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線建設與年輕人的希望_風聞

　　一點忽然的想法。

　　現在的年輕人，對國家的前途非常有信心，各種科技和新產業不斷湧現，

　　以前國內掌握着很多話語權，整天説中國不好國外好的那幫知識分子，在年輕人中越來越沒有公信力。

　　但是與此同時，年輕人也對房價很不滿，對996也很不滿，也不太想生孩子。

　　為什麼宏觀數據顯示國家在發展，產業在進步，

　　但是年輕人對自身的處境反而變的有點“喪”了呢？

　　昨天我在頭條上看到有人發的，説中國發展的紅利都被60後，70後，80後佔據了，90後和00後面對高房價要無力的多，作者不太同意這種説法。

　　當然作為80後我也是不太同意的，我們成長的年代，也就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實在是不怎麼好，縣城社會治安很差，娛樂匱乏，出去旅遊是奢侈的行為，坐個飛機要花父母幾個月工資，也沒有高鐵，家裏有固定電話的都是富裕家庭了，怎麼看也是現在的年輕人更幸福。

　　但是若是這樣看問題，便不能理解現今的社會現象。

　　感覺最近這些年出現的兩個現象，

　　一是產業升級產生的新的高端和高薪崗位的速度，

　　要慢於年輕人學歷和教育水平提升的速度，也就是供給增長速度大於需求，

　　因此導致學生越來越優秀，學歷越來越高，但是競爭越來越激烈。表現在國內的考研人數連續創新高，而研究生錄取人數也不斷增長。

　　2020年5月30日發佈的《關於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與202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草案的報告》中公佈2020研究生招生111.4萬人，而在2015年這個數字還是57萬人。這還不算國外留學回來的海歸留學生。

　　研究生招生人數多了，意味着比起以前，年輕人在學歷提升上的投入更大了。

　　人才供給一多，那麼工作競爭就會變得更加激烈起來，

　　不僅如此，這個競爭還會延燒到下一代，要知道，高學歷人才都受過良好的教育，

　　那麼對於子女教育更加重視，對子女教育的要求和教育子女的能力就會更高，我身邊各種中產養娃的手段，以及投入成本之大，讓我目瞪口呆，這就會導致競爭變得無比激烈。

　　競爭帶來的結果，就是資產價格提高，尤其是學區房，學區房，在一線城市，幾乎每個中產家長的羣，都在討論買學區房，隨着高學歷人數不斷增長，這個緊俏資源變得更加緊缺，導致學區房價格不斷創出新高。

　　二是房價提升導致應屆生對於“好工作”的定義門檻也往上抬高了，

　　而大家都會往好工作去擠，以便於自己以後買得起房子，舉個例子，

　　2008年深圳平均房價是1.3萬，郊區只有幾千元一平米，

　　而那個時候深圳的熱門企業富士康應屆生工資大約都是四五千元左右，龍華的房價大概七千元一平米。富士康提供宿舍，食堂花不了什麼錢，那個時候富士康還是可以定義為好工作的，好好存錢，再找個對象，還是可以在公司周邊買房的。

　　但是現在龍華已經成了宇宙中心，學區房房價過了十萬，而富士康本科應屆生的工資還是幾千元，那麼很顯然富士康的工作已經不能定義為好工作了，這就導致好工作的崗位供給減少了，應屆生們必須要去工資更高的公司才能實現買房的目標，進一步加劇競爭激烈度。

　　供給和需求的變化，直接導致奮鬥和努力的收益比例下降了，

　　要解決這個問題，當然首先還是要產業高端化，擴大“好工作”的數量供給，給越來越多的高學歷人才提供高收入崗位，也減輕家長們“養娃”的壓力，

　　如果社會中高端產業崗位數量眾多，不需要上985，211，就上個普通一本甚至二本也能找到收入不錯的崗位，那養娃的壓力就會大大減輕。

　　我十幾年前畢業的時候，中國的高薪工作崗位基本上都在外企，那個時候的明星企業都是什麼四大，寶潔，聯合利華，微軟，谷歌，IBM，西門子之類，

　　這些外企的特點是，薪資給的非常高，但是招人數量卻非常少，要求都是名校畢業，履歷非常好看的精英。也就是外企喜歡通過“人少高薪”的形式培養一種精英感，但是後來中國本土的企業逐漸發展起來了，提供了大量的崗位，薪資也不錯，這使得很多非精英，非名校出身的人也有了機會。

