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台式民主是對中華文化的背棄
【文/觀察者網 宋魯鄭】
中國台灣地區是中華文明五千年以來唯一一個採用外來於自己的文化、歷史、傳統，移植西方政治制度的華人社會。從制度對比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極其難得的樣本。這是理解今天台灣社會現狀的切入點。
制度和文化的關係，古今中外都有論述。正如西諺所云：“文化是制度之母”。英國政治哲學家艾德蒙·伯克一再強調，任何制度的變更一定要從自己的傳統中延伸而來。可謂有什麼樣的文化就有什麼樣的制度。
中國著名學者錢穆也有類似的結論：“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生。縱使有些可以從國外移來，也必然先與其本國傳統有一番融和媾通，才能真實發生相當的作用。否則無生命的政治，無配合的制度決然無法長成”。“制度決非憑空從某一種理論而產生，而系從現實中產生者”。他還發出這樣的反問：“試問哪裏有無歷史因襲的政治，無傳統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個建立得起來的？”（《中國曆代政治得失》）
儒學大師梁漱溟在總結民國亂象時也認為：“我們歷年所以不能使所採用的西方化的政治制度實際的安設在我們國家社會的原故，全然不是某個人的罪過，全然不是零碎的問題”。“因為中國人民在此種西方化制度之下仍舊保持在東方化的政治底下所抱的態度。東方化的態度，根本上與西方化刺謬；此種態度不改，西方化的政治制度絕對不會安設上去”。（《中國文化的命運》）
從歷史上看，台灣移植西方的政治制度是偶然因素與美國壓力合二為一的結果。歷史偶然因素，是指八十年代台灣情報部門聯合黑社會“竹聯幫”遠赴重洋，在美國暗殺了《蔣經國傳》的作者、美籍華人江南（事後證明他也是美國聯邦調查局線人）。
華裔美籍記者劉宜良，筆名“江南”
真相曝光後，蔣經國不得不把當時掌管情報部門的兒子、實際上長期培養的接班人蔣孝武外放到新加坡，從此再也沒有回到權力中心。隨後不久，蔣經國宣佈蔣家再也沒有人會“選總統”。
美國壓力則與中美建交有關。中美關係的改善以及成為事實上針對蘇聯的“準盟友”，台灣遏制大陸的歷史性作用消失。在這種情況下，美國開始要求台灣移植它的政治制度。
蔣經國在自家人接班無望、美國壓力又無法抗拒的情況下，只能接受。從根本上講，台灣以西方為榜樣的民主化並不是自身自然演變的結果，而是外力強加的結果。
民國時期著名學者張純明在其著作《中國政治兩千年》中指出：“各國的政治制度，特別是對於世界政治上有重要貢獻的制度，很少是由於人力的悉心規劃，大部分是歷史演化的結果。”他進而舉例稱：“英國內閣出於‘樞密院’，‘樞密院’是君主的顧問機關，後來因為人數過多，不夠機密，故擇其中比較可信任者四五人，入直襄贊，委以心腹至意，是為內閣。此四五人皆君主的私人，非國會所能控制。經過若干時期，內閣才由君主的個人的顧問機關而變為對國會負責的機關”。
一方面，台灣今天的政治制度來自外部的示範和壓力，另一方面它已有自己的政治制度，而且這種政治制度是幾千年來形成的，是受中古時代的經濟、科技、地理、歷史等諸多因素限制演進而來。
所以這種矛盾和衝突決定了台灣現行制度的表現難以超越“兩蔣”時期。這也是為什麼歷次民意調查結果顯示蔣經國都是排名第一的領導人。或許有人認為今天的台灣遠比“兩蔣”時代自由。但自由畢竟不是唯一的標準。上世紀六十年代越戰時，南越遠比北越自由，人們可以遊行示威，也可以投票，媒體到處充斥着對政府的批評。可是另一方面南越極其腐敗、政府非常無能，社會腐朽，妓女等社會醜惡現象氾濫。南越的自由和腐敗、無能、腐朽等是連在一起的。自由不但沒有任何吸引力，相反被污名化。所以北越才能在道義上佔據上風，並最終擊敗了美國以及其直接支持的南越政府。
