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以前問“中華文明缺了什麼”，現在問“中華文明多了什麼”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揚】
由中華書局出版的《天下中華——廣土巨族與定居文明》一書，是在觀察者網“70年對話5000年”系列文章基礎上，經過4個多月的撰寫和4個多月的編輯而完成的，作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誕辰70週年的一本主題圖書。
之所以能夠在新中國建國70週年之際開啓一個當代中國與歷史中國的對話，重新解讀中華文明，思想界的意識觀念是一方面，歸根結底還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70年裏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所獲得的世界地位。
《天下中華——廣土巨族與定居文明》，文揚著，中華書局
在生存競爭的世界裏，一個失敗的國家，只好不斷地檢討和批判自己的歷史文化和所屬文明；而一個勝利的國家，則可以將歷史與當代連接起來，將自身文明視為優秀文明，視為在當下和未來不斷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今天的中國人都還記得，一百多年前的中國是怎樣從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的兩兩對比當中跌落下來的。
嚴復1895年在《論世變之亟》中寫道：
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黨居而州處；中國多忌諱，而西人眾譏評。其於財用也，中國重節流，而西人重開源；中國追淳樸，而西人求歡虞。其接物也，中國美謙屈，而西人務發舒；中國尚節文，而西人樂簡易。其於為學也，中國誇多識，而西人尊新知。其於禍災也，中國委天數，而西人恃人力。
李大釗在1918年《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中寫道：
南道文明者，東洋文明也；北道文明者，西洋文明也。……一為自然的，一為人為的；一為安息的，一為戰爭的；一為消極的，一為積極的；一為依賴的，一為獨立的；一為苟安的，一為突進的；一為因襲的，一為創造的；一為保守的，一為進步的；一為直覺的，一為理智的；一為空想的，一為體驗的；一為藝術的，一為科學的；一為精神的，一為物質的；一為靈的，一為肉的；一為向天的，一為立地的；一為自然支配人間的，一為人間征服自然的。
在當時的中國那種國破家亡的局勢下，這種兩兩對比早已沒有了相互尊重、平等對話、互學互鑑的基礎，無論主觀意圖如何，客觀上相當於臣服和投降。自此以後，西方文明高高在上、中華文明低低在下的基本格局就此固定了下來，而且似乎永遠也不可能改變了。
被西方高-中國低的對比格局所決定，工業革命的發生以及工業發展成就，曾長期以來被認為是西方文明的內生優勢，中國只可能模仿學習，不可能趕上並超越；但是從2010年開始，中國就成為了製造業世界第一大國，今天的中國，在500餘種主要工業產品中有220多種產量位居世界第一，製造業增加值為3.59萬億美元，佔全世界近三分之一。
2017年，中國的製造業增加值為3.558萬億美元，世界總值為13.143萬億美元（數據來自世界銀行，可能有出入）
經濟的穩步高速增長，也曾被認為是西方文明的獨特優勢，但近40年來中國GDP年均增長9.4%，對外貿易年均增長14.5%，連續超過英法德日等國，來到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位置上；2018年人均GDP達9600美元，2019年開始跨入1萬美元門檻，以14億人的人口規模躋身進入到中等偏上收入國傢俱樂部當中。
還有一些更為本質的方面，例如“五四”時期提出的“賽先生”——科學技術，長期以來都被視為是西方文明的特產，其他國家永遠趕不上；但今天的中國卻成了世界科技進步的主要引領者，聯合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今年的《2019年世界知識產權指標》報告説，中國在專利申請、商標申請、工業品外觀設計所有這3個領域均位居世界首位，其專利申請數量相當於後面10大排名國的申請數量總和，其中包括第二位美國、第三位日本、第四位韓國和第五位歐洲。[1]
