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美伊戰爭即將打響？恐怕不是大家想的那樣
編者按：隨着伊朗軍方高官蘇萊馬尼被美國襲擊身亡事件影響的不斷深化，美國伊朗將爆發戰爭的預測再次流行。許多人不瞭解伊朗，更無法理解伊朗為何敢與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美國對抗那麼多年？
2012年以來，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曾先後8次訪問伊朗。2019年4月，其專著《伊朗：反妖魔化》（中英波斯三語，德黑蘭：伊朗納爾出版社，2019年版）在德黑蘭國際書展上發佈。現將作者在書中親歷伊朗人對美國觀的內容獨家發佈如下，或許讀者能夠從中有新的感受。
《伊朗：反妖魔化》，王文著
【文/ 王文】
美國實力VS伊朗尊嚴
2012年第一次到德黑蘭時，我至少5次問伊朗官員、媒體人、學者、普通老百姓，為什麼穆斯林國家中只有伊朗那麼全面反美？得到的回答竟出奇的一致：“我們是獨立的、有尊嚴的國家！”類似關於“尊嚴”的回應我時時遇到，在號稱“伊朗硅谷”的帕德布科技園，我追問一位科技官員核計劃的事，他激動得説：“為什麼美國、以色列有那麼多核武器沒人追問，伊朗和平利用核能就會被質疑呢？”
在伊朗國家電視台，英語新聞部主管侃侃而談伊朗媒體人追求真相、塑造國家軟實力的責任感與事業心。然而，當問及一些新聞報道悖論，比如前一天革命日內賈德總統演講未結束，就有半數民眾離場，作為國家電視台，是否會報道這個真相，還是選擇國家利益，向世界傳達伊朗人民團結一致的畫面時，艾瑪德同樣變得激動。他説畫面就在那裏，觀眾自有判斷。伊朗沒有新聞審查，西方媒體的報道理念有很強烈的雙重標準，等等。
這些一碰就着的激動，讓人懷疑伊朗人是不是有點“小國沙文主義”的味道？
問題是，伊朗是小國嗎？可能在愛稱自己是“大國”的中國人看來是這樣，但中國人不會去想，伊朗的面積是西歐8國(英、法、西、葡、愛、比、荷、盧)的總和，人口與德國大體相當，在世界上國土面積、人口恰好都排第17位。首都德黑蘭是西亞最大、全球第19大城市。伊朗GDP在世界排名長期在20多位。所以，我在德黑蘭談起戰爭的問題時，最常聽到的一句話是：“伊朗不是伊拉克，不是阿富汗，我們沒有那麼容易被征服。”
的確，我堅信，伊朗還不是南斯拉夫，不是利比亞，也不是海地，不是巴拿馬。我的感覺是，如果美國真要進攻伊朗，那伊朗很可能就是上世紀50年代的朝鮮、70年代的越南，美國可能會贏，但佔不了什麼大便宜。
事實上，整個國際關係理論都應該為伊朗與美國的對抗而改寫。因為，在世界歷史上，敢和“全球老大”對抗的，都應該是“列強”級別的。但在西方視野裏，伊朗顯然不是。頂級國際政治學家巴里·布贊在其代表作《美國與諸大國》中，連一次伊朗都沒有提。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論也沒有分析伊朗。基辛格、布熱津斯基等幾乎所有美國大戰略家的書籍中，伊朗的篇幅都少得可憐，甚至可以用“提幾次”的等級來形容。
西方學術大師思考的都是從17世紀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以來的西歐史、大西洋史，最多也就是摻雜進日本的亞太史，穆斯林世界沒有進入研究重心，伊朗更不在他們的研究視野。“西方中心主義”的思想矇蔽了他們的眼睛。
