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買假貨年入千萬？拳打羅永浩腳踢辛巴，職業打假人灰色往事_風聞

職業打假人，可以説是一門遊走在財富、暴力、法律和道德之間的灰色職業。

這幾年浩浩蕩蕩不可阻擋的直播帶貨，最近終於遇到了它的瓶頸：假貨問題。

先是辛巴銷售假燕窩事件，讓這位快手一哥收割「家人」的本質暴露無遺；此後，羅永浩又宣佈自己銷售的「皮爾卡丹」品牌羊毛衫，部分送檢後鑑定為非羊毛製品，並且先行三倍賠付，讓大家痛悔自己錯過了一款優質的理財產品。

而就在轟轟烈烈的直播間打假中，職業打假人又站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上。

最近，中國第一職業打假人王海金句頻出，也惹出了不少爭議：

「先把（羅永浩）這個事情打死。」

「持續打假辛巴之後，包括團隊內部、外界關注，都已審美疲勞。」

「如果認真追究辛巴的刑事責任，我認為他不應該只判15年，而應該判處無期徒刑」

那麼，讓眾多商家瑟瑟發抖的職業打假人，到底是如何誕生的？假貨和中國的商業社會又走過了怎樣的一段歷程？

今天這期內容，我就來盤一盤這段中國職業打假簡史。

1993年的第3屆央視3·15晚會上，那英獻唱了一首《霧裏看花》，紅遍大江南北。歌詞是這樣的：

「霧裏看花，水中望月，你能分辨這變幻莫測的世界。」

「借我借我一雙慧眼吧，讓我把這紛擾看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如今看這歌詞，只會覺得是一個女子被渣男海王欺騙感情，立志苦練識人之術，從此遠離爛桃花的情歌。

但其實，這是由知名詞作家閆肅老師創作的「打假之歌」，用委婉朦朧的方式，表達了90年代初消費者的訴求：「借我一雙看穿假貨的慧眼吧！」

中國的打假歷史，幾乎是伴隨着改革開放而展開的。

根據《華商韜略》報道中的數據，在1984年之前，中國假冒商標案總共才1000多件；但1992年，僅僅是1至8月，全國檢察機關受理的假冒商標案，就已高達2291件。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温州假鞋。

説到温州的皮鞋，很多人可能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江南皮革廠倒閉了，黃鶴帶着小姨子跑路，反而想不起來這座城市曾經是中國皮鞋之都。

温州這座城市，有着悠久的皮革業歷史，從60年代起温州國營皮革廠就開始用解放鞋的技術製造硫化鞋底的皮鞋。

直到前幾年，温州還因為江南皮革廠倒閉，成為了鬼畜音樂的素材火遍全網。

80年代，可謂是温州鞋業不忍回顧的黑歷史。那時的温州皮鞋有兩個外號。

一是「紙皮鞋」。

很多温州產的皮鞋，外面看起來非常漂亮，款式新穎，但裏面塞的都是馬糞紙和舊布料，甚至有爛鐵皮和舊竹片。

二是「週末鞋」。

10元錢一雙的皮鞋，穿不過一個週末就壞了。那時的温州皮鞋甚至被央視二套報道，吊起來打。以至於很多商場貼出告示：「本店無温州鞋」。

被温州皮鞋坑得最慘的可能是同省兄弟杭州。

1987年，温州日報報道，杭州工商局等單位聯合對本地商户進行抽檢，沒收了5402雙假皮鞋。經過調查，發現其中90%以上出自温州。

也就在這一年，杭州人民的憤怒爆發了。他們在武林廣場上點起大火，一次燒掉了5000多雙來自温州的假鞋。其他的假鞋，則是被掛在商店裏，用紅色塑料繩串起來，貼上「劣質」的標籤。

