聰寫信説：人生做錯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不安寧！真的，巴爾扎克説的好，有些罪過只能補贖，不能洗刷。

　　但1964年傅聰就申請加入英國籍。還在記者會説自己是為了“避免體力勞動傷害手指而留居英國”，後來他承認自己向外國人説了假話，但這是迫不得已。

　　傅聰入籍英國，再一次沉重打擊了傅雷的精神，一怒之下，傅雷中斷了與兒子的通信，他寫道：再徹底的諒解也減除不了我們沉重的心情。 民族自尊心受了傷害，非短時期內所能平復。

　　直到半年後，在多方勸説下，傅雷才再一次原諒了傅聰，恢復了通信。1966年9月初傅雷夫婦在受到衝擊後，精神上不堪重負，雙雙自殺。

　　1979年，中國藝術教育考察團抵達英國訪問，傅聰聯繫到考察團，主動表示要回國做一點工作，稱不怕因生活條件不好而吃苦。

　　傅聰的態度得到了國家的諒解，這才有了對他“叛逃事件”的重新定義，也為他重返中國去掉了最大的障礙。

　　從生活上來説，傅聰1954年去了波蘭學琴到入籍英國之後，一直過着非常精緻舒適的生活，他第一任妻子是美國音樂家耶胡迪.梅紐因（俄裔）的女兒彌拉。

　　1981年傅聰再次回到中國，當時的代理文化部長周巍峙與他見面，詢問是否有什麼事情可以幫助。傅聰説，黃賓虹先生送給他父親傅雷一些字畫，他想帶到英國去，但海關不允許。周巍峙幫傅聰得到了免檢待遇，傅聰才順利地將這些值錢的字畫帶走。

　　1982年12月16日，中央音樂學院舉行儀式正式聘請傅聰為鋼琴系兼職教授。

　　至此為止，其實傅聰的“污點”已經算是不了了之，他也一直沒有正面表態。

　　在晚年的一次電視採訪中，傅聰對往事進行了回應：百年以後人家怎麼説我，反正我也管不了，身後名利的事情，顧不上這些，無所謂。

　　至於他出逃英國事件的細節，可能永遠是個謎團，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他一個人在波蘭根本無法完成這個計劃。

　　傅聰應當説是過分追求個人利益，精緻到極度自私，主觀上或許他並不想傷害國家和他的父親，但從西方媒體當年的興奮看，客觀上他起到了西方本身起不到的作用。

　　人走了，對個人來説，一切都煙消雲散了。但從網上反映來看，傅聰不可能以一個單純的鋼琴家而存在，因為這個名字永遠與傅雷的悲劇聯繫在一起，有很多文章可以做。

　　如果沒有英國疫情失控，傅聰或許還能為音樂事業作貢獻，他的國家的防疫表現確實令人失望，許多80多歲老人，從一開始就真的被放棄了。

　　關於傅聰還有很多故事，既然逝者已逝，那便就此打住，畢竟，他不是什麼大奸大惡的反華分子，不過，也不必捧得太高。

　　從西方輿論當年為“傅聰事件”歡呼雀躍的表現看，有一句話是不會錯的：

　　藝術無國界，但藝術家有國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