所以，美國人從沒料到，怎麼可能會有一個如此“小”的力量敢與我叫板，就像他們從未預測到冷戰會以蘇聯解體的方式結束，金融危機會大規模的爆發，中國會崛起得如此之快一樣，西方學術的短板在過去20年裏被暴露得只剩下的一條遮羞的內褲了。20年來，美國人先躺在“歷史終結”的勝利牀上暈睡了十年，再被拉登的恐怖主義力量折騰了十年，這其間只是把伊朗視為一個“邪惡軸心”和“邪惡”力量。這樣的帽子除了折出美國新保守派的狂妄之外，就只剩下無知了。
但伊朗遠比美國顯得更有邏輯。主管中東事務的伊朗副外長侯賽因·阿米爾－阿布杜拉希揚明確對我説，2011年所謂的“阿拉伯之春”可以視為繼1979年霍梅尼革命、伊拉克民眾反抗薩達姆、巴勒斯坦人民尋求尊嚴與獨立後的又一次大規模的伊斯蘭民眾覺醒運動。他們尋求宗教尊嚴以及相對於西方霸權的民族獨立，認為“伊朗是所有中東國家的榜樣”，應當像伊朗那樣尋求於伊斯蘭的自我解贖與尊嚴。
這是我從沒有聽到過的邏輯。在這個邏輯中，新保守派在美國的“無知”顯然在奧巴馬時代繼續。美國似乎沒有意識到中東國家的社會覺醒，還想繼續主導中東局勢，干預各國國內政治，變相地花穆斯林的錢，美國與穆斯林世界的矛盾加重幾乎是必然的。用阿布杜拉希揚的話説就是，“在尊嚴與屈服面前，我們只能選擇尊嚴。”
或許美國人真該聽聽另一位伊朗外交官與我的聊天，他説，2000多年來，雖然伊朗的東、南、西、北都曾受過外敵入侵和征服，但伊朗人的威脅主要是西方。加之霍梅尼革命後的伊斯蘭崛起，伊朗更希望擺脱美國消費主義、資本主義、世俗主義的霸權。伊朗人並不仇恨源於西方的現代文化，但反對西方尤其是美國那種居高臨下、預設立場式的談判與教訓。
在革命日的現場，我真的感受到“尊嚴”在伊朗人中的含義。一望無際的人羣中，除了霍梅尼與精神領袖哈梅內伊外，最多的標語就是“打倒美國”、“打倒以色列”。在約四個小時的集會中，這兩句口號喊得最震耳欲聾。或許還有人會批評我，在蘇聯、在伊拉克、在利比亞，這樣的震耳口號都有過，結果是怎樣？
好吧，那我只能説，走着看吧。但一定要記住，“伊朗VS美國”是在中東地區的一場“小冷戰”，雙方的博弈不只是實力之爭，而是“美國實力VS伊朗尊嚴”。尊嚴有時會讓實力加分，就像是讓運動員吃了興奮劑、讓饅頭加了添加劑一樣，人們會説那是公平競爭不允許的，但問題是國際政治博弈什麼時候公平過呢？
即將到來的伊朗戰爭？
2012年伊始，美國著名學術期刊《外交》刊發了以“攻擊伊朗的時刻到了”為題的長篇論文，斬釘截鐵地認為“要麼現在發動進攻，要麼以後遭殃”。這篇文章引起了隨後一個多月歐美學術界、媒體界的跟風，後者紛紛斷定2012年是伊朗問題決定性的一年。歐美對外發動戰爭向來遵循“糧草未動，輿論先行”規律，伊朗戰爭似乎真的要開始了。
但我在伊朗卻絲毫沒有大戰來臨的緊迫感。在德黑蘭市北的厄爾布爾士山，許多當地人在滑雪嬉戲，山頂欣賞城市全貌的茶餐廳里人滿為患；上下班高峯街道擁堵程度比北京上海有過之而無不及，加油的車輛一字排開上百米但沒有加塞；各個博物館裏遊客熙熙攘攘，偶爾還能見到成羣結隊的中小學生；電影院外常看排隊進場的觀眾。在伊朗第二大城市伊斯法罕，傍晚的鬧市區摩肩接踵，不少商店的生意都還不錯。
曾在2003年戰爭前夕呆在伊拉克的朋友告訴我，如果要備戰，特徵至少有：三步一崗，兩步一哨，空中不斷有戰機駛過，街上常會有裝甲兵團調來調去，警報有時也會響起。享受長期和平的中國人對備戰已經沒有記憶了，正如我在德黑蘭感受到的一樣。
在德黑蘭，我問一位生於美國但在伊朗工作的電視主持人，戰爭發生了，你會怎麼辦？她笑着説，你這是FBI的問題啊。然後慢條斯理地解釋，美國不會那麼做，那樣做不符合常理。伊朗的位置現在是牽一髮而動全身，戰爭會讓整個世界陷入災難，美國不會這麼愚蠢。不只一位德黑蘭民眾也都這麼想，美國對戰爭的口頭呼喊大大高於實際行動，所謂“戰爭陰雲”只是輿論戰。