像這樣的大型焚燒温州鞋的事件，後來在國內還發生過至少兩次，甚至在國外也發生過。

也就是在市場強烈的反彈中，温州商人重新開始重視質量，才有後來皮鞋之都的名號。

當年和温州假鞋齊名的，還有莆田假藥和各省層出不窮的假農藥、假酒。假藥吃死人，假酒喝死人的事情時有發生。

不過，靠燒鞋這種運動式的維權，顯然不靠譜，市場亟需一整套系統來保護消費者。

1983年河北新樂縣工商局局長袁榮申受《參考消息》的啓發，組建了一個本地的消費者協會，成為了中國的第一個消費者權益組織。

次年，中國消協宣告成立，並且沿用了國際消費者聯盟組織的3·15消費者權益日。

1991年消協和央視聯合舉辦了第一屆3·15晚會。

但依靠民間組織的自發行為或者政府的行政命令，在猖獗的假貨面前還是太單薄了。難怪閆肅老師都在歌裏哀嘆，消費者買東西只能「霧裏看花水中望月」。

《霧裏看花》唱了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終於千呼萬喚始出來，在1994年正式實施。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它的第49條，明確了買到假貨時，消費者可以要求「退一賠一」。

馬克思曾經説過，「資本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人間一切法律。」那這麼看似乎買假貨這件事，便是百分之百的利潤，而且是有法律支持的。

但《消法》實施初期，效果不佳。參與起草的民法專家何山甚至鬱悶地説：「看來《消法》貫徹得不好，一年多了，為什麼還沒有人出來買假貨？」

他沒想到，自己隨口一説，卻一語成讖。

1995年，22歲的王海陪親戚來北京辦事，閒來無事跑到書店看書打發時間。

如果他拿到的是別的書就算了，但偏偏是新鮮出爐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一切果然都是命運的選擇。

第二天，他來到北京隆福大廈，花了170元買了兩副索尼耳機，準備拿回去送人。沒想到拿回家一看，85塊錢的耳機，合模縫處有明顯的小毛刺。活兒這麼糙，顯然不是索尼大法的風格。況且更侮辱智商的是，耳機包裝上居然印着日本另一家公司的名稱。

於是，他開始了這趟維權之旅，畢竟退一賠一，白拿170塊錢，何樂不為呢？

只能説王海還是太年輕了。幾天裏，他找遍了消協、技術監督局、索尼公司駐京辦，結果他的案子像個皮球一樣被踢來踢去，別説處理他的投訴了，連個假貨鑑定證明都沒能做出來。

眼看着170塊錢已經cover不住自己在北京住宿、吃飯和交通的費用了，王海一不做二不休，又去店裏買了10副耳機，轉頭就去工商局投訴，決定硬剛到底。

這頓操作，不得不説，真是夠騷的。

很快，他得到了工商局的回應，大概意思是這事兒我們管不了，只能幫你溝通調解，隆福大廈那邊的意思呢，是前兩副耳機我們可以按法律來退一賠一，後面十副屬於知假買假，就只能給你辦退款，然後給你加200塊錢補償。

王海肯定不樂意，只不過被當成皮球一頓踢以後，王海的世界觀認知迅速成長起來。

他沒有單純把希望寄託在工商局身上，另一頭，王海也聯繫了媒體。

1995年8月4日，《中國消費者報》在一版以《刁民？聰明的消費者？》為題，討論了王海知假買假，要求索賠一事。

媒體把事情鬧大，工商局責令隆福大廈賠償，王海順利地得到了他應得的一大筆錢。

事後，王海總結了自己在這次維權中獲得的三條方法論：

第一，數額要大

第二，品牌要有名

第三，要有輿論支持

同年9月，王海再度進京打假，從此走上了職業打假人的道路。

成為中國職業打假第一人的王海，很快被捧成了人民心目中的打假英雄。

1995年，王海獲得了中國消費者保護基金會頒發的「消費者打假獎」，成為該獎第一位獲獎者。

1996年，央視東方時空節目組推出新欄目《實話實説》，第一期《誰來保護消費者》邀請王海擔任嘉賓。

1998年，克林頓夫婦訪華，王海成為嘉賓。

年底，他和李寧、吳敬璉、張瑞敏一起成為中國改革開放20年的20個代表人物。經濟學家吳敬璉在贈送給王海的書上題寫了 「市場清道夫 」。

説實話，王海的成功和出名，更像是時代的需要。

效果不佳的《消法》正好需要一個代言人，讓消費者們熟悉和了解這部法律。因此上至國家工商總局，下至《消法》起草人，都力挺王海打假。

《消法》起草者何山甚至用行動支持王海。

1996年，何山在北京花了2900元購買了兩幅假冒的徐悲鴻奔馬圖，隨後訴到法院，最終獲得5800元賠償，成為我國首例疑假買假裁決。為的就是聲援王海，讓人們知道，打假是消費者的權利。

