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尼·格雷林：沒有戰爭，西方怎能“脱胎換骨”？

【文/ A.C. 格雷林 著 譯/ 吳萬偉 肖志清】

17世紀中只有三年是沒有戰爭的：1669年到1671年。1610年是幾乎沒有戰爭的年份，除了幾支龐大的軍隊在挺進中發生了零星的交火之外，並沒有演變成普遍的衝突。1680年到1682年，公開戰爭侷限於歐洲遠東地區，俄羅斯在與奧斯曼帝國作戰。但是，在這個世紀，每隔一年就有一場戰爭，所有歐洲大國都捲入與一個或者多個國家的戰爭，通常是作為聯盟的成員，或者是與國內其他派別進行的內戰，這些戰爭持續了半個多世紀。因此，戰爭是當時的常態；戰爭是壁紙。戰爭中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都十分巨大。

這個階段的戰爭投入並不能通過部署的軍隊數量來粗略估算。17世紀中期之前，很少有超過五萬人規模的軍隊。而今天，這個數字不過是一支現代陸軍兩個師的兵力。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主要交戰方動員的兵力都讓這些數字相形見絀：俄羅斯軍隊有1200萬人，德國軍隊有1100萬人，英國軍隊有890萬人，法國軍隊840萬人，奧匈帝國軍隊780萬人，意大利軍隊560萬人，美國軍隊440萬人，土耳其軍隊280萬人。這些都是規模龐大的軍隊。當然，不是所有軍人都攜帶武器或在戰壕裏作戰，那場戰爭的後勤要求龐大的在編人員在戰線後方工作以便為前線供應物資。

凡事都是相對的：17世紀時，歐洲的人口相對來説也少得多。1600年，英國人口是400萬，法國人口是2000萬，整個歐洲的人口大約是7800萬人。此後並沒有增加很多，到了17世紀末，人口仍不到8300萬人。

17世紀的衝突中軍隊人數相對較少的主要因素是軍隊後勤問題，比如裝備、服裝、住房、糧食、訓練、運輸和指揮等等。軍隊行動時，糧食供應和交通運輸通常由沿途地方供給：這樣的結果是軍隊像大批蝗蟲般降落到城鎮和鄉村，不對對當地經濟造成破壞，而且對當地社區機構及其農田造成損害，民眾也跟着遭殃。強姦和擄掠司空見慣，在敵國領土，士兵的殘暴行徑罄竹難書。三十年戰爭的最惡劣事件就是前文描述過的1631年馬格德堡劫掠。

17世紀國家軍隊的規模是個明確標誌，代表着他們所服務的國家的命運。在1600年，西班牙整個帝國中擁有軍隊20萬人，當時分散在從中南美洲到意大利和荷蘭等眾多地方。一個世紀之後，其陸軍不足規模最大時的四分之一，事實上曾經一度下降了很多；有人描述説在1640年葡萄牙人叛亂時，西班牙在伊比利亞半島本地招募1.5萬人的軍隊都困難重重。在1600年到1700年的同一個階段，荷蘭自由省的軍隊從2萬人增加到10萬人，法國路易十四當權的高峯時期，軍隊規模從8萬人增加到40萬人；英國軍隊從3萬人增加到9萬人（它比荷蘭更加依靠強大的海軍），俄羅斯的軍隊則從3萬人增加到17萬人。

路易十四當政時法國軍隊人數激增，這是導致歐洲幾乎所有軍隊都在這一時期大幅增加軍隊人數的主因。有些歷史學家提到法國軍力的快速增長是導致英國也成為軍事強國的原因，但是更大的可能是英國內戰自身的原因，因為內戰中雙方都有14萬人的軍隊，這方面的影響不容小覷。來自荷蘭的英國國王威廉三世在1690年戰爭中投入了9萬人的軍隊。

那時，人們認為如果一個國家組織嚴明，國力強大，它就能動員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一參軍。這是國家財政被中央政府掌握和應用的反映，除了現有人力和國民意願之外，金融當然是關鍵因素之一。更高的徵税效率以及因税收而增長的財富是軍隊規模擴大的支撐因素，當時的國際局勢同樣需要國家擁有更大規模的軍隊。政權的税收要求行政機器來管理，這台機器的本質和效率與籌建和管理龐大軍隊的機器就有了可比性。

另外一個大變化是戰爭藝術本身以及可使用的武器。1600年，唯一擁有常規陸軍的國家是奧斯曼帝國。正是奧斯曼帝國的威脅讓歐洲各國意識到有必要擁有組織嚴密的軍隊。漸漸地，傳統的軍隊模式和封建制度被新組織形式取而代之。在英格蘭，從中世紀開始，每個男人都得服兵役和練習射箭，但是，新世界秩序的要求使這種備戰方式缺乏效率。在人口和領土迥然不同的神聖羅馬帝國，軍隊主要由僱傭軍構成，早期時他們是在夏季戰爭季節開始時受僱參戰，到了秋季時拿報酬解散。到了17世紀，這樣的做法已經被視為代價更高，效率更低；人們意識到支付整個冬天的軍餉維持訓練有素的軍隊比每年徵兵和遣散士兵更划算。

