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統一歷史大勢下，“台獨”憑什麼覺得自己還有希望？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今天，台灣1900萬選民將做出重要的選擇：究竟是韓國瑜的“台灣安全，人民有錢”，還是蔡英文空洞的“2020台灣要贏”？

然而從兩岸的角度看這一天，我們的想法則是統一何時到來？兩岸分治至今已經七十年！幾代人為了統一殫精竭力，然而兩岸關係錯綜複雜，風雲變幻。如果承認“九二共識”但以維持現狀為主要政策的國民黨贏得大選，兩岸形勢雖然可能轉向穩定和改善，但統一的歷史進程仍不會有實質性突破。如果保有“台獨”黨綱的民進黨再次獲勝，則兩岸形勢或將更趨惡化，和平統一的阻力也會隨之上升。

從這個角度看，兩黨誰笑到最後並不重要，因為直正推動統一歷史進程的是大陸，主導兩岸走向的也是大陸。不過整體看來，能夠影響兩岸關係的有如下三個因素：雙方實力對比、外部形勢以及各自內在的變化。

實力對比帶來的兩岸關係變化

當中國大陸第一次提出“一國兩制，和平統一”之時，台灣的經濟發展很可觀。彼時，大陸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和經驗非常缺乏，國際關係上也比較倚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所以大陸對台策略主要是穩定兩岸關係、吸引台灣資金、技術，並試圖以“三通”的方式打開全面交流的渠道。

後來即使大陸經濟發展迅速，兩岸實力此消彼長，大陸也決定以反“台獨”作為主要政策方向。但由於大陸仍然以實現現代化作為首要戰略目標，所以戰略上仍然是以穩住兩岸關係為着力點，即使“鬥“，也要“鬥而不破”。

但進入新時代以來，大陸的現代化任務已接近完成，同時台灣綜合實力日趨下降並對大陸的經濟依賴加深，此時大陸對台政策的重心開始發生變化：從反“台獨”日益強調“促統”。

大陸戰略目標的調整，民進黨和國民黨都在關注着。以“台獨”為理念的民進黨自不必多説，而國民黨高層對“中華民國”的歷史性依戀，也影響着其政治表達。而且從政治人物的角度看，兩黨都有“寧為雞頭不為鳳尾”的心理。

中美關係由合作轉為競爭對立

2010年，中國大陸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美國對華政策開始由“接觸-遏制”轉向全面競爭甚至對抗。美國逐步推出亞太轉移戰略、TPP、藉口朝核試驗在韓國部署薩德，直至今天的貿易戰、科技戰乃至某種程度的貨幣戰。

中國則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亞投行，這被美方認為重起爐灶。2014年5月的亞信會議上，習主席提出“亞洲的事情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來辦，亞洲人民有能力有智慧通過加強合作來實現亞洲和平穩定”。美國決策圈此後更加警惕，質疑中國要將美國擠出亞太。

中美關係的這些變化以及大陸“促統”政策的重心調整，意味着我們聯手美國共同遏制“台獨”的格局無法再持續。雖然美國會繼續維持模糊戰略：即兩岸和平、保持現狀，以確保它仍然可以從兩邊獲利，維繫現在的東亞地緣政治格局，但美國對台灣會更加縱容。同時，美國也可能會藉此向大陸索取更多的利益。

兩岸內部形式的變化

一是大陸經濟起飛之後，國家統一問題日益提上日程，大陸對台的條件也開始出現調整。在黨的十八大召開後，十八大報告中去掉了“兩岸什麼都能談”的論述，十九大則延續這一改變。

二是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在取得成就的同時也出現了較為嚴重的問題。2019年由“修例”引發的風波影響至今，不僅對“一國兩制”在國際社會上的聲譽造成了負面影響，也給台灣地區反對“一國兩制”提供了藉口。

三是伴隨大陸的崛起和台灣整體上的下滑，台灣精英“時不我待”的危機感加重，他們可能會採取更大的措施推動“台獨”或阻撓統一。

應該説，上述因素決定了未來不管哪一個政黨執政，兩岸關係依舊令人揪心。民進黨拒絕促統是要走向“獨立”，國民黨拒絕促統是要偏安。在這個階段，國民黨反“台獨”的歷史階段性作用即將消失，可以説在走向統一的過程中，大陸無論內外，都很難有有份量的盟友，最根本的解決之道是要靠自己的實力和處理問題的技巧。

2020年大選，如果蔡英文當選，在沒有連任壓力的情況下，她將會採取更具挑釁性的兩岸政策，特別是在中美競爭的大環境下，不管是出於對美國的配合討好還是其政黨的價值理念，她都會做出這樣的選擇。如果是韓國瑜獲勝，兩岸關係可能會有明顯緩和，大陸的“經統”趨勢會更加有力，並在此基礎上逐步啓動政治談判。

兩岸統一的難點

一是由於歷史原因，兩岸還存在所謂的“法統之爭”。香港和澳門沒有國家特徵，但歷史上台灣地區除了一般地方政府所擁有的治權外，還實際上出現了只有“單一制國家的中央政府”之下才擁有的治權。比如曾二十多年具有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地位，獲得過全球多數國家的承認，即使到今天，仍然有着十幾個國家的“邦交關係”，使其難以接受自己地方政府的定位。