　　所以中高端產業的發展，實際上是給中國的高校畢業生們提供了更多的機會。

　　目前大熱的集成電路產業，

　　由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聯合中國半導體行業協會、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等單位編制的《中國集成電路產業人才白皮書（2019—2020年版）》，

　　《白皮書》顯示，截至2019年年底，我國直接從事集成電路產業的人員規模在51.19萬人左右，增長11.04%****。

　　從產業鏈環節來看，設計業、製造業和封裝測試業的從業人員規模分別為18.12萬人、17.19萬人和15.88萬人，比去年同期分別增長了13.22%、19.39%和1.34%。

　　如果看薪酬的話，2019年第二季度到2020年第一季度，

　　國內集成電路全行業平均薪酬為税前12326元/月，同比上漲4.75%，其中研發崗位的平均薪酬為税前20601元/月，同比增長9.49%。

　　這裏面從事生產製造的工人算是中端崗位，從事研發，工藝的工程師就是高端崗位了。

　　**一年的時間，集成電路行業就增加了大約5****萬個中高端崗位，**這顯然是一個非常好的數字。

　　中國集成電路全球份額還很低，我上一篇文章提到過，2019年佔全球比例也就是5%左右，

　　50萬人的從業人員數量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一定會到達上百萬人的規模。

　　注意，這裏的50萬人沒有計算上游的半導體生產設備，半導體材料供應商，EDA工具軟件的工作崗位，也沒有計算製造業的中高端崗位會帶來的服務業新增崗位的需求。

　　因此在未來，光是集成電路上下游及其帶動的服務業能夠給中國帶來數百萬箇中高端崗位。

　　其他還有民用航空工業，民用航天產業，醫療器械，製藥業，汽車業，工業自動化，新材料，科學儀器儀表等等，這些行業目前的發展還有很大空間。

　　但是還有另外非常重要的一點，也是今天本文的重點，就是我們需要開展新三線建設，這樣才能解決目前存在的問題，提升國民生活的幸福感。

　　目前由於經濟和產業升級，本科，碩士，博士在不斷擴招，同時中高端產業也在不斷發展，

　　但是也出現了中高端工作機會集中在北上廣深以及部分新一線城市的大格局，

　　這就導致名校畢業生高度的集中在少數的十來個大城市，導致人們只能在這些少數的大城市進行競爭，提高了競爭的烈度，也降低了生活的幸福感，需要我們搞“新三線建設”，改變中高端工作機會集中在少數大城市的局面，在全國實現更均衡的佈局。

　　中國1964年開始的三線建設，原本是應對來自蘇聯的巨大外部壓力，而內部的原因是

　　“**中國當時工業過於集中，14個一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約60%****的主要民用機械工業，50%****的化學工業和52%**的國防工業；大城市人口過多且集中在沿海地區，易遭空襲；主要鐵路樞紐、橋樑和港口碼頭，一般多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所有水庫，緊急泄水能力都很小，易造破壞。”

　　三線建設，就是試圖改變這個面貌，在縱深地區，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區（包括湘西，豫西，鄂西）建立一個比較完整的後方工業體系。

　　今天我們軍事壓力不像當年那樣了，但是對於國內均衡化發展，和國民總體幸福感提升的壓力也擺在眼前了。

　　中國的中高端產業發展到底有多集中？讓全國的精英集中在了少數地域。

　　還是以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為例，其中薪酬最高的就是芯片設計，芯片設計公司也是近幾年崛起的少有的可以和互聯網比較下校招薪資的行業，雖然其實也還是比不上互聯網公司。

　　而我國的芯片設計產值，高度的集中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少數城市。

　　以中國半導體行業協會集成電路設計分會理事長魏少軍教授的數據為例子，下圖來自半導體行業觀察，2020年中國芯片設計產值總3819.4億元，其中10個城市佔了全國的96.6%，這10個城市是深圳，上海，北京，杭州，無錫，西安，南京，武漢，珠海，蘇州。

　　其中深圳，北京，上海，杭州四地佔了全國的77.4%

　　那麼你是名校畢業生，你想拿高薪，你能去哪裏呢？

　　我貼下C9名校的畢業生去向，

　　以南京大學為例，2019屆畢業生去向最多的是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教育，金融業，而就城市而言，南京，上海，杭州，深圳，北京，蘇州六個城市佔了南京大學畢業生的****71.17%，高度的集中化。