目前美國人伊朗劃了兩條紅線，一是伊朗擁有核武器，二是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但現在遠沒有到那個時候。伊朗不會尋求於完全封鎖霍爾木茲海峽。連上世紀80年代兩伊戰爭那麼困難時，伊朗都沒有封鎖過霍爾木茲海峽，現在更不會主動封鎖。時任伊朗總統、屬於強硬派的內賈德反覆宣稱，伊朗不會尋求於擁有核武器，和平利用核能是在國際原子能機構的監督下進行的。一位在伊朗多年的中國企業家也承認，伊朗缺少發展核武器的決心。所以，美國遠沒有找到突襲、進攻或發動一場大規模對伊朗戰爭的理由與準備。
反美主義者會認為，伊朗有沒有核武器，不是伊朗而是美國説了算。美國想打，誰都擋不住？但美國真想打嗎？五六年前，伊拉克戰爭剛偃旗息鼓，就傳聞會有伊朗戰爭，當時中國駐伊朗人員一度都準備撤退了。但伊朗戰爭始終就像“狼來了”一樣，喊得越多，反而更不會讓人相信。
道理很簡單，伊朗是“狼”。如果滅了伊朗，阿拉伯世界就不需要美國及其軍火，就會趕走美國。美國只是“馴狼”，而非“殺狼”，美國想擴大伊朗威脅，製造阿拉伯人的恐懼，永遠保持中東世界的平衡。只有失衡時，美國才會動手，比如1991年薩達姆的瘋狂。
由此看，美國的伊朗政策只是全球“離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戰略的一個濃縮。就像平衡中國與日本、印度與巴基斯坦、北約與俄羅斯，不能萬不得已，平衡伊朗與阿拉伯世界將是美國中東政策的長期核心。當然，它現在對伊朗做的，無非只是以壓促變，通過制裁強迫伊朗屈服，讓它變乖一些，變老實一些。
接下來的疑問在於，這些對伊朗的制裁有用嗎？英國《獨立報》在年初刊發過一篇題為《制裁只能深化伊朗危機》的文章，其中指出：“將伊朗妖魔化只能説明，以色列及其右翼美國盟友對伊朗政權更迭而不是德黑蘭核計劃更感興趣。”文章還提到，“制裁令伊朗人陷入窮困，50萬兒童死於制裁”。事實上，制裁引起的非人道主義後果還很多，比如，伊朗30年來無法更新航空設備，導致機型老舊，25年來15架民運飛機墜毀，1700多人喪生。
就像那句“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古詩，在德黑蘭，我看着該有錢的照樣有豪車名牌，而街上走的不少貌美姑娘黑袍裏露出的褲、鞋又顯得陳舊、過時，一種辛酸感不覺而生。美國的制裁，到底是制裁誰呢？
美國人會理直氣壯地説，我們是在反對伊朗的“獨裁”。伊朗是否獨裁，權且不論。但“獨裁”不會利於平民的福祉，“制裁”同樣不會。國外的強權與國內的強權，對普通老百姓來説，到底意味着什麼？這真是困惑思想者的政治學悖論啊。
以色列與伊朗的漣漪
在伊朗的第五天，我碰上了以色列駐格魯吉亞、印度使館的爆炸案。以色列第一時間指責是伊朗所為，伊朗則反咬是以色列自己人乾的。在伊朗外交部，一位參贊氣憤地説，這就是以色列“苦肉計”，他們以前常這麼做，為的是打造悲情，製造伊朗與中東國家的緊張關係，強化西方對伊朗的政治壓力。但這種計策太“拙劣”，現場沒有以色列人傷亡。以色列想以這種方式與伊朗鬥，是佔不到什麼便宜的。
那種咬牙切齒的勁兒，就像伊朗與以色列有着不共戴天的世仇。但這又是一個錯覺，正如誤以為伊朗是邪惡的國家一樣。
在亞馬遜網站，幾個月前出版的《在獅子的陰影下》（In the Lion‘s Shadow）一書非常暢銷，講得是二戰中伊朗辛德勒的真實故事。一位叫阿卜杜勒·侯賽因·薩爾達裏的伊朗駐法國外交官，在1941年冒着巨大風險躲過蓋世太保的眼線，簽發了1000多本猶太人護照，大概救出了2000到3000名伊朗猶太人。
