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新加坡做新奇範例?還是一葉障目遮遮掩掩!“讓政府偉大起來”_風聞
大眼联盟-2020-12-31 09:30
接着昨日繼續介紹《起牀號》這本書。
一位美國的新聞評論員説,川普的上台,本質上就是美國的老百姓向美國傳統的政治家們伸出了他們的中指。既然你們讓我們的生活越來越糟糕,那麼我們就選一個流氓來給你們搗亂。
發泄怒火是人類最本能的一個反應。我們完全知道在家裏對孩子發怒並不能解決我們在辦公室面臨的問題,但我們還是經常這樣去做。民眾面臨西方社會出現的越來越多的問題,最本能的做法就是直接把怒火發泄到那些社會精英們身上。正是你們的無能,導致了我們的不幸。所以,建制派是腐敗的,主流媒體是被收買的,法官們是不關心我們的,甚至 WHO、WTO 這些國際組織也是被外國控制的,陰謀論變得越來越受老百姓的歡迎。與此同時,社交媒體的發達,使得原本分散在社會每個角落的抱怨,相互發現,而彙集成了一種強大的社會力量。貪婪權力的政治人物很快發現了這股力量,於是有了西方極端右翼的崛起和川普的上台。
選擇民粹主義則是自我毀滅。不但不能提高政府的能力,反而會走向強人政治甚至獨裁。我們不能完全服從大眾的意願,因為普通大眾根本無法理解現代政府面對的複雜性。一個有趣的例子是:我們知道英國和美國有着完全不同的兩套醫保系統。英國是國家買單的全民醫保,而美國則是私有保險公司為主。如果你和美國人講削弱私有醫療保險業務,而由國家作為醫療保險的最後買單人來降低醫療開支,就像加拿大和英國那樣。那麼大多數美國人會高喊 “你這是在搞社會主義!”。但反過來,如果你去和英國老百姓講,NHS 效率太低,我們應該引進更多的私人醫療機構來提高效率,英國人又會罵你是在“出賣老百姓利益給資本家”,因為更多的好醫生會轉而為富人服務。 説服老百姓,這對於西方政治家來説,變得越來越困難。其中一個明顯的原因就是社交媒體的出現,權威媒體失去了公信力。社交媒體可以短平快地煽動羣眾,但説服羣眾,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這需要一定的權威性的支撐。這目前是西方社會中的一個大問題。
這就是説,無論是美國的川普還是英國的 Boris Johnson,他們都沒有能力改變現狀,而只會把問題弄得更糟糕。這就好像我們發現一棵樹生病了,將樹連根拔起來顯然不是一個解決方案。西方需要的是將自己的政府重新變得功能強大起來。這不是説政府的規模需要更大或者花更多的錢,而是説我們反而應該更加清楚地認識到政府在社會運行中的極其重要的位置。政府素質的提高,才是真正需要去努力的方向。那麼誰是我們學習的對象呢?
李光耀
新加坡。這個南亞的小國,開始引起了越來越多西方人的注意。
李光耀年輕的時候是一名社會主義者,但當 1959 年新加坡獨立之後,李光耀採取了更為務實的態度。李光耀很早就開始意識到現代西方政府過度地干預了社會生活,他們承諾了太多根本無法完成的烏托邦,當你在提供大量免費午餐的時候,食客會有一種吃自助餐的心態,而導致社會資源的浪費。在新加坡,公民需要付出自己收入的 20% 給一箇中央公積金,政府承擔一小部分。這用來支付新加坡人的住房,醫保和養老福利,甚至包括一部分大學教育。李光耀強調福利必須在公民自己有付出的情況下,才能享受。所以新加坡人在享受福利時,都必須自己支付其中的一小部分。這是為了避免社會福利受到濫用。
但同時,李光耀並不相信右派所謂小政府的理念。他非常強調一個現代化的有能力的政府。新加坡鼓勵優秀的年輕人進入政府工作。事實上這種做法非常具體,你只需要和政府簽署一份合同,保證畢業後在新加坡政府服務若干年,那麼你的大學教育費用,政府將為你承擔。事實上新加坡有一半去外國留學的留學生,和政府簽訂了類似的條約。
新加坡的政府官員待遇優厚,部長級官員甚至經常年薪可以超過 100 萬美元。但這是一個非常有挑戰性的職位,任何被考核不合格的官員都可能會丟失自己的工作。這一點尤其表現在教育和醫療領域,其中的教師和醫生都獲得極高的報酬,但同樣面臨嚴苛的淘汰機制。