現在台灣也正面臨着南越困境。我到台灣時，《天下》雜誌刊出獨家2020“國情”調查和20年數據回顧，其中有這樣一個結論：“台灣雖越來越民主、開放、多元，卻也越來越停滯、退縮、憂鬱”。台灣的民主正在和“停滯、退縮、憂鬱”這樣的字眼連在一起，如果這一趨勢無法改變，台灣的民主將南越化，也終將步上被統一的命運。
從實踐的層面講，以我二十多年的觀察，中華文化與來自西方的政治制度的衝突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中華文明有一套依靠道德和知識文化來治理國家的政治體系。所以在前現代社會，儘管中國疆域廣闊，交通落後，中國依然維持了國家的統一和穩定，並在此基礎上創造了輝煌。
梁漱溟説：“中國用道德代替宗教”，從而“安排倫理名份以組織社會、設為禮樂揖讓以涵養理性”。所以在政治上追求“外儒內法”、“外聖內王”。中國先哲當然知道政治是對權力的爭奪和使用，其醜陋和殘酷都是觸目驚心，如果用其本來面目示人，則政權的合法性、凝聚力蕩然無存，所以才需要道德的外衣，以維持政治的神秘性和敬畏感。
然而西方的政治制度建立在透明性、競爭性基礎之上的，於是乎，選舉過程中任何一方無所不用其極。2016年美國大選，特朗普幾乎一生的污點都被曝光，雙方的選戰簡直到了少兒不宜的程度，以至於中小學校都無法再組織學生觀看辯論直播——觀看是為了達到接受民主現場教育的目的。
自從台灣引進西方這種政治制度之後，政治風貌也隨之大變，謠言、中傷、抹黑、“抹紅”、“抹黃”橫行，整個社會一到選舉就烏煙瘴氣。這次大選，韓國瑜所有的親戚包括小舅子、及其過往都被挖出來攻擊。
圖片來自台媒
只是，這種方式並沒有帶來真相。這次選舉的第一場政見發表會上，偏藍的中天新聞台，當韓國瑜講完後，它就長時間插播廣告；偏綠的三立電視台，當蔡英文講完後，也是如此，想看一場完整的政見發表會都不容易。有一個名嘴在觀看挺韓及罷韓遊行時，不得不同時使用兩個電腦，分別收看不同立場的報道。
所以經歷這種政治過程後，勝選者早已遍體鱗傷，在注重道德的中華社會，其政治應該具有的莊重性、嚴肅性（一言以興邦，一言以喪邦）則喪失殆盡。所以以這種方式產生的歷任台灣地區領導人都無法得到台灣社會的尊重。
錢穆曾對比西方和中國人才產生的不同：“一從眾，一從賢”。西方是靠民眾一人一票選出來的，誰票多誰就獲得權力。這是西方可以產生特朗普（外行、年逾古稀、衝動）的原因。中國的標準則是一個人的賢能。台灣引入西方選舉方式也是與中國政治傳統“選賢能”相背離，這也是為什麼台灣民主化這麼多年，黑社會也堂然皇之進入權力殿堂，甚至出現黑社會大佬在“議會”放肆質詢警察局長的現象。
另外我個人認為，中國歷史上殘酷、醜陋的政治運作和鬥爭並不會把無辜民眾捲入。固然可以説是政治把民眾排斥在外，但也避免了民眾成為政治人物的炮灰和犧牲品。但在台灣，選舉式民主就不得不對民眾進行大規模政治動員。政治動員最有效的辦法自然是仇恨、恐嚇與利益承諾或者説收買。台灣二十多年來依舊如此。就在今天，國民黨方面説這是“中華民國”生死存亡之戰，民進黨則説是台灣“主權”生死之戰，彷彿選錯就要毀滅，以恐嚇手法動員民眾投票。從實踐來看，民眾顯然無法識別政治人物的真正用意。陳水扁操弄“台獨”議題騙選票屢屢得手，最後下台是因為貪腐。加入日本籍的“台獨”人士金美齡説過：“即使陳水扁罪大惡極，只要他搞‘台獨’，就支持到底”。何來覺醒？
台灣自稱是一個温良恭儉讓的儒家社會，温和有禮，但一到大選季，整個社會變得狂熱極端，不符社會良俗的行為隨處可見，甚至超越中國傳統的實用理性。僅影響選舉的“子彈事件”就發生了兩起。過去，有人説，台灣最可愛的是人，但這是在不涉及政治的前提下。台灣移植西方民主這麼多年了，民進黨民意代表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竟然還能説出“主張統一就是叛國”這種完全背離西方民主價值觀的話。這得有多麼大的政治仇恨啊，畢竟“叛國罪名”之下，人人可以誅之。
