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言：戈恩出逃後，日產也許能夠開始建立現代企業財務制度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陳言】
也許是到了2019年年底，日本記者都在忙着過新年的緣故，一條特大新聞沒有被開掘出來。
2018年11月19日，日本媒體在東京羽田機場親眼看着東京地方檢察廳的檢察官走上日產集團董事長卡洛斯·戈恩的私人飛機，將其繩之以法，並做出了詳盡的報道。但一年後的2019年12月29日，媒體忘了將戈恩從關西機場乘坐私人飛機、逃往黎巴嫩的鏡頭收入相機，讓各家報紙2020年元旦的頭版頭條顯得非常的蒼白無力。
拼命做元旦的頭版頭條，這在日本是個傳統。哪家報紙能把這天的頭條做好，意味着全年都有好徵兆。但元旦這天，《朝日新聞》勉強拿出了一條5名國會議員涉嫌接受中國企業賄賂的獨家新聞。和這篇頭條新聞比，其實日本讀者更注意的是旁邊的關於戈恩的新聞——“戈恩被告逃往黎巴嫩、從關西機場乘坐私人飛機？”論新聞價值，日本讀者更喜歡這條新聞。
《朝日新聞》元旦頭版
唯一遺憾的是，作為“巧遇”檢察廳逮捕戈恩的唯一媒體——《朝日新聞》，這次戈恩未能先給該報吹風，結果該報未能在關西機場拍攝到戈恩出逃的關鍵鏡頭，讓2020年的頭條缺少了震撼。
曾經在過去十幾年時間裏，發表過無數歌頌戈恩文章的日本媒體，如今已將戈恩描繪成了千古罪人，而出逃給這種描述畫上了一個句號。
從東京羽田機場到關西機場
2018年11月19日，東京下的小雨讓人感覺涼颼颼的。一架私人豪華客機在夜幕剛剛拉開的羽田國際機場上停穩，一輛機場轎車很快就向這架客機駛去。
不遠處，《朝日新聞》記者已經架好相機，文字記者眼睛緊緊盯着轎車駛去的方向，記錄下穿着西服的人員是幾點進入飛機，又是幾點從飛機中走出來的，出來時人員增加了幾位。
這個時候只有朝日新聞的記者知道，上飛機的那幾位穿便服的人是東京地方檢察廳特別搜查部（特搜部）的檢察官，他們當天去逮捕的正是19年前的1999年3月隻身一人來到日產公司的卡洛斯·戈恩先生。
戈恩將瀕臨破產的日產汽車公司拯救出來，後來有經營之神之稱，是日本企業改革的成功人士，他保有法國和巴西國籍，同時持有黎巴嫩居民證。
特搜部在日本有着從不會失手的神話，只要被該部逮着，沒有哪人能自證清白，尤其那些自認為有點資本敢和美國作對，敢觸碰日本國家利益的人，最終都會敗在特搜部手下。
儘管戈恩在被捕之前在經營方面有着數不清的神話，媒體將其描繪成熱愛公益事業、嚴格執行規則的人，但現在既然特搜部盯上戈恩後，一些日本媒體開始敏鋭地覺察到事情可能有很大的變化，一個巨大的商業醜聞應該和戈恩、和日產公司有關。
緊接着是1年多時間對戈恩的拘留、保釋、再拘留、再保釋，直到2019年12月29日，從關西機場出逃，戈恩在日本一直沒有消停過。
有一件事給了戈恩巨大啓示。
2019年3月6日，在繳納了10億日元（約6430萬人民幣）的保釋金後，戈恩第一次從監獄中出來。這時候，戈恩穿了一套工人的服裝，還套上了一條反光安全帶。原以為這樣可以矇騙過記者，讓戈恩平安回家，但和其他小個子的日本人比起來，戈恩個子更矮，走路時依舊保有非常霸氣的特點，讓在監獄門口蹲守的記者們馬上就認出那個帶安全帶的小個子就是戈恩。人們把鏡頭集中對向了這個小個子，讓戈恩出盡了風頭。
戈恩出獄（圖/日媒）
2019年12月29日出逃時，戈恩還是選擇了化妝的方式，而且這次不僅躲過了記者們的眼睛，還矇住了24小時在戈恩家門口監控的檢察廳的鏡頭。
《朝日新聞》沒有再度拿到戈恩在關西機場匆匆逃跑的鏡頭，但也還是拿到了不少獨家消息。
該報在2019年12月31日的報道中説，戈恩在家裏舉辦了一個午餐會，這個午餐會請了樂隊來演奏助興。當天演奏結束後，樂隊退出。誰也沒有注意到大提琴琴盒裏裝了個子比普通日本人還要矮小的戈恩。