至於那個身份可疑、似是而非的“德先生”，在今天這個時代，世人已經看得很清楚了；今天的中國能夠在建國70週年的國慶晚會上打出“人民萬歲”這個口號，顯示出中國對於自身人民民主政治制度的自信，相比之下，那些自稱是“民主國家”的西方資本家共和國卻正在被自己所創造的虛假的權力制衡制度拖入內亂的泥潭。
就像是走了一個大大的V字，不只是國力的對比發生了歷史性變化，文明之間的對比也正在發生歷史性翻轉。
重新解讀中華文明
在短短的幾十年時間裏，中國即完成了這樣一個巨大的騰躍和翻轉，這顯然不是能夠用一般的流行理論所能解釋的。中小國家的經濟起飛歷史，大體上可以歸因於聰明的政策選擇、有效的制度安排或發展模式的某種“訣竅”；但對於中國這個有着超長而且連續的歷史、本身就代表一個特殊文明的天下國家來説，發生了這樣一個史上空前規模的增長和崛起過程，若要建立一個完整的理解，不太可能脱離自身文明歷史運動的內在邏輯和內生動力等深層方面。
但是，也許由於關於西方文明優越、中華文明低下的觀念意識根深蒂固，即使今日中國取得的成就早已有目共睹、無可否認，但是對於中華文明的重新解讀和重新評估，卻遲遲沒有開展起來。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有一個因素始終不能排除，即中國思想界自一百多年前開始固化下來並持續至今的“文化自卑”、“文明自悲”心態。
正是這種極強的自卑、自悲心態，單方面牢牢鎖定了西方高-中國低的對比格局。
1935年，王新命、何炳松、陶希聖、薩孟武等十位民國知名教授在《文化建設》雜誌聯合署發表了一份《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宣言》中寫道：
為着尋覓光與熱，中國人正在苦悶，正在摸索，正在掙扎。有的雖拼命鑽進古人的墳墓，想向骷髏分一點餘光，乞一點餘熱；有的抱着歐美傳教師的腳，希望傳教師放下一根超度眾生的繩，把他們吊上光明温暖的天堂，但骷髏是把他們從黑暗的邊緣帶到黑暗的深淵，從蕭瑟的晚秋導入凜烈的寒冬；傳教師是把他們懸在半空中，使他們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虛無境界中漂泊流浪，憧憬摸索，結果是同一的失望。
若不是早已把自己鎖定在了衰亡文化、低等文明的地位上，斷不會用“抱着歐美傳教師的腳，希望傳教師放下一根超度眾生的繩”這樣的比喻來描述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高低關係。
雖然《宣言》的本意是要確定一個“中國本位”，但實際上做的，卻像是在一個自由落體運動的淪落軌跡上尋一個勉強撐得住的落腳點。在他們眼中，如果撐得住可能還有活路，如果撐不住這個文明就完蛋了。
到了1958年，民國知識界當中把新中國成立、大陸全面接受馬克思主義視為中華文明進一步走向毀滅的這一批人再次發聲，由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等人起草了一份《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登在了台灣和香港的刊物上。《宣言》中寫道：
但無論如何，中國現有近於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擺在眼前。這全人類四分之一的人口之生命與精神，何處寄託，如何安頓，實際上早已為全人類的共同良心所關切。中國問題早已化為世界的問題。如果人類的良心，並不容許用核子彈來消滅中國五億以上的人口，則此近四分之一的人類之生命與精神之命運，便將永成為全人類良心上共同的負擔。
這個《宣言》距離上一個《宣言》不過只有二十幾年，但所描繪的中西差距，卻進一步地拉大了——從抱着西方的腳求一根超度的繩，到只希望西方手下留情，看在同為人類的份上不要滅了中國這幾億條生命。君不見，《宣言》中竟然用了兩個“懇求”：
我們首先要懇求：中國與世界人士研究中國學術文化者，須肯定承認中國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
故我們不能不提出另一種研究中國學術文化動機與態度，同時把我們本此動機與態度，去研究所已得的關於中國學術文化之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結論，在大端地加以指出，以懇求世界人士的注意。
能夠端出這樣一種屈服和乞憐的態度，與其説是對中華文明因理解透徹而苦心孤詣，不如説是因理解偏狹而誤讀誤判。他們並未認識到，他們其實沒有真正看懂中華文明的本質，不具有在大歷史框架中解讀文明歷史運動的能力，不能理解文明的成長、鍛造、衝撞和維新都是如何發生的。他們被西方文明壓倒一切的強勢嚇破了膽，當然想不到也不敢想文明競爭格局會在短短幾十年裏發生鉅變，甚至發生顛覆和反轉。
