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除了西式選舉，台灣還可以選擇……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2020年1月11日，台灣將再度進行大選。我也和過去一樣再次到現場觀摩選舉。台灣是五千年中華文明歷史中，唯一一個採用西方的方式進行權力更替的地區。因此，台灣也就成為一個試驗場：一個外來於自己的文明、歷史和傳統的制度能否存活進而健康成長和發展。

如果從1996年第一次直選領導人算起，到今天，這個過程已經持續24年。期間經歷了三次政黨輪替，除了發生過影響選舉結果的兩次槍擊事件外，總體上保持了和平。這和泰國屢屢發生軍事政變——今天仍然是軍政府、埃及通過西方模式產生的政權一年就崩潰、利比亞、阿富汗和伊拉克仍然陷入內戰狀態或者無政府狀態相比，台灣無疑在非西方社會中算是成功的。

1996年，台灣地區首次直選領導人，最終投票結果。截圖來自維基百科

當然以中國人的標準，比如中國一向只和美國比，和西歐最發達的國家比，台灣的表現顯然是令人失望的。至少，凡是去過台灣的大陸游客----最多時人數突破400萬，無不對台灣各方面的落後而感到驚訝。

確實，台灣自從移植西方的政治制度之後，一直高速增長的經濟就喪失了動力。經濟增長是一個社會財富的主要來源，其結果自然是民眾的生活水平下降。二十多年來，台灣的物價一直在上升，但工資卻一直沒有增長。

只是由於“兩蔣時期”打下的底子、中華文明的勤勞傳統以及大陸越來越多的惠台政策，到現在台灣仍然能夠維持一個較好的生活水準。

但問題在於，不管什麼制度，其合法性都離不開它的表現，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經濟發展。中國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有一個著名的診斷：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戈爾巴喬夫在蘇聯解體時也曾沉重的總結過：“老百姓是通過從超市裏可以買到什麼而判斷一個制度好壞的”。台灣經濟長期低迷，已經成為現行政治制度合法性最大的威脅。假如台灣出現2008年美國這樣的經濟危機，將出現極其嚴重的政治後果。

蔡英文執政以來，搞了兩大改革。一是一例一休，一是年金改革。兩個改革領域不同，但性質卻完全一樣：就是台灣經濟已經無法承受目前的社會政策和福利制度，都必須令民眾犧牲現有利益。特別是年金改革，要求退休的軍工教勞工農民減少退休金。一般改革都是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不溯及既往。但台灣卻完全違背了這一原則。

另外從政治學的角度講，任何一個社會投票率最高的都是退休羣體，他們有時間，對經濟利益敏感。所以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沒有哪個政治人物敢動他們的奶酪。台灣之所以冒西方民主制度之大不韙，根本原因在於台灣的經濟和家底已經到了不可承受的轉折點。正如蔡英文推行年金改革時所説的，再不改，年金制度很快就崩潰了。

所以從政治制度的角度分析，台灣的經濟在歷經二十四年的民主實踐後已經到了危機的邊緣。即使年金制度改革成功，也不過是做到了節流，但節流難以持續，必須要開源。這就是為什麼面臨同樣困境、無法開源的西方，也只能一而再的延長退休年齡。現在德國經過改革是67歲退休，但改革目標已經放到70歲了，整個歐盟的目標也是70歲。但如果解決不了經濟發展問題，70歲也不是終點。

當然台灣經濟下滑不是個案，而是整個西方的通病，是這個制度帶來的必然結果。大家都知道的，政治人物為了贏得選舉而不得不競相許諾，“一到選舉都變成聖誕老人”（宋楚瑜），結果導致福利增長超過經濟承受水平。韓國瑜2018年當選高雄市長，就面臨高雄負債3000億新台幣的困境。他後來決定參選2020，恐怕也是感覺僅憑其市長層級要解決高雄的問題是不可能的。儘管台灣長期入不敷出，但在這一次選舉中，民進黨仍然繼續大開支票，從育兒到養老，不一而足。比如每月家庭育兒補助現在是2500元新台幣，蔡英文許諾如果她連任，就翻一番達到5000元新台幣。

2018年選舉曾發生過這樣的事情：一位選民抱怨，選舉期間出來倒垃圾都有人爭着幹，還有攝像機。選後這些人就都消失了。對台灣的政治刻畫可謂入木三分。

不過台灣經濟的問題除了西方這種制度通病外，還有其獨特性，或者例外性。即伴隨民主化的發展，“台獨”思潮崛起。由於島內主要兩大政黨在國家和民族認同上對立，結果導致政黨衝突遠超其他民主社會。即使美國極化政治發展到目前嚴重的程度，兩黨至少在對華議題上還是有共識的。但台灣兩大政黨在任何問題上都不存在共識。雙方確實做到了凡是一方支持的，另一方必定反對。凡是一方反對的，另一方必然支持。其內耗的程度舉世罕見。正如親民黨大選副候選人在政見發表會上所總結：“所謂的改革，卻都像是在整肅敵對的政黨，或是在修理反對它的人民”。

