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週期律：秦漢以降，第四個盛世即將到來！_風聞

毛主席和黃炎培曾討論過“中國歷史週期律”，這段史話激發了我的思考。我打開歷史年代表，發現朝代有長有短，有強有弱，似乎並沒有一定的規律，曾經百思不得其解。後來我讀了李四光的《中國週期性的內部衝突戰》（載《中國科學與藝術雜誌》，1931年，見《史學名篇》一書），他統計了歷代史書上記載的戰亂數量，作了一個週期圖（如下），啓發我總結出了中國歷史的長週期規律，每一週期大約700到800年。

首先周朝是接近800年，權力中心在現在西安附近時是強盛期（不到300年），轉移到現在洛陽附近時是衰落期（500多年）。

後面的朝代週期基本遵循以下規律：

前朝-盛朝-第一分裂期-後朝-第二分裂期（-新的前朝……）

寫得更具體一點：

前朝（短而強，西安）-盛朝（長而強，西安️→洛陽）-第一分裂期（短，洛陽/南京）-後朝（短而弱，洛陽/開封）-第二分裂期（長，外族入侵，鄴城/北京VS南京/杭州）

中國秦朝以後歷史的三大週期中，前兩個週期非常符合這一週期律：

秦-漢-三國-西晉-南北朝

隋-唐-五代-北宋-遼金西夏南宋

第三個週期部分符合這一週期律：

元-明清-北洋軍閥-南京政府-抗日戰爭

如果仔細想一想的話，就會發現秦朝大一統以後，隨着政治制度的不斷進步和成熟：

（1）中國的朝代更替間隔時間越來越短了： 東漢亡-西晉統一之間的“第一間隔期”（220-279）有59年，而唐亡-北宋統一之間的“第一間隔期”（906-960）只有54年。西晉亡-隋統一之間的“第二間隔期”（316-589）有273年，而北宋亡-元統一之間的“第二間隔期”（1127-1279）就只有152年，而且南宋時期的南北混亂程度都遠不及南北朝時期。 明清之間及以後雖然天下大亂過幾次，但間隔期都幾乎可以忽略，事實上間隔期的規律已被打破，王朝更替模式變得十分穩定而迅速。例如，從清，經過民國亂世和“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到今朝，也不過短短38年。

（2）朝代的治世時間越來越長了（比較對象是同類的朝代：隋-秦-元（短而強的前朝），****漢-唐-明清（長而強的盛朝），西晉-北宋（短而弱的後朝））： 秦，前221-前209，大澤鄉起義之前，共12年；西漢，大致都是和平的，共210年；東漢，25-184，黃巾起義之前，共159年和平時期；西晉，280-291，從滅吳到八王之亂，共11年；-----------------隋，589-613，從滅陳到楊玄感起義，共24年；唐，618-755，安史之亂前，共137年；北宋，960-1127，大致和平，共167年；-----------------元，1279-1351，從滅宋到紅巾起義，共72年；明，1368-1627，明末農民起義之前，共259年；清，1644-1851，太平天國起義之前，共207年。

其中唯一的例外是唐朝，唐朝的治世明顯太短了，既短於兩漢，更短於明清。這是因為唐朝是一個承上啓下的朝代，官僚制度和儒家思想文教尚未完備，民族關係也處於一個漢胡力量微妙平衡、漢族民族主義興起（宋、明時期）和胡族政治能力提升的關鍵時期。

總的來説，朝代的穩定性越來越強了，這包括朝代更替的穩定性和朝代治理的穩定性兩方面。也就是説，改朝換代更“穩”了，長治久安也更“穩”了。 儘管大一統王朝延續時間並沒有顯著變化，都是260-290年（除兩漢以外），但治理能力、治理質量、實控疆域面積、治世延續時間等指標都明顯提高了。

兩漢時間都只有200年左右，這不是因為經濟社會危機造成的，因為兩漢加起來有400多年，比別的朝代長多了，而且新莽篡漢前後的戰亂程度也不算很高。這隻能歸因於漢代政治制度的內在缺陷：漢代的官僚制度才剛剛開始發展，外戚不斷對皇權構成威脅。此後官僚制度在很長一段時期（三國至南北朝，大約360多年）又經歷了九品中正制的倒退和反覆。