王海的成名，也帶動了一個羣體的出現——中國職業打假人。

職業打假人，可以説是一門遊走在財富、暴力、法律和道德之間的灰色職業。

王海職業生涯的起點選擇了造假重災區：皮具。

當年在內地，金利來靠着「男人的世界」slogan和鋪天蓋地的廣告，成為了人盡皆知但人均買不起的高檔品牌。

於是假貨看到了機會，大發其財。

王海也看到了機會，四處出擊打擊假皮具。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這一波，王海可能在第五層。

據説第一年，他的周收入最多就已經達到8000元，年底，拿一個打假獎又是5000元獎金。打假確實是個來錢的活兒。

對賺錢這件事，王海顯得很糾結。

一方面，他在很多場合都公開表示過，打假不為賺錢，只為保護消費者權益。

但在其他一些場合，他又會公然表示：職業打假，就為賺錢；公司業務，30萬起步。

1998年，王海又盯上了假冒進口藥「淋必治」假藥店，買下十多萬的假藥，反手把藥店告上法庭，獲得數十萬賠償。

21年後，王海已經擁有4個職業打假公司，一單就可以淨賺400多萬元。

在南方，重慶的聶坤華化名葉光，靠着高麗蔘打假一戰成名，甚至有人喊出「北王海南葉光」的口號。2016年，他在全國購買240萬元的涉訟白酒，索賠金額超過2400萬元。

而王海早年的的門徒劉殿林，1999年脱離王海開始自立門户。靠着和諸多知名企業合作打假，20年來打掉了數以百計的造假工廠，查獲假冒偽劣案值過億。自己也實現了財富自由。僅2004年一年，他就入賬2000萬元。

但在滾滾而來的個人財富之外，打假同樣是一門高風險的工作，畢竟打假人打交道的，都是黑惡勢力。

王海本人就經常接到恐嚇電話，有人放言要弄死他，傳説有人懸賞20萬買他的人頭。

而王海也把自我保護做到滴水不漏，幾乎不外傳家庭信息和地址，也為自己僱了不少保鏢。甚至只要王海公開露面，他一定戴着墨鏡，連參加央視節目也不例外。

王海的自我保護做得很好，其他人就不見得了。

2002 年 2 月的一天凌晨，劉殿林公司的幾名調查員潛入了廣東普寧一個村莊，調查一家造假黑工廠。不料被突然出現的保安圍困毆打。從3米多高屋頂跳下時，一位調查員崴到腳，被幾十個人一頓拳打腳踢，右手掌被人撅到骨折。

2003年，受僱於一家打假公司的律師黃立榮在對紫禁城國醫館監控取證時被對方發現，遭到暴打，10根肋骨骨折、肝臟破裂，不治身亡。成為中國第一個在打假過程中死亡的民間人士。

在中國做職業打假，很少有人沒接到過恐嚇電話，捱過揍的也比比皆是。畢竟斷人財路猶如殺人父母，打假始終是一門刀口舔血的生意。

但最終，讓王海這羣初代職業打假人轉入地下的，是法律上的爭議。

1998年，山東的職業打假人臧家平向陝西一家保健藥廠索賠4萬。並且多此一舉地告訴商家，自己還有一篇文章，要廠家花3.5萬一並買下。

正是這多此一舉，讓他犯下了敲詐勒索罪。最終他在交易現場被抓獲，後來被判有期徒刑3年，成了打假獲刑「第一人」。

敲詐勒索，這是職業打假人最容易掉的坑，但不是最致命的。

2004年，長沙開福區法院駁回了一位職業打假人「退一賠一」的要求。理由是《消法》只保護為生活需要而購買商品的消費者，而他們知假買假，屬於牟利，不予賠償。

直到如今，不少地方都立法限制職業打假人，或者建立黑名單制度重點清除。關於職業打假「黑吃黑」之類的道德爭議也層出不窮。

可以説，在進入新世紀後，社會對於職業打假人的態度開始轉變。

王海敏鋭地嗅到了風向，開始減少媒體曝光，也縮減了自己的團隊。雖然偶爾也有像打擊耐克虛假宣傳賣減配鞋，以及之前文章我提過的，打擊傑士邦假洋牌的高調案件。但整體而言，他越來越淡出媒體的視野。