同樣的，在香港，一向以法治著稱，民眾日常也十分和善，只是一旦被政治捲入就變得瘋狂和暴力，理性不存，面目猙獰，肆無忌憚的破壞公共設施，對無辜者大打出手。
今天的台灣，宗教信仰不同的人可以結婚——西方都做不到，要想結婚必須一人改變信仰，可見中華文化多麼温和包容，但政黨不同的人則不行。由此可見，西方這種政治制度對中華文明的侵害。
康德説過：“政治是高明的騙術”。有台灣“第一民主戰艦”之稱的前民意代表朱高正（博士論文就是關於康德）在任內就曾公開重申這個名言，可謂一語中的。更重要的是，以大量政治動員把民眾捲入權力爭奪的方式，最終效果並不好：任何政黨政贏得選舉後，就很快把民意拋之腦後，甚至腐化。強烈不滿的民眾把它們趕下台後，另一個餓了八年的政黨捲土重來、重蹈覆轍。到現在已經政黨輪替三次，每次到最後都是天怒人怨。
當然，人類發展到今天，民眾一定程度的政治參與是表達民意和政治人物獲取民意必不可少的。但是否只有西方這一種模式？必須將民眾捲入殘酷、醜陋的政治運作和鬥爭？尤其是在互聯網和智能手機時代，民意的表達和獲得從技術上早已不是問題，還有必要繼續採用西方模式嗎？一個工業時代的模式還能適應信息時代嗎？
其實大陸已經做出了探索。一方面我們有民本傳統，政治的本義就是民眾的利益，還有天命觀、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的政治理念，另一方面我們也借鑑人類政治文明引入立法機關（人大）、諮詢機關（政協），即使強調法治也仍然保留傳統的上訪體系。至少從結果看，民意還是得到了相當的尊重和有效的反饋。早在2013年，日本《外交學者》通過研究發現，政府回應民眾要求是中國政治信任度高的最重要原因。
有一次在“美國之音”辯論中國式民主，我舉了這樣一個例子來説明東西方的不同。西方的模式如同請一個保姆看孩子，保姆對主人自然言聽計從，乾的不好也會被解職，但保姆不會對孩子有親情，從人性角度講也沒有工作積極性，只是為了報酬；現實中政治人物也一樣，比如德國的市長只要是沒有薪水的，便沒有人願意去競選，平時嘴上講的拜託選民給他一個為民眾服務的機會便現了原形。所以，主人也不會相信保姆，往往要配有攝像頭或者再有其他人監督。中國模式則如同父母（或者爺爺奶奶姥爺姥姥）看孩子，權力很大，對如何看孩子有決定權或發言權，也很少受到批評和監督；但對孩子有親情，主人也都完全放心。
二是中華文明是人情社會，缺乏西方這樣的法治精神，但西方政治是建立在法治傳統之上的，兩者之間衝突是很自然的。
以這次台灣地區選舉為例，各政黨候選人的黨內初選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事件，全社會都在關注。國民黨和民進黨明明已經有成熟的初選機制，可是國民黨在面對韓國瑜這樣特殊的政治人物、民進黨在面對現任領導人蔡英文遇到賴清德挑戰的情況下，都因人設事重新制訂了一套選舉方案，制度為人讓路，連早已確定的選舉時間也一再推遲。不過，從這個角度看，賴清德在政治上實在是過於不成熟，以為可以信賴制度。
賴清德、蔡英文 圖片來自台媒
這也並非以“民主進步”自稱的民進黨第一次因人設事。早在2000年大選時，為了能讓陳水扁參選，專門制訂了新的選舉辦法，以幹部推薦製取代參選人登記制，直接跳過黨內初選，史稱“陳水扁條款”。此舉直接導致剛剛卸任民進黨主席的許信良退黨，單獨參選。上一次大選國民黨則更為荒唐，通過初選機制選出洪秀柱後，又以其民意支持度低為理由廢掉她的選舉資格，另外徵召朱立倫，完全視制度如無物。
類似的重大政治事件太多了。2004年陳水扁提出“公投綁大選”，聲稱公投不過寧可“總統”不當；結果公投沒有過，公投結果對他也沒有任何約束力。説到這裏，不妨看看英國脱歐公投，結果出來後，支持留歐的首相卡梅倫辭職，接任的梅首相儘管是留歐派，但上任後也必須遵守公投結果。三年多來歷經風風雨雨，無人敢逆公投之民意。