可以説,新加坡的經濟,教育,醫療和其他社會保障,都是在一個強大的政府主導的格局下有條不紊地進行的。那麼這是不是一種威權體制Authoritarinism 呢?一定程度上來説,是的。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從新加坡獨立開始就一直執政到今天。李光耀曾經説:“不要去管人民怎麼想,我們來決定什麼是對的。“
新加坡社會和西方相比,有這樣幾個明顯的區別:新加坡強調精英主義,而西方社會則更強調民主;新加坡強調孩子的教育,而西方則注重個性的培養;新加坡要求人民對自己負責,而西方則過度慷慨;新加坡有長遠的目標,可以集中政府的精力去做事,而西方則陷於無休止的政治鬥爭中;最重要的是,新加坡非常自信自己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而西方,尤其是Anglo-Saxon 圈對此卻非常警惕。
新加坡模式被絕大多數亞洲國家模仿,但他們面臨的問題卻是無法剋制的腐敗。這一模式在亞洲大多數國家地區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無論是韓國,還是台灣;無論是印尼,甚至菲律賓;在這一次 Covid 19 疫情的爆發上,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些東方國家強大的政府執行能力以及民眾對政府措施的信任程度。無論如何,他們在 Covid 19 死亡率上勝過西方一兩個數量級的事實顯示,這絕不是運氣,而是一種制度性的優勢。
如果新加坡只是某個小朋友向你顯示的新奇玩具,那麼想一想,如果一旦中國成為了另一個新加坡,我們面臨的就不是一件玩具,而是一支銀河艦隊了。
西方政府出現的問題,大概是以下四條。
第一,政府組織形態過於老舊。美國的一些社保機構甚至使用的還是 80 年代編寫的電腦代碼。美國有雄心的年輕人更向往華爾街,而不是去政府部門工作,美國的政府得不到社會一流的人才,反過來又使得美國的政治家缺乏公眾吸引力。美國的很多制度,包括憲法,修改起來極其困難。但由於技術的進步,目前美國的產業結構發生了巨大的本質性的改變,而美國的社會組織結構卻沒有相應調整,無法適應。
第二,學習能力太差。這是因為美國政府需要面臨的問題太多,福利範圍太大,疲於奔命。當他們發現福利的分配並不公平的時候,他們難以做出反應。歐洲政府也一樣,免費的大學實際上更利於有錢人家的孩子上大學,但這一問題一直無法得到糾正。
第三,行政不透明。這不是因為政府刻意掩蓋,而是因為現代社會過於複雜的管理章程,使得普通老百姓甚至連自己報税的能力都缺乏。每次出現社會問題,政府就往社會結構上貼上一道新的膠帶來防止其崩潰。最終這個纏滿膠帶的社會,讓誰都無法明白其真正運作的機理。
第四,正因為如此,高智商的,或者關注於某一特定領域的利益集團,可以比公眾和政府更容易明白自己特定領域中的利益所在,換句話説,他們可以輕易地,合法地綁架政府,以使得自己的利益獲得最大化。這使得工會可以將罷工常規化來要挾政府,大公司僱傭的政治説客也可以輕易獲得自己政治投資的回報。
所以,作者給出的解決方案,也是針對以上四點。但更重要的是,我們的教育系統應該讓公眾明白,國家政府不是以空洞的政治理念支撐的。而是應該明白我們最初的政府合法性的來源。Covid 期間為什麼不能禁足?這和自由無關,因為這涉及到很多人的生命,而 Leviathan 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保障人的生命。所以這個時候認為政府依然無權剝奪你的外出甚至不戴口罩的自由,實際上是一種理念先行的虛妄想法。反過來,政府為什麼要提供那麼多的福利?一個政府需要做的,其實僅僅是提供一個公平的平台,社會最終安全救助網幫助的,只能是那些無法進行公平競爭的人們。同樣重要的是,民選政府不是我們的敵人,與其“讓美國偉大起來”,不如實實在在的喊一句“讓政府偉大起來”。我們的政府需要恢復維多利亞時代的效率和對社會精英的吸引力。對政府的監督應該來自權力平衡和相互監督 check and balance,而不是縮小甚至忽視政府的職能。Take government seriously,這是一句反覆在本書裏出現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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