撰寫這本書的是伊朗裔美國人法裏博爾茲·穆赫塔裏。他估計是受了伊朗電視劇《零度轉向》的啓發。2007年，這部電視劇在伊朗電視台熱播，講得就是原型來自於薩爾達裏的故事。當時國際上一陣熱議，因為總統內賈德不久前剛説完“要從世界地圖裏抹去以色列”。
一位記者追問當時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演講的內賈德瘋狂言論與《零度轉向》的關係。內賈德的回答是：“我們熱愛所有的人民，我們是猶太人的朋友，今天有許多猶太人在伊朗活得很自在。”《零度轉變》編劇兼導演法特希也公開表示：“伊朗人民一直客觀地將普通猶太人和以色列政權區分開來。”
在我這樣的第三國人看來，那些話恐怕不能視為謊言。
阿拉伯國家常常指責什葉派的伊朗不包容，很偏狹，但事實是，伊朗是世界上猶太人數量最多的伊斯蘭國家。在伊朗，波斯人僅佔66%，阿塞拜疆人佔25%，庫爾德人佔5%，除了猶太人外，還有阿拉伯人、巴克台里人、洛雷人、俾路支人及土庫曼人等少數民族。很明顯，這是一個“多民族成色”很足的國家，超過絕大多數穆斯林國家。
常識告訴我，伊朗對待其國內猶太人的態度，不會低於對待其他少數民族的平均值。而史料也記載，早在公元前6世紀波斯帝國時，居魯士大帝征服巴比倫，就下令遣返了4.9萬猶太人。
伊以關係真正變壞，是1979年霍梅尼革命以後，伊朗認為，以色列是西方殖民主義的“走狗”與工具，以色列是“毒瘤”，於是才有了兩國交往“冰河期”。換句話説，波斯人與猶太人交往了2700多年，真正交惡的無非就是最近的30多年。他們彼此間沒有戰爭與其他武力衝突，歷史上更多的是文化與宗教往來。
我有點懷疑，這些年，伊朗與以色列除了雙方高層過把嘴癮的狠話之外，相互之間的民族隔閡，是否比中華民族與大和民族之間更深？這兩天，就是為了名古屋市長的一句否認南京大屠殺，中日邦交40週歲的生日都大有不過的趨勢。
換句話説，即使中日的“婚姻”已接近於“金婚”，但雙方過得並不開心；而以色列與伊朗連戀愛都不是，雙方都放了要對方死的狠話，但內心卻常有漣漪之波。畢竟，有多少人知道，包括以色列前總統卡察夫、前國防部長莫法茲等許多以色列精英，都是來自伊朗的移民。伊朗可是不少猶太人高層的祖國啊。
對於伊朗人來説，以色列根本就不是他們的對手。他們瞭解以色列，遠甚其他阿拉伯國家。一位外交官跟我説，2006年、2009年以色列曾與黎巴嫩、巴勒斯坦兩次衝突，都被“打敗了”，以色列的軍力根本不行！過去半個世紀，阿拉伯人屢屢敗給以色列，但伊朗人不信這個邪。
伊朗人的自信或許是有理由的，雖然以色列有核武器，但以色列國土面積小，沒有戰略縱深，對於伊朗的導彈打擊，以色列沒有還手之力。那麼，為何以色列有一些“喊戰”的聲音，一位伊朗學者説，那是他們的政治表演，他們像向歐美施壓，製造“如果歐美不動手，以色列將會出手”的假象。但以色列遠未到災難臨頭的地步，為何要引火燒身呢？他説，據我可靠消息，以色列是否進攻伊朗，遠還沒有進入議事日程。
德黑蘭的屋頂
寧靜的屋頂，柔和的月光，朦朧的人影，懵懂的戀情，在小説《德黑蘭的屋頂》中，伊朗裔美國作家馬赫布·薩拉傑用清新筆觸，講述了1970年代德黑蘭青年在夜幕降臨後站在屋頂大喊，表達反對政權、嚮往自由的故事。2009年，這部小説出版後，被翻譯成數十種文字，讓全世界的反伊朗者心有慼慼。
我在德黑蘭，看到的市貌與小説裏的差不多，有歐式的咖啡館、西式的着裝、西方來的電器與汽車、美國的音樂，但從沒有聽到屋頂上的吶喊，這多少讓我有一些茫然。一些歐洲人讀了高行健小説後再來中國，同樣會發現一些相似之處，但肯定也會有找不到“靈山”的茫然。