　　我們再以浙江大學為例子，2019屆畢業生在浙江，上海，廣東，北京就業人數比例高達82.43%，其中浙江省佔到了58.78%。

　　而單看浙江省，82.34%的就業位於杭州市，因此總共48.4%的畢業生在杭州工作，

　　因此光是杭州，北京，上海三個城市就佔了浙江大學畢業生去向的63.27%。如果再考慮在廣東工作的基本就是集中在廣州和深圳。

　　因此可以説北上廣深+杭州五個城市佔到了浙大畢業生就業的70%。

　　我們再看清華畢業生的去向，67.5%的本科生，78.3%的碩士生，70.5%的博士生畢業後在北京，廣東，上海三個地方工作，廣東省顯然就是深圳和廣州兩個城市，因此基本可以説70%的畢業生集中在四個一線城市。

　　我們再看北大，2019年畢業生去向前五名是北京，深圳，上海，廣州，杭州。

　　五個城市佔了73.8%。

　　如果是看前十個城市，更是佔了83.6%

　　985高校北航也是類似的，3712名選擇就業的畢業生中，留在北京的就有2108人，佔比56.8%，再加上上海，廣東，浙江，江蘇。

　　由於廣東基本就是廣州，深圳，浙江基本主要是杭州，江蘇則是南京，蘇州，

　　因此也是七八個城市佔據了接近80%的去向。

　　我們再看那些本身不在核心城市的名校，例如中科大，2019屆選擇就業的2668人中，

　　除了在安徽是第一大畢業生去向外，其他也是去了上海，浙江，江蘇，廣東，北京。

　　也依然是不到10個城市佔了大部分去向，上海就佔了21%，北京佔9.3%

　　再以哈工大2019屆的選擇就業的2730名碩士畢業生去向為例子，

　　573人去了廣東，490人去了北京，362人去了上海，179人去了江蘇，175去了浙江，149人留在黑龍江。

　　同樣也是四個一線城市佔了一半的去向，再加上杭州，南京，蘇州等幾個新一線城市，佔了60%以上。

　　以上都是名校畢業生，我們看下普通一本學校的就業去向，2019年武漢理工大學，36.88%在湖北省（33.81%在武漢）工作，廣東，北京，上海，江蘇，浙江佔了41.87%。

　　同樣也是四個一線城市+武漢+杭州+南京等佔了70%的去向。

　　畢業生都朝四個一線城市+南京杭州等少數幾個新一線城市跑，願意很簡單，中高端的工作機會在這裏。學生們花費了巨大的成本完成名校教育，顯然是不願意找一份低薪無發展前途的工作的。

　　我們以高薪羣體最為龐大的程序員羣體我例子，

　　智聯招聘大數據顯示，2019年前三季度，向互聯網產業投遞簡歷的求職者中29.14%現居一線城市，33.77%現居新一線城市，來自二線及以下級別城市的佔37.10%。

　　而在互聯網人才求職時投向的城市中，50.37%的人投向一線城市，29.73%人投向新一線城市，二線及以下城市佔比僅有19.90%，互聯網人才明顯向一線城市進一步富集。

　　下圖來自智聯招聘發佈的2019年互聯網產業人才發展報告，四個一線城市在求職意向地中明顯領先，其中北京一個城市就佔了全國差不多四分之一。

　　到這裏，我又想起了1964年搞三線建設時，是因為“**中國當時工業過於集中，14個一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約60%****的主要民用機械工業，50%****的化學工業和52%****的國防工業”，**但從今天的情況看，四個一線城市+新一線城市，總共不到10個城市，對於互聯網，芯片設計，消費電子品牌等高薪崗位的集中度還要更高。

　　除了上面提到的互聯網，芯片設計之外，再以電子品牌為例，

　　OPPO的2021屆校招，職位就集中在深圳，東莞，上海，北京，成都，南京六個城市。

　　VIVO的2021屆校招，職位集中在深圳，東莞，上海，南京，杭州，北京六個城市。

　　小米的2021屆校招，職位集中在北京，南京，深圳，西安，武漢五個城市，其中尤其北京最多。

　　華為的2021屆校招，職位高度集中在深圳，東莞，北京，上海，成都，武漢，西安，杭州，南京九個城市，其他城市也有少量。

　　如果你是名校畢業生，幾乎逃不過四大一線城市+東莞成都武漢杭州南京等大約10個城市。

　　實際上其中更是高度集中在其中五六個城市。

　　其他金融類就更不用説了，深圳和上海有證券交易所，各種證券公司，還有北京也是金融中心，高端的金融類工作也集中在這些城市。

　　搞新三線建設，像當年一樣，在東北，西北，華北，中部，西南圈定和扶持一二十個大中小城市(別在意為什麼是一二十個，只是個數量指代），通過中高端產業的遷移好發展，實現全國的均衡發展，對於全國人民都是有好處的，對於一線城市，可以緩解學區房房價不斷上漲，廣大中產拿着高薪卻感覺生活拮据，買房生娃壓力大的局面。