這一蟄伏，就是十年。

這十年間，江湖變幻，電商崛起。江湖不再有新的職業打假人行俠仗義，卻多了一羣橫行霸道的小鬼。

如今的職業打假人已經把主戰場移到了電商平台上，並且和王海那批多少還帶一點理想主義的打假人截然不同，他們的訴求只有一個：利益。

他們不僅學習消費者保護法，也學習各種廣告法和平台規則，包括各種禁用詞庫。這批人以羣聊為聯絡平台，四處出擊尋找可以打假的商品，找到後便分享在羣內，大家一起大批量購買，一起賺賠償金。

2014年3月15日，新《消法》實施，將「欺詐行為」的賠償額度從「退一賠一」提高到「退一賠三」，並規定了最低500元額度。

2015年10月1日，新修訂的《食品安全法》實施，又明確「退一賠十」，還規定「千元保底」。

這些本意保護普通消費者的法律，無意中也使得職業打假羣體越來越活躍。甚至新廣告法出台時，商家來不及更新宣傳文案，那些觸碰紅線的極限詞，也成為了職業打假人的突破口。

這些打假人不僅從打假中獲取真金白銀，甚至缺生活用品，都可以靠「吃貨」來從賣家那裏不花成本地獲得。

有些人還以此為機，開拓了職業差評師的生意。畢竟電商時代，幾個小小的差評，就能毀掉一門生意。這比以前的製假工廠好欺負多了。

有人認為，如今電商的假貨率一降再降，並不只是因為平台努力打擊假貨，更多是因為存在着大量職業打假人，這才讓越來越多的假貨賣家失去了生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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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人認為，水至清則無魚，一個商家總會有管理上的疏漏，和對冷門法規、新法規的不瞭解。這些是難以規避的。

對這些不涉及製假和質量安全問題的賣家重拳出擊，是對小微型企業和社會經濟活力的壓制。

雖然討論是沒有休止的，但有兩點可以肯定。

一是，職業打假永遠避不開道德層面上的撕裂****感。這注定了職業打假不是一門能行走在陽光之下的生意。

二是，在王海等一眾早期打假人之後，職業打假人再也沒有掀起什麼真正的大風浪。那些和假冒偽劣有關的大事件中，也再無職業打假人的身影。

王海低調蟄伏的這些年裏，中國的消費者維權故事依然精彩。

三鹿因為三聚氰胺事件，成為了中國消費史上抹不去的一道污跡。

「花總丟了金箍棒」靠着一條《杯子的秘密》的視頻，揭露了五星級酒店的衞生內幕，成為了新的維權icon。

獸爺的一篇《疫苗之王》把造假疫苗的長春長生拉下了馬。

丁香醫生的一篇《百億保健帝國權健，和它陰影下的中國家庭》，扳倒了天津權健。

但另一邊，一個叫譚秦東的廣東醫生髮了一篇題為《中國神酒「鴻茅藥酒」，來自天堂的毒藥》的網帖，捅出了鴻茅藥酒背後不可告人的內幕，結果被跨省追捕。

而靠着立日洗衣液，雷碧汽水和vivi手機佔領五環外市場的拼多多，正在靠着蹭特斯拉，賣iPhone12光速洗白，黃崢正在成為許多五環內年輕人全新的商業偶像。

最有趣的是羅永浩，當年舉着錘子，意氣風發，站在西門子門口砸冰箱的他，一定不會想到未來的某一天，他成為了王海舉着錘子待砸的對象。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精彩又弔詭。

在這個直播帶貨鋪天蓋地的時代，職業打假人再度進入大眾視野，也許正是這批人存在的意義。

**畢竟商業社會，不僅是資本兇猛，還有流氓橫行。**他們有人搞飯圈文化打擊異己，有人披着光鮮的外衣做着不可告人的勾當，有人背靠大眾的關注度割韭菜賺快錢。

不得不承認，有的時候對付流氓最好的方式，是另一個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