訓練軍隊要求紀律；紀律以及對國家或者國王的忠誠導致了軍隊制服的出現；事實上，軍裝代表了維持軍隊成本的節約，因為它們能夠按照統一模式大批量生產。為此，武器生產也必須標準化。國家成為服裝、機器、武器、糧食、馬匹、馬車、帳篷等眾多物資的買家，從而加速了歐洲經濟中商業、工業、貿易方面的變化。

軍隊訓練、裝備和管理方式變化的一個突出例子足以説明17世紀的戰爭局面在這方面造成的巨大差異。這個例子就是17世紀初荷蘭執政官納賽公國的莫里斯（Maurice）。他在堂兄弗里斯蘭省執政官威廉·路易斯（William-Louis）幫助下對聯合省的陸軍進行了改革，最終幫助荷蘭戰勝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並使得荷蘭永久性地一分為二。

莫里斯和威廉·路易斯對羅馬軍事方法重新發生了興趣並頗為關注，他們將這些方法應用在自己的軍隊訓練中。其中有些實驗失敗了，比如要求步兵攜帶盾牌。其他實驗則取得了成功：像羅馬人曾經做的那樣，訓練軍隊挖戰壕不僅證明在戰場防禦中非常有用，而且在嚴格訓練的幫助下，對軍隊紀律和團體精神（esprit de corps）也非常好。他們還考慮了戰術和戰略問題，使用大量模範士兵來討論軍隊部署配置問題。他們將裝備尤其是武器標準化，將步兵團的武器減少到僅僅兩項：長槍和火繩槍步兵團一般分為若干軍團，在冬季營地繼續訓練過程中參加模擬戰爭。

更重要的是，莫里斯和威廉·路易斯非常迅速地引入他們認為能夠帶來實際用途的技術革新。其中一個重要的工具就是望遠鏡。據説莫里斯是第一個爬上教堂塔頂通過望遠鏡觀察敵軍的指揮官。他的軍隊擁有第一個真正實用的定時引信，用於延遲炸彈爆炸，因而最早擁有手榴彈。他下令騎兵裝備最近剛發明的馬嚼子（curb-bit）以便更好地控制馬匹，馬嚼子的槓桿活動原理是通過同時在馬頭上的柄和鏈在馬嘴的若干不同部位發揮作用的。年輕時，莫里斯受到數學家和工程師西蒙·斯蒂文（Simon Stevin）的指導，上任之後他聘用西蒙·斯蒂文設計堡壘，並請他在萊頓大學創建新的工程系，讓他擔任陸軍軍需主任。

圖片來源：http://socrates.leidenuniv.nl

但是荷蘭軍隊的技術和組織方面的領先優勢並沒有保持很長時間。其他國家很快跟風趕上，17世紀見證了很多進步。瑞典在火炮技術上贏得優勢，路易十四當政時期的法國採用了刺刀，尤其是套在槍管外的套筒型槍刺（socket-bayonet），隨着這些進步的出現，應對策略和防禦工事也相應不斷重新評估，其結果是促進了軍事技術的更大發展。有些國家落在後面；就在18世紀的頭十年，撒克遜軍隊仍然裝備長槍。但是，戰爭的緊迫性並不允許很多軍方人員仍然對其他軍隊的技術和技能進步一無所知；在危險的年代，軍備競賽一直是其典型特徵之一。

歐洲這些發展的後果是當歐洲帝國主義列強在世界各地遭遇民眾時，他們在設備、火力和軍隊組織上的巨大優越性使其征服變得輕而易舉，即便出現同等條件的抵抗的話。這個教訓很早之前就在新大陸被西班牙人學去了。

或許最偉大的戰爭革命就發生在海上。直到17世紀，槳船海戰的進步一直非常緩慢。侷限於地中海的槳船海戰在古典時期就開始了，這種方式持續了幾個世紀一直到1571年的勒班陀戰役（Battle of Lepanto），這是最後一次槳船大戰，見證了奧斯曼帝國沿着地中海北岸領土擴張的終結。

在第一個偉大探險時代，跨越大西洋和環繞世界航行的船隻是效率很低的小船；在16世紀末的海上衝突中，少數幾艘專門訂做的戰艦在散亂的商船護航下匆匆駛入海洋戰場服務，上面配有一些臨時性的裝備。這就是1588年偉大的西班牙無敵艦隊，它在英國海岸附近被英荷聯軍和惡劣天氣打敗。海上的大部分戰爭都是私掠者搶劫商船引起，私掠者行為和純粹的海盜之間並沒有多少差別，雖然前者的很大部分得到官方的批准。