　　而對於廣闊的內地地區而言，尤其是對小縣城，小鎮和農村學霸們而言，則是有了更多的選擇，而不是隻有考名校---找到中高端工作崗位---大部分會在不到10個核心城市---競爭激烈學區房昂貴—只能硬着頭皮買下來--還房貸+養娃軍備競賽，然後小孩再重複這個生活的模式。

　　我們以深圳為例，為啥深圳學區房那麼貴？對比下深圳高考每年重本錄取人數，和每年畢業來深圳的一本，211,985畢業生人數就有答案，和精英競爭是很累的，他們對自己和子女的期待都很高，大家都太拼了就提高了競爭烈度，尤其是大家都擁擠在北上廣深等幾個城市買學位房的時候。

　　對於內地廣大的大中城市而言，迎來中高端產業機會，會帶來城市產業的巨大發展，居民的財富也可以在此過程中升值。

　　最近的疫情流調，成都和北京的流調對比在網上火了起來，意思是北京居民的生活軌跡都是各種工作，考研，凌晨加班之類，而成都的生活則是夜店，餐館等等充滿了各種生活氣息。

　　但是其實，由於中國高學歷人才和中高端產業的持續擴大，

　　如果在內地新一線城市長期也只有成都，武漢，西安等少數幾個從一線城市手中搶奪中高端產業機會，也就是畢業生在內地也只有這少數幾個城市可以去的話，長期下來也會競爭也會逐漸越來越變激烈，房價適中，生活悠閒的氛圍也可能會被或多或少的改變。現在成都和武漢部分區域的房價也已經不便宜了。

　　因此一個大國，不能説只有不到10個城市佔了大部分中高端工作機會，而是最好有更多的城市承接不同中高端產業的發展，那麼不管對於國家還是個人幸福感和生活選擇，都是一件大好事。

　　新三線建設其實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例如頂尖高校均衡佈局，以後經濟的科技含量越來越高，高校的重要性會越來越重要。支持落後省份開展高校建設，也可以鼓勵頂尖名校開設外地校區，

　　我國頂尖高等院校也同樣集中在北京，上海，武漢，成都，南京，西安等少數城市，可以鼓勵多開設外地校區。

　　例如央企，大型國企帶頭搬遷，這個比較典型的是寶鋼湛江基地的建設，

　　由於寶鋼的到來，湛江經濟技術開發區預測2020年，全區工業實現增加值233億元，佔GDP比重49.6%，比“十二五”末（2015年）提升19.4個百分點

　　例如鼓勵大型互聯網企業到二三線城市開設研究中心，互聯網公司非常適合遠程辦公，廣大的長春，瀋陽，石家莊，鄭州，濟南，青島，福州，長沙，南昌…….

　　也鼓勵國內的頂尖高薪企業在內地開設研究中心和分公司，這方面華為是做的不錯的，研究所遍佈全國各地，而且還把研發部門大量搬到東莞。

　　當然，作為產業輸出城市，肯定是不太願意的，產業一旦走了，就很難再回來了，而且還相當於扶植了自己的競爭對手。

　　對於企業來講，也肯定是想留在便於獲取人才，信息和有利於企業經營的地方。但是我覺得就跟當年的三線建設一樣，單純從經濟效率來看，其實很多三線建設項目是不划算的，也形成了效益損失，但是從國家均衡發展，國民的幸福感來看卻是有利的。

　　另外如果從長期的經濟效率看，對國家其實也是好事，

　　三線建設當時促進了西安，成都，重慶這些西部大城市的發展，今天也成為了中國在沿海之外重要的經濟增長極。

　　還有就是安徽因此迎來了中科大，今天合肥成為中國城市的發展明星，知名高校提供的技術能力和人才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説實話，我一直覺得雄安就有這樣的意義存在，只不過雄安相當於是選擇建立一個新城市，也是一個實驗田，如果在成都，武漢，合肥等中高端產業發展成功，帶給了全國年輕人更多選擇的基礎上，雄安再發展起來，那無疑是個鼓舞。

　　如果我們能通過新三線建設，在東北，華北，中部，西部把一批城市在現在的基礎上中高端產業發展起來，實現均衡佈局共同富裕，從長期看，對全國人民都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