韓國瑜在高雄市議會接受質詢 圖片來自台媒

我曾目睹過韓國瑜在高雄市議會接受質詢。整個過程充滿了對韓國瑜的攻擊和羞辱（比如問：高雄有幾個行政區？最北邊的是哪一個區？意在諷刺韓國瑜什麼也不懂），絲毫看不到對市政的嚴肅討論、尋求問題的解決之道。事關民生的質詢變成了政治表演和政治鬥爭的工具。韓國瑜自然也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聲稱：“你問我1加1等於幾我都不會回答”。最後不管民進黨代表問什麼他都回一句：“高雄發大財”，煞是胡鬧好看。

還有一次，一位民進黨十分彪悍的女議員要求所有局部首長都離席，只留韓國瑜一人接受質詢。她還表白説：“我對韓市長很好啦，以前我都是摔桌子椅子的”然後轉眼就講：“市長，我不要你當王八蛋，你當王八蛋高雄市民沒面子”。而就是這樣的政治人物還要問韓國瑜：“什麼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是這些人都是以體制不菲代價才選出來的，也寄託了民眾的希望，最終卻變成鬧劇。

類似的例子很多。多年前我曾現場看過台中市長胡志強接受議會質詢。民進黨的代表竟然要讓胡志強在兩岸問題上表態。胡市長當時回應説：我們只是地方市政層次，無關兩岸。而民進黨代表並不是不明白這個道理，只是故意刁難而已。

所以，台灣各級立法機構經常上演全武行，根源就在這裏。雙方沒有基本共識，利益也完全相反，都視對方為敵人，豈能不暴力沖天？

“台獨”崛起的另一個後果就是嚴重惡化了兩岸關係。結果當李登輝或者民進黨執政的時候，就故意和大陸隔絕，搞面向東南亞的南進政策，最終失敗；等到蔡英文上台後，又搞沒有什麼新意的“新南進計劃”，也同樣不成功。這與全球都要設法搭中國經濟快車完全相反。不僅如此，民進黨執政，兩岸關係動盪，尋求安全的島內外資金紛紛撤離避險。

其實僅就經濟角度而言，台灣正確的經濟發展戰略是利用大陸腹地，以自己的特色取勝，就如同香港和澳門。僅以旅遊業為例，香港每年6400萬、澳門每年3600萬遊客當中，來自大陸的旅客超過70%，而台灣一年境外遊客不過1100萬，如果兩岸解決政治問題，實現統一，怎麼還會存在經濟問題呢？

台灣另一個危機則是少子化。雖然少子化是發達經濟體普遍現象，但台灣尤其嚴重，因為其出生率全球最低：每位育齡婦女平均生育0.9個孩子。而種族要延續必須是2.1個。事實上，2019年，台灣出生人數已經低於死亡人數。台灣進入絕對人口減少的歷史時期。少子化必然帶來勞動力不足、老齡化嚴重，這都加重了經濟問題。

台灣經濟什麼時候出現危機，以我個人的估計應該是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國民黨執政，可以依靠大陸惠台經濟政策維持。而且由於和大陸關係良好，日本和美國也會對之拉攏。比如釣魚島漁業協定，日本就是在馬英九執政時，為了避免台灣和大陸聯手保釣而做出的史無前例的讓步。2016年民進黨贏得大選，日本立即終止和台灣正在進行的類似談判。因為民進黨執政，兩岸關係必然緊張，台灣有求於日本和美國。此時的主動權就不在台灣一邊了。

簡而言之，民進黨執政，一方面得不到大陸的經濟扶持，比如2019年8月大陸暫停對台自由行，就令相關產業雪上加霜。正如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在首場政見發表會上所講的：高雄遊覽車工會理事長128輛遊覽車竟然賣到只剩下一輛。另一方面還要耗費巨大政治和經濟資源用於討好美國和日本。這是目前台灣難以承受的。如果蔡英文連任，未來四年台灣發生經濟危機的概率將非常高。

台灣南鯤鯓代天府，在蔡英文上任後的兩年裏，接連抽出下下籤，2019年抽完一整桶的籤，卻抽不出一支“國運籤”。圖片來自台媒

當經濟危機爆發時，台灣移植西方的民主制度將面臨是否還能存續的考驗。還是那句話，經濟和民生是一切政治體制合法性的基礎。當然相對於泰國、埃及等國家，台灣地區還有其他選擇，那就是接受“一國兩制”，從而有望繼續它的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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