這天，戈恩失蹤了。而且並沒有人知道戈恩失蹤的消息，即便是能夠在特搜部動作之前就能察覺到戈恩在日本的所有變化的《朝日新聞》，這次也沒有發現戈恩一天多時間沒有動靜這件“大事”。
戈恩在2019年3月被保釋後，很快到了4月4日，檢察廳再度逮捕了他，並在4月22日起訴了戈恩。但4月25日，戈恩再度繳納5億日元（約3215萬元），獲得了保釋。保釋條件是：
戈恩必須在東京都內居住；
如果外出時間超過3天，需要事先向檢察院申請；
禁止去國外旅行；
護照交給律師保管；
不得見和本（貪腐）案有關的人員，與妻子見面需向法院申請；
在居住處大門上安裝監控鏡頭；
向法院提交電話的通話記錄；
只能使用律師事務所的電腦，需向法院提交通信網址；
等等。
但12月29日，戈恩失蹤，而且沒有被在戈恩貪腐案問題上料事如神、神通廣大的日本媒體監視到。
事後諸葛亮。從日本媒體後來的報道看，29日晚，戈恩從關西機場出發，在停靠土耳其伊斯坦布爾機場後，最終到達黎巴嫩。戈恩使用的是法國護照。到達後，戈恩馬上去拜會了黎巴嫩總統米歇爾·奧恩，並開始受到政府的嚴密保護。從逃亡開始到最後入境黎巴嫩，戈恩的夫人卡羅爾就在他身邊，保釋時説的那些如同廢話。
等31日戈恩逃跑成功後，人們去採訪時，關西國際機場説：“從我們的數據庫裏查閲不到原董事長（戈恩）的出國方法。”戈恩的律師則説其護照還在他們手裏：事情“太出乎意外了，如果沒有相當大的組織協助的話，這絕對不可能。”日本媒體推論是一家準軍事組織幫助了戈恩。
不管怎麼説，在2018年時那麼神通廣大的日本媒體，到了2019年竟然變得無能至極，一點沒有把控戈恩的行蹤，更不用説日本特搜部、法院等政府組織了。
在2019年的最後一天，不僅日本媒體，而且日本政府在戈恩面前蒙受了奇恥大辱。
戈恩為何不選擇在日本自辯清白
其實，如果戈恩不選擇逃亡，太多的日本人並不相信媒體給戈恩羅列的種種罄竹難書的重罪，就像一開始時，並沒有完全相信戈恩是日產的中興之祖，不相信戈恩能給日本帶來變革，讓日本重新回到製造業的最前列一樣。
媒體羅列的戈恩之罪大致有這些：
戈恩在2010年到2014年的5年間，實際收入為99億9800萬日元，但對外宣稱只有49億8700萬日元，約每年10億日元。戈恩的收入中大約50億日元未公開，未納税。不按收入納税，在日本不僅受刑法的懲罰，也是企業家道德低下的表現，為普通民眾所不齒。
在法國有兩處自己的住處，在東京還有一處，此外在黎巴嫩、巴西也有自己的私有住宅。其中黎巴嫩的住宅是日產的子公司代為支付的購買費用。在個人居住點及住宅問題上，戈恩大致挪用了日產5億日元。
再有就是從2002年開始，每年為自己的姐姐支付10萬美元的諮詢費；戈恩個人炒股損失的40億日元，由日產公司代為填補，等等。
不瞭解日本企業財務制度的人，特別是不懂經濟的日本媒體記者，相信這些都是真的，是戈恩膽大包天，損公肥私的最為直接的表現。但任何一人，只要他在企業裏工作過，想從企業那裏騙數十億日元……這個先放一放。昨晚和老婆出去吃飯，花了2000日元（約124元），拿財務那裏報個賬試試，看看財務肯給報銷嗎？財務小職員審賬，課長簽字，部長蓋章，局長再確認，公司董事會説不定都會討論一下這2000日元是不是可以報銷，何況數千萬、上億日元、何況十幾年連續挪用企業資金，這個在現代會計那裏完全不能實現。
日產是一家絕對遵守日本及國際財務制度的公司，是日本企業財務上的標杆，怎麼可能憑戈恩的一句話、一個想法就讓幾十億日元歸於個人名下？就算日產做了，為日產審賬的財務公司、會計事務所那裏也過不去；就算審賬企業那裏勉強過關，日本税務部門火眼金睛，一下子就能看出破綻，不可能讓某個個人在長達十幾年的時間裏，一直損公肥私。真的做到了這點，這樣的企業絕對要從股市上消失，日本的市場、股市不會允許這樣的企業存在。
戈恩從未承認説自己挪用了日產公司的資金，到出逃之前，堅決否認了媒體、特搜部、日本法院給出的罪名。
