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和《彭博新聞》主編：為什麼新冠大流行暴露了西方的弱點？_風聞

為什麼新冠大流行****暴露了

西方的弱點？

By | Eric

為什麼新冠大流行暴露了西方的弱點？

今天我想向大家介紹一本新書，這本書在 Amazon 和 Google 上的評分都很高。紐約時報的書評認為此書“內容翔實地分析了現代政治歷史”。兩位作者，John Micklethwait 曾是“經濟學人”雜誌的主編，目前是 Bloomberg News 的主編；另一位是 Adrian Wooldridge，他是“經濟學人”雜誌的專欄作家和編輯。他們合作的這本書叫 “THE WAKE-UP CALL：WHY THE PANDEMIC HAS EXPOSED THE WEAKNESS OF THE WEST, AND HOW TO FIX IT” （起牀號，為什麼這次大流行暴露了西方的弱點，以及我們如何補救）

英美在新冠疫情上，百萬人死亡超過 600 人（美國接近 700 人），意大利，法國，西班牙，瑞典等基本上都是這樣一個死亡率。而加拿大百萬人死亡只有 260 人，德國 100 人。東方則要好一個數量級，韓國 9 人，日本 13 人，新加坡 5 人，台灣 0.3 人。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此段刪減31字）。簡單説，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新冠作為一個全球性危機的挑戰前，西方完美地敗給了東方。

在我們進一步討論之前，我必須澄清一個經常被誤解的觀念。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但本書提供的數據顯示，事實並非如此。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此段刪減61字）。事實上本書認為，抗疫成功國家和失敗國家之間的區別，在於政府的行政能力，而不是政治制度。

歐洲從 17 世紀開始崛起的過程，尤其是國家能力崛起的過程，本質上就是各國政府的行政，包括税收能力，組織能力，資源調配能力，社會動員能力的綜合上升。在 30 年戰爭簽署的 WestPhalia 條約之前，歐洲國家的國家主權和貴族主權是不分的。國家政府能力遠不及東方的奧斯曼帝國和鍾國。但在這之後，由於民族國家意識的崛起，政府徹底擺脱了天主教會的束縛，放手開始管理自己的國家。歐洲國家的政府能力在各國之間的競爭中得到了飛躍般的發展 War made the state and the state made war。歐洲最終碾壓般的摧毀了曾經強大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和鍾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歐洲的政府能力遠超過傳統帝制下的政府，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日本和清帝國之間的競爭中。

但同時應該看到，西方政府面臨的競爭，不僅僅來自外部，那樣的話他們很可能成為一個斯巴達式的獨裁政府。但在這個時期，西方的思想家開始考慮國家的性質，從 Hobbes 的 Leviathan 到 John Locke，Adam Smith，David Hume，John Mill（包括其教父 Banthem），Jean Rousseau，Thomas Paine 等等，從尋找國家政府的合法性開始（因為這個時候君權神授消失了，他們必須去尋找政府的合法性論證），論證了一個國家的政府應該給予國民的自由權力（右派）和安全保證（包括福利，左派）。共和國思想第一次在美國得到了實踐，開啓了現代民主共和國形態的西方國家。這使得西方政府不僅僅要面對來自外部的國家間競爭的壓力，還必須面對來自內部利益集團和民眾利益需求的壓力，逐漸形成了一種即有國家動員能力，又保持了民主制度的現代政府形態。西方國家政府的能力在不到 400 年的時間裏，迅速地增長和成熟。最後是西方將絕大多數人類社會帶入了現代文明。

在自由主義和 William Gladstone 首相（維多利亞時代最著名的英國首相）這一類政治家主導的小政府思想的影響下。早期資本主義發展導致了嚴重的貧富不均和大量社會問題，對外的擴張成為各國解決自己國內問題的救命稻草。這間接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發生。戰後，西方各國都開始考慮社會公平的問題（美國則是從 30 年代羅斯福新政就開始擴張政府的福利功能），福利國家的形態開始逐漸顯現。到了 60 年代，可以説是西方政府最鼎盛的時代，政治家們信心滿滿，認為自己完全可以給出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他們的收入也不錯，和同級別的私有公司管理者相當。在美國，無論是共和黨的艾森豪威爾還是民主黨的肯尼迪，都在大力擴張政府的權力。肯尼迪的繼任者林登約翰遜則開始了著名的“偉大社會”運動。約翰遜總統在 1964 年説，“我根本不想聽誰告訴我，我們不能做什麼。我們是世界上最富有和強大的國家，我們什麼都能做到。”