研究者們如果只看中國傳統文化這一個維度，只讀中國傳統文化人的那些“宣言”，沿着1895年—1935年—1958年這條下降曲線推算下來，他們恐怕做夢也不會想到2019年的中國發展會到了今天這個樣子。
歷史見證，就在這幾位“新儒家”代表人物身居港台遙望大陸發出一陣陣哀嘆的時間裏，中華文明就在他們眼皮底下發生了一次鳳凰涅槃般的再生。重要的是，這個古老文明這一次最新的浴火重生，恰恰不是通過他們眼中那條正在走向絕境的文化路徑完成的，而是毅然決然地跳出了傳統文化的束縛和羈絆，通過一次艱苦卓絕、勇往直前的工業化、現代化長征而實現的。同是1958年，這一邊是幾個文化人跪求饒命的《宣言》，另一邊是毛澤東高瞻遠矚的宣佈：“我們也要搞人造衞星！搞原子彈、氫彈、導彈，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6年之後，1964年10月16日，我國在新疆羅布泊核試驗場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
站在今日中國的高度上回望歷史，誰也不能否認，恰恰是後一條路徑，而不是前一條路徑，通向了中華文明維新再生的動力之門，讓這一偉大文明中天然藴藏的歷史運動能量重新釋放了出來。
重新提出中國問題
當文明對比格局被自身的自卑和自悲心態鎖定時，關於中國問題的提出，是圍繞着“我們做錯了什麼？做錯的根源是什麼？中華文明的固有缺陷是什麼？競爭失敗的根本原因是什麼？”等方向展開的。
長期以來，中國知識分子都被“為什麼儒家傳統開不出來民主與科學？”、“為什麼中國傳統社會生長不出資本主義？”等問題意識所主導。不用説，這些問題的提出，在中國近代歷史V字形道路的大部分時間裏，都是必要和正確的；沒有這些問題的指向和牽引，中華文明不可能迅速放下歷史包袱、擺脱傳統束縛、將自己整體變身為一個學習型、追趕型、自強型的新文明。
但另一方面，由於中國思想界長時間被這些問題所主導，客觀上大大阻礙了對於中華文明的獨特優勢、內在潛力、深層運動等方面的重新發現和解讀，以至於當70年曆史的新中國開始走出歷史V字形道路並開始反轉與西方文明的對比格局時，中國問題的提出方式還仍然停留在過去，沒有及時更新。
曹錦清老師寫道：
近代以來我們一直探究“西方何以富強，中國何以貧弱”，但復興後的中國需要解釋的是自己如何從過去的貧弱變得與發達國家並駕齊驅。東西方實力的變化如此巨大，以至於西方知識分子都在討論中國何時超過美國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的探討和研究更有利於我們重拾自信，它將自然而然地改變人們看待中國的視角和方式。……一個時代的發問方式，取決於那個時代的主要問題，而發問方式的改變，將引導那個時代全部學術思潮的變動。現在的時代問題就是“中國何以富強”，這是世界歷史的一個大問題，因為這不是一個彈丸之地、而是一個十三億多人口的大國從世界舞台的邊緣走向了中央。如果學術不回答這樣的問題就算不上學術了。[2]
令人欣慰的是，伴隨着中國崛起的進程，新的“發問方式”畢竟不可阻擋地出現了。中國思想界的巨大變化有目共睹，“中國做錯了什麼？”“做錯的根源是什麼？”已經越來越多地讓位於“中國做對了什麼？”“做對的根源是什麼？”。而隨着問題的深入，隨着歷史進程開始離開V字形的右端頂點，人們又重新看到了當年發生跌落的那個地方，但是今天的問題正好相反了：不再是“中華文明到底缺了什麼？”、“中華文明的先天不足是什麼？”，而需要轉變為“中華文明到底多了什麼？”、“中華文明的先天優勢是什麼？”。
這是一個歷史輪迴，完整地經歷這個輪迴恐怕是中華文明的宿命，走完了V字形的兩條邊之後，我們終於可以從容自信地平視所有其他異質文明。這個時候，我們不會再用當年嚴復和李大釗等人那種受急躁心理所驅動的極端化兩兩對比來認知和解釋，於是我們平靜地放眼望去，看到了定居文明與遊居文明的區別，看到了廣土巨族、廣土眾民、狹土巨族、狹土眾民的不同，看到了城邦國家、領土國家與天下國家的分類，看到了秩序主義與運動主義的對立，看到了文明的誕生、成長、鍛造、衝撞和維新全過程。
所以説，重新解讀中華文明，就是當今時代提出的一個必然要求，而《天下中華——廣土巨族與定居文明》一書，不過就是這個必然要求之下的一個必然產物。
謝謝讀者們的支持鼓勵！
參考文獻
[1] 《中國成“專利申請驅動力” 數量全球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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