日本曾經有過武士道精神，對有社會名譽的人，其在法院判決之前，不會給他戴上GPS手環，不會嚴格限制其行動。對於有犯罪嫌疑的名人（武士），主要用道德、名譽將其囚禁起來。戈恩是個多國籍人，雖然在日本有了超越幾乎所有經濟界人士的名譽，但也依舊不是武士，在媒體、政府落井下石的時候，他開始害怕了，他感到了在政治上可能對自己的迫害，知道跳進黃河也洗不清後，選擇了逃亡。
戈恩用英文在31日發表了一個聲明：
“我現在在黎巴嫩，我已經不再被不公正的日本司法制度所束縛。日本的司法制度明顯無視了國際法及國際條約下自己國家應該履行的法律上的國際義務，以有罪為前提，存在大量的差別對待，否定基本人權。我並非逃離正義，而是從不公正及政治迫害中逃了出來。我終於可以和媒體自由溝通了，下週我將有一個新的開始。”（筆者按日文譯文翻譯成中文）。
戈恩未談任何挪用公司資金的問題，只説了政治迫害及司法上的不公正。這也許是他最後選擇逃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筆勾銷的戈恩功過
隨着戈恩的出逃，其向法院交付的15億日元的保釋金被沒收。15億日元對每年收入在10億日元以上的戈恩來説，不是個小數，但也不是不值得付的費用。能夠跑到一個和日本沒有引渡關係的國家，尤其這個國家是自己幼小時期生活過的地方，也算是一種葉落歸根吧。
自從1999年空降到日產後，日產的負債便開始減少，終於在2002年實現了盈虧平衡，日產的經營實現了V字型的復活。其後，戈恩改變了日本汽車企業的採購方式，將系列化的採購改為引入競爭機制，採購的渠道拓寬了，日產的成本開始下降，汽車也有了活力。
戈恩就任前後日產的業績
戈恩設想過建設一個銷量在千萬台以上的汽車集團，這個集團該是與豐田、大眾並駕齊驅的，有三菱汽車、法國的雷諾汽車等等。如今這個巨大的構想也隨着戈恩個人的離去，不再有太多的現實意義。
至於戈恩在日產是否中飽私囊，我們看看日產這家企業的話，至少在2020年以前，可能還真的是能做到的。不僅戈恩如此，日產出身的西川廣人總裁也有這方面的嫌疑，為此辭去了總裁的職務。可能日產公司還真是一個在戈恩、西川時代毫無財政紀律，企業如同個體户，老闆可以為所欲為。
我們不想知道是戈恩的成功蓋過了企業制度，讓他飄然於企業之上，讓企業成了自己的提款機，還是日產本來就是這樣一家企業，日產的總裁中就有西川這樣的面從背違、個人利益高於企業的人。是這樣的企業體制，讓戈恩成功，也讓戈恩最後失敗，甚至不得不選取秘密逃亡的方式，以躲過法律的制裁。
日產是不是從此痛改前非，真的成為一家遵守財務紀律的跨國企業？我們相信應該是能夠做到的。戈恩給日產、給日本企業帶來的教訓太大了，元旦這幾天日本議論戈恩逃亡的同時，也在想改如何建立現代的企業管理制度。
戈恩已經能夠徹底逃離日本法律對他的審判，所以不論他還在不在理，他的收入、他的居所、他的結婚儀式使用的場地、甚至他家購買數百日元（相當於十幾人民幣）醬油使用的那些費用，是不是合法，這些在戈恩看來已經沒有了爭論、理清的必要。
戈恩逃走後，西川等人在財務上的不明不白也就難以找到一個説法了，最後估計也依舊不明不白。法律、道德上的追訴又能怎樣？只要日產還在，就需要繼續向日本及國際社會提供汽車產品。但願這家企業最後在財務制度上也能靠譜，有點財務紀律，不再一團糟，不再出戈恩那樣的“著名”企業家。
至於日本媒體能否一直保有對某些企業家的監督能力，在戈恩大戲開幕時，人們已經覺得蹊蹺，到戈恩逃跑後，更知道不過是有人通風報信給個別媒體，讓他們一時獲得不少點擊，等這個報信人也被矇住時，媒體就更沒了信息，什麼也説不了了。
戈恩的逃亡，更讓日本媒體和特搜部名譽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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