不過，有一次，在伊斯法罕鬧市區，兩位衣着時尚的年輕情侶走近作為外國人的我，悄聲用英文説了兩遍：“這裏沒有自由！這裏沒有自由！”然後暗暗揮舞V字手勢快速離開。我問一位伊朗學者，伊朗到底有多少反對派？他回答，大概1%－2%，其他都是政權內的改革派與保守派之爭，兩者主要差異是對西方的態度，共識則都是維護伊朗體制。
1997年，改革派哈塔米當選總統，提出與美國的“文明對話”，一度緩和了伊美關係。但“9·11事件”後，小布什總統迅速將伊朗劃為“邪惡軸心”，否認伊朗選舉的合法性，指責伊朗庇護“基地組織”支持巴基斯坦“恐怖主義行為”，這等於煽了以哈塔米為首的改革派一個耳光，伊朗國內保守派趁機上台，伊美關係急轉直下，惡化至今。
在伊朗革命日當天，巴列維王宮門票免費，許多當地人前來瞻仰1979年霍梅尼革命時推翻的老國王的故居。有當地人説，伊朗人多多少少有點懷念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伊朗的全盛時期。不過，當問及是否願意回到巴列維王朝那樣西化、與歐美國家親密無間時，三位德黑蘭人都迅速回答：“不！”
懷念巴列維的思潮在流行，主要是因為2011年底以來西方的新一輪制裁，多少讓伊朗人感覺到水漫脖頸。2月中旬，美元兑伊朗貨幣里亞爾的官方比率是1：12100，但在購物時，商場通常都以1：17000來摺合商品的美元價格。伊朗實際失業率已高達20%，通脹率達成40%，遠高於官方公佈的數據。在德黑蘭，1公斤羊肉的價格是25美元，乾巴巴的饢每個1美元，稍像樣點的餐館人均消費至少20美元，但德黑蘭普通人的月薪不過300－500美元。這樣的經濟狀況多少讓城市居民有對內賈德的抱怨聲，所以才會出現一半左右聽眾以退場的方式表達對內賈德革命日演講的現象。不過，對於西方的制裁，我們在德黑蘭的司機是樂觀的：“制裁下的生活雖然很難受，但我們伊朗人早就習慣了。”
的確，被西方制裁了30多年，德黑蘭隔幾百米就有爛尾樓；離機場不遠的霍梅尼墓修了10多年，仍只完成了一半；馬路多是雙車道；高樓、新樓不多；沒有像北京王府井、上海淮海路那樣的購物中心，最繁華商業區多數是百餘平米左右的商鋪，商品種類也不多；大多街道兩旁都有明溝，淌着山上雪水或污水；路上跑的汽車基本都相當於中國國內10萬元左右的中低檔車。對習慣了城市面貌日新月異的中國人來説，這些街景很容易讓人想起15年前的中國。但一個事實是，人口1600萬的德黑蘭，仍是西亞最大、全球第19大城市。
在伊朗的每一個小時，我都用小本子記下觀察到的細節，各種關聯式也在腦海中生成：引進西方文化≠嚮往西方體制，對政府表達不滿≠反對現存體制，反對體制者≠伊朗主流。
這些複雜的不等號，美國人似乎並不懂。30多年來，他們對待伊朗的方式是簡單而粗糙的，植下的只能是伊朗人心中的西方仇恨，就像1960年代中國人內心的“打倒美帝”一樣。很少有美國人相信，讓“美帝”變成“美麗帝國主義”的路徑，從來不是靠強硬或制裁。歐美想以制裁、戰爭威脅、依靠一些反對派的方式讓伊朗“變天”，就像當前想顛覆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結果應是可以想像的。
“西方主義”的思維侷限，很難讓歐美人辨識“體制依賴”、“民族復興”、“生活抱怨”、“自由主義”等內容在伊朗民眾心中的成色。至少我看到的許多伊朗裔美國人的作品中，呈現的仍是那種迎合西方邏輯的後殖民主義語徑。
想一想居住美國的那些中國異見者寫的小説、雜文與中國觀察，就可以明白，它們內容只是觀察的一個角度，但不足以讓西方人全面瞭解真實的中國。所以，《德黑蘭的屋頂》也只是其中觀察伊朗的一部分，西方人瞭解伊朗恐怕需要更多的視角。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