讓我們回到國家誕生的最初，也就是那些政治哲學家們開始思考國家的合法性的時候，他們認為政府的公權力來自每個公民讓渡了一部分自己的私權，他們建立國家的目的是需要這個國家形態來為老百姓提供安全和最大幸福。但我們可能忽略了一個問題。這就是人的需求是無窮和沒有上限的。當我們的政府登上了某個成功的領獎台之後，下一個目標和挑戰就開始等待着這個志得意滿的政府去完成。最初的 Leviathan 只保證了一個社會的安全和公正，而現代的一些西方政府已經開始保證 ”從襁褓到墳墓“ 的一整套社會福利。與此同時，60 年代的經濟凱恩斯主義也開始顯現出包括經濟滯脹在內的嚴重問題，英國一半國家收入被用於公共領域，1/3 的人口為政府工作。英國的工黨政府甚至開始向 IMF 乞討。這個背景下，出現了撒切爾夫人和里根兩位西方領導人。

他們倆都可以説是大政府主義的堅定的反對者，他們也都是凱恩斯的老對頭 Friedrich Hayek 的信奉者。Hayek 的繼承者，芝加哥學派的 Milton Friedman 曾經説過”如果讓聯邦政府去管理撒哈拉沙漠，五年之內，連沙子都會出現短缺。“

撒切爾和里根通過降低税率，私有化和去管理化，使得西方世界出現了新的活力。到了 90 年代，大家似乎有了一種新的希望：貿易，科技和金融，可以將世界整合起來，並同時限制各國政府的規模。也就是，私有制下的市場，可以提供原本由政府承擔的社會職能。似乎里根和撒切爾真的讓西方的政府規模受到了抑制。但真實的情況卻不是這樣，他們的宣傳效應，大於真實的改變。

撒切爾夫人在位 11 年，僅僅將英國的公共開支從 GDP 的22.9% 降低到了 22.2%。而里根的減税政策，並沒有真實地降低美國政府的社會開支，而僅僅是增加了負債。在他們下台之後不久，2000 年以後，無論是英國的公共支出還是美國的政府預算，都出現了大幅上漲，為政府工作的職員和承包商增長速度更快。撒切爾和里根都致力於為企業和公共事務”去管理化“。但在他們之後，各項管理條例出現雪崩式的增長。

1984年6月5日，美國華盛頓：里根總統和撒切爾夫人。

於是西方國家的政府出現了某種僵局。左派不斷在試圖擴大政府對社會的影響，制定越來越多的社會管理條例，他們奇怪地認為，解決政府過大的途徑，就是我們建造一個更大的政府；而右派則集中精力在減税上。右派只給出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減小政府，將一些重要的社會職能，如公費醫療，教育平權等推給社會。他們甚至開始和社會現實脱離，開始逃避考慮貧富不均的問題，繼續給富人減税。如宗教般地信仰某一天，社會問題突然就神奇地通過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而解決了。但現實卻是，這些問題變得越來越糟糕。

於是西方社會出現了一些有趣的現象。一方面，由於右派和傳統自由觀的影響，大家都覺得”大政府不是好東西“。但另一方面，政府卻不得不為了應付不斷出現的社會問題而變得越來越大。誰不向選民承諾要解決這些問題，他們就無法觸摸到權力本身。Friedman 在臨死前，在 2004 年寫道：” 二戰之後的西方社會，是大家都向往社會主義，但實際上乾的是自由市場；而現在，大家都在談自由市場，而實際上乾的是社會主義。“ 緊接着，發生了 2008 年金融危機。

在全民都抱怨資本家和金融家的貪婪導致了這場金融災難的時候，沒有人還能繼續為減少監管找到理由。全球化和自由市場也越來越顯示出財富集中效應，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這個時候，西方卻沒有靜下心來思考自己到底錯在了什麼地方。我們的民主政治尋找到了一個簡單有效的突破口：

民粹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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