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的英國船隻的高效率，一直被歸功於高超的造船工藝和女王伊麗莎白海軍主力艦的設計。它們比西班牙大帆船更快捷、更靈活，與此同時卻能攜帶更重型的火力。其模式是第一對競速型戰艦，1570年下水的“遠見”號（the Foresight）和1573年下水的“無畏”號（the Dreadnought），尤其是後者。大帆船設計中獨有的高前甲板和後甲板被拆除，因此有了“競速型建造”（race-built）的描述——這樣不僅在外觀上而且在實際上都變成圓滑的流線型，風力阻力更小，船頂重量更輕，這樣運行速度更快，也更加靈活。

這在1588年與無敵艦隊的作戰行動中發揮了作用，英國戰艦能夠首先攻破西班牙艦隊。一位研究海軍的歷史學家寫道“遠遠勝過它們”，英國戰艦追擊被驅散的船隻進入北海，因為它們試圖沿着英倫三島北部海岸逃跑。在那裏，他們遭遇了嚴重的暴風雨，這使得西班牙很多戰艦被吹至蘇格蘭和愛爾蘭海岸。

這些創新連同17世紀大帆船向快速戰艦的設計轉變是國家的海上利益擴張的必然伴生物。但是，真正改變海戰面貌的因素出現在17世紀後半葉——英國和荷蘭之間的三場戰爭。發生在1652年和1654年的戰爭完全是在海上進行的，它由若干重大戰役組成，這些戰役向雙方都展示了他們需要完全根據目的專門建造的艦隊，上面的水手要經過專門的訓練。從那以後再沒有僱傭或者強迫商船為軍隊服務的情形了。

在英國，一支穩定的海軍軍官隊伍建立起來。大型戰艦不斷建造出來，雖然僅僅能夠在夏季月份作戰，但因為效率非常高以至於小船已經從戰線上消失了。海軍的後勤保障要求比陸軍的要求更高，人員、設備和糧草都不能等海軍已經到了海上的時候再供應，因此必須組建高效的、以陸地為基地的基礎設施以確保海軍一旦啓航就能充分運行。

第一次英荷戰爭，圖片來源：www.rijksmuseum.nl

這場變化的後果影響深遠。在英國，上個世紀已經建立起來的木工業、造船業、帆布、釘子、齒輪製造、橡樹林的保護和管理以及其他方面，如今有了更大規模的發展。從17世紀中葉開始英國一直維持了龐大的海軍，而應對海軍需要而繁榮起來的服務業和製造業的清單長得很。在共和國時期（1649年查理一世被送上斷頭台後英國進入的時期——譯註）海軍在羅伯特·布萊克（Robert Blake）的管理之下，在王朝復辟後，海軍是在塞繆爾·皮普斯（Samuel Pepys）的管理之下。到了這個世紀的最後十年，荷蘭艦隊被納入在國王威廉三世領導下的皇家海軍，英國海軍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軍隊。

從1688年英國革命直到1815年拿破崙戰爭結束，英國和法國之間的敵對狀態不斷出現，其中皇家海軍發揮了核心作用。預示衝突本質的是這個事實：當國王威廉三世來到英國繼承王位時，帶來了100艘戰艦和400艘運輸艦組成的艦隊，上面載着1.1萬名步兵和4000名騎着馬的騎兵。幾天後，路易十四宣佈對英國作戰以支持詹姆斯二世的主張，隨後發生了一系列的海戰，4年後英國在拉烏格戰役（the Battle of La Hougue）中取得最終的勝利。英吉利海峽兩岸兩國海軍的對抗因此決定了接下來這個世紀以及以後的世界走向。

17世紀接連不斷的戰爭狀態促使了陸軍和海軍的發展，就這一情形而言，兩大因素是至關重要的：除西班牙之外的歐洲主要國家的財富增加以及國家官僚體系的權力和效率不斷提高。後者因為籌措資金為軍隊作戰提供支持而成為必要，而戰爭中的後勤供應改善了國家機構的工作效率，它們必須應對涉及到的複雜問題。

指出這一點有其特殊意義：它顯示了現代國家機構的出現是由軍事緊急情況促成的，或者至少這些在現代國家的形成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戰爭和緊急狀況對捲入其中的個人提出了發揮創造力的要求，這不僅直接明顯地體現在與武器和戰術相關的方面，而且還體現在戰爭前線大後方看似非常遙遠的作戰指揮室和工場車間等領域。現代行政制度的形成源於軍事發展的觀點是由邁克爾·羅伯茨（Michael Roberts）在研究1560-1650年的瑞典時首次提出的；雖然尚有爭議，但筆者仍然有充足的理由推薦這一觀點，這是理解現代世界觀如何形成的另一原理。這是一個不僅涉及到官僚體系而且涉及到它所服務的政治秩序的問題。

本文選自A. C.格雷林 著 吳萬偉 肖志清 譯《天才時代：17世紀的亂世與現代世界觀的創立》（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12月15日），第18章《戰爭與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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