可以説中國歷朝歷代都對今天的中國文明有所貢獻。在四大週期中最關鍵的朝代是以下這些：

1、周朝：確立了“觀乎人文，化成天下”的人本主義思想，奠定了儒家文化的“禮義仁孝忠信”的底色，擯棄了商朝的鬼神迷信。

**2、秦朝：**建立了第一個郡縣制大一統帝國；**漢朝：**建立了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官僚培養選拔制度，具體來説是確立了五經博士、太學、察舉孝廉等制度（沒有意識形態終極關懷的秦代法家官僚制度，必然行之不遠）。

**3、隋朝：**首創科舉制，修築大運河；**唐朝：**實踐科舉制（當時以詩文取士），復興儒學（如韓愈、柳宗元），在大一統王朝中實踐漢胡聯合政治（此前的前秦、北魏、北周等，都只是在割據王朝中初步實踐）；**北宋：**理學興起並應用於科舉（科舉成為標準化考試），出版業興起促進基層文教，官僚制度和教育制度相輔相成、更加完善，重文抑武鞏固皇權（徹底克服外戚等的軍事政變）；**遼金：**建立和完善“一國兩制”的胡漢聯合政治，少數民族政權統治能力較南北朝時期大有改進。

**4、元朝：**首次實現胡族主導的大一統，修築大運河；**明朝：**進一步完善理學、文教和科舉，使儒家官僚制度臻於極盛；**清朝：**實現了空前穩定的胡漢聯合統治，在宋明兩朝日臻完善的官僚制度上面，加上比孤立、凋零的漢族皇室更有人力資源優勢的胡族統治集團，從而提高了政治領導力和疆域控制力，是幾千年中華制度文明的集大成者，因此能開疆拓土且實際控制，功蓋千古；**今朝：**繼承製度和疆域的歷史衣缽，通過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實現了國家意識形態基礎現代化，相對傳統王朝來説克服了上層集團的血統論，完善了官僚制度的教育選拔機制，在大一統背景下建立了平等的民族關係，使中國上層和下層的制度和思想沿着自身內在邏輯軌道繼續前進並日臻完善。

總結一下，中華大一統天下文明的演進過程中，最核心的維度是：上層集團，官僚制度，意識形態，民族關係。

上層集團要有政治領導力，不能被官僚利益集團牽着鼻子走。為此，既要有充足的人力資源，胡族作為一個整體的統治集團相對於往往人丁不旺、孤家寡人的漢族皇室是有優勢的；又要有內部凝聚力，漢族王朝早期依賴於多個家族聯合統治，這樣容易走向外戚專政，而胡族王朝早期內訌不斷，也不團結。

官僚制度第一在於選拔，第二在於培養。選拔標準有一個進步的過程，從舉孝廉、到考詩文、再到考八股，是逐漸標準化的。培養方面，出版業的技術革命，即造紙和雕版、活字印刷是一個重要因素，連帶着地方社會也與儒家官僚制度一起成熟，變為鄉賢社會，文教終於深入基層。

意識形態方面，中國在幾千年中都高舉人本主義大旗，在全球都是一枝獨秀的。近代以來，傳統文化面臨的衝擊超過了東周的“禮崩樂壞”，達到了“全盤西化”的程度。幸好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讓中國文化精神涅槃重生，我們將繼續高舉人本主義的旗幟，走向超工業文明的星辰大海。

民族關係方面，胡族在南北朝時期、遼金時期、元清時期都有漸進的制度探索。總體趨勢是，當漢族在不斷探索完善官僚制度及其意識形態的同時，胡族在上層統治能力方面突飛猛進。最終這兩個方面的努力被清朝及今朝有機地嫁接在一起，實現了中華制度文明的集大成和現代化。這一制度趨勢反過來使民族矛盾在大一統框架下趨於消弭，源自西方民族自決理論的錯誤觀念正在逐漸被中華文明海納百川、實事求是的智慧所克服。

説到這裏，我認為孫皓暉的文明論研究是不充分的，因為他視野基本侷限在秦朝的開創性方面，而沒有更多的維度去進行縱向歷史和橫向跨文明的比較。

我只覺得他對文明的中國式定義頗有可取之處，即文明是一種社會制度、社會秩序、生活方式的時空存在，它經天緯地、照臨四方，具有改造世界、影響世界的現實生命力。這比西方僅僅來自於civil/civic的城市文明概念的civilization概念不知要高明多少倍，西方説到底還是脱不了城邦文明狹隘片面的底色，化成天下、照臨萬物的能力是先天不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