除了重大政治事件，人情社會對制度的扭曲更是發生在日常運作上。比如市政“議會”質詢，經常沒有幾個人，因為多數“議員”都忙於選民的紅白喜事、家長裏短和處理糾紛去了，否則到選舉時就沒有選票。我在台灣時，經常遇到有人舉辦婚禮，最醒目的位置一定擺着政治人物送的花藍。這種現象也台是灣獨有，即便非洲都難覓此現象。
人情社會對台灣現行政治制度的另一個損害就是賄選屢屢不絕。從西方的歷史來看，賄選都發生在貧窮時期，教育不普及時代，但唯獨台灣已經是發達經濟體，教育普及且水準不低，但賄選仍在不絕於縷，原因就在於許多選民不認為是賄選，是一種人情表達。
另外，在任何一個社會，法律不可能涵蓋一切，法律空白的地方就要由政治文化來添補，以使機制良好運作。法國和台灣地區的制度有所相似，屬於“半總統制”。法國如果出現立法機關和總統不屬於同一政黨的情況下，總統往往提名立法機構第一大黨的政治人物擔任總理。這種做法並非來自法律規定，而是一種政治文化。但在台灣，民進黨多次面臨立法機構國民黨佔多數的情況，卻仍然任命民進黨籍人士出任“行政院長”，政黨對立、政治空轉是很自然的結果。
還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中國歷史上為了化解人情社會的弊端，制訂了嚴格的迴避制度，即禁止本地人在當地為官。但台灣引入西方政治制度後，則變成非當地人而不能選。各縣市長基本上只有本地人才可能有選票。中國解決問題的政治傳統完全被推翻。爺爺、父親、兒子一代接一代擔任公職，成為台灣常見的現象，而且見怪不怪。12月29日韓國瑜台中造勢活動，主持人介紹一位民意代表時就很自然的説：過去是他父親一直在做，現在他父親不做了，換他來做了。也就是説人情社會的特點，一方面阻撓了台灣政治制度的正常運作，另一方面這一不足還與制度缺陷結合起來，導致放大效應。
此外，中國文化有一個弱點，極易分裂，不易團結。台灣引入西方政治制度後，也同樣把這個弱點放大化了，可以説是又一個制度缺陷與文化弱點結合所導致的放大效應。
台灣在“兩蔣”時代，面對內外挑戰還能有一定共識，但現在國民黨和民進黨形同水火。每次選舉過後，社會分裂就更加嚴重。
我在台灣打車，一個出租車司機痛罵民進黨搞的民不聊生，生活艱困，再幹四年就徹底完蛋；另一個出租車司機就痛罵國民黨出賣“主權”，害死台灣。事實上，只要你和不同立場的人接觸，就會發現這是一個極其分裂且相互仇恨的社會。
台灣的一位“草根網紅”館長曾在很受年輕人喜歡的脱口秀節目“博恩夜夜秀”稱：台灣選舉選到這樣，這麼亂，這麼分裂，不團結，希望能再次團結起來。只是他不明白，西方這種制度加上中華文明的缺陷，根本就是無解。
當然放眼全球，西方主要國家也正陷入分裂之中。英國脱歐與反脱歐的對立，法國各政黨在任何問題上都矛盾重重——甚至面對暴力都沒有共識，美國兩黨和支持者也是無法調和。僅就西方而言，如果這不是文化的因素，那隻能説是制度運作的必然。
張純明説過一至理名言：“制度是可以模仿的，精神則非培養不可”。美國杜克大學曾就民主理念在台灣做過大規模民調，有兩個民主的定義：一個是，民主就是用選票定期的更替領導人，另一個是民主就是領導人在做決策時想着人民，以人民利益為重，結果80%以上的民眾選擇了第二個。但事實上，第一個才是西方民主的定義，80%的台灣民眾選擇的恰是中國傳統的民本。所以台灣非常典型：制度是西方的，精神是東方的。
所以，今天的台灣在偶然因素和外部壓力的情況下移植了西方政治制度，但空有其形式，而無其實質。這也是台灣政治亂象以及整體一再下滑的根源。
最後還是以著名華人歷史學家黃仁宇的一個結論作為結尾：“中國問題的解決方案更可能要從傳統主旨的調整中去尋找，而不是去模仿外面的世界。”“對於中國人來説，放棄他們自己的優點而採用一直以來與他們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是不明智的”。（《現代中國的歷程》）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