二是和香港、澳門不同，台灣一直擁有完全“自治”的權力以及“外交”和“國防權”。在部分台灣人眼中，從權力角度講，統一後很有可能會減少，所以統一缺乏吸引力。

三是伴隨着台灣的民主化和兩岸的長期分治，“台獨”勢力崛起。追求統一的民族大義和感情式微。台灣當局由於日益喪失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所以產生了利益減少的計較和尊嚴喪失的被征服感。

從戰後部分國家實現統一的經驗來看，首要條件是雙方人民都抱有強烈的統一意願。當這個意願強大到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差異時，統一也就水到渠成，但目前台灣方面缺乏這一條件。從台灣這幾十年的演變來看，問題會日益惡化。即使主張“一箇中國”的國民黨執政也沒有辦法逆轉這個趨勢。

四是雖然表面上看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戰的結果，是內政，而不是香港和澳門那樣被外國殖民的結果，但現狀是台灣事實上淪為美國的非正式“保護國”。僅就目前而言，要想統一，中美必須有所共識，這是現階段實現統一的前提。儘管面對美國，中國有經濟牌、國際關係牌以及身為大國具有的對外攤牌而不受干預的能力，但中美關係逐步進入全面競爭，美國從遏制中國、捍衞全球霸主地位的戰略出發，也會全力阻撓兩岸統一。

五是雖然歷史上看，一個國家的統一絕大多數通過武力解決。但在今天國際時空下，武力統一隻能是最後的選項。第一，武力統一的代價太高；第二，武力統一後管理成本極高，特別是對立與仇恨需要幾代人才能化解。這也是為什麼儘管大陸堅定表示從不放棄武力統一，不斷增強軍事實力，但更多的是針對“反獨”（法理台獨），但無法實質性阻止台灣地區其他形式的“台獨”舉措，比如去中國化，培植“台獨”意識，營造仇中氛圍。

六是“台獨”勢力執迷不悟地認為時間在自己一邊，寄希望於美國不會放棄對自己的支持。這也是他們拒絕統一的“救命稻草”。

看到韓粉把凱道擠滿，蔡英文減少出席一場新北造勢，希望凝聚凱道最多人氣。（中評社 黃筱筠攝）

但是，“台獨”對大陸的演變有如下誤判：一，大陸改革開放模式有可能失敗，“一黨執政”加市場經濟模式有歷史合理性，但無法持續；二，當大陸模式來到臨界點，要麼失敗，要麼向西方民主化轉型。這個過程具有高風險，將會導致大陸動盪和分裂，從而為“台獨”創造歷史機遇。

三，隨着第一代和第二代外省人離世，在“台獨”教育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青年成為“天然獨”。在“台獨”看來，民意是在他們這一邊。而且在不遠的將來，主張“獨立”的人將會是絕對多數，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具有正當性。同時，他們利用甚至操作所謂的民調，比如聲稱反對“一國兩制”的人超過80%，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不到5%，支持統一的也不過10%等等。

“台獨”對美國的判斷則是：雖然美國不會為了台灣“獨立”而流血，但卻可以為了遏制中國崛起、捍衞自己霸主地位而干預。一旦中國大陸統一行動失敗，會影響現有體制的統治力。

其實，台當局從蔣經國後期開始移植西方的政治制度，造成了三個後果：一是過去國共兩黨談判或合作就能解決問題的模式已不存在，其他政黨的立場和民意都成為能夠影響統一的重要因素。“寄希望於台灣人民”既是大陸對台灣地區政治模式演變的回應，但也是難度極高的策略。

二是台灣有意識利用價值觀牌獲得西方的支持，特別是美國和日本，從而某種程度上對西方進行道義綁架，也令東西方的國家利益之爭有了一層道德的包裝。

三是兩岸整體實力完全逆轉的今天，其政治制度成了台灣唯一的心理優勢和籌碼。由於歷史慣性，西方在價值觀上仍佔有優勢，台灣社會認為自己是先進的一方，不願意被落後的一方統一，而且這種制度差異，也影響了“國家認同”，即不管大陸經濟多麼發達，也難以產生認同和吸引力。

儘管如此，決定統一的還是大陸實力（排除外國干預的能力、對台灣的制約能力和吸引力）以及對代價的評估。再者，兩岸交流到現在，經濟已經基本一體化了。2016年民進黨執政以來，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試圖擺脱對大陸的經濟依賴，結果四年來台灣對大陸的外貿依存度不降反升，達到41%的高點。

經濟自有其規律，市場自有其力量，絕非政治干預所能改變的。不僅數字如此，我個人的感受也是一樣，去台灣之前，預訂機票、旅館、高鐵票等，都使用飛豬軟件和支付寶；到了台灣之後，接受支付寶和微信支付的店商比比皆是，甚至吃一碗牛肉麪也可以用微信。而在一年多前，還比較少見。雖然經濟自有其規律，但經濟的全面融合，則必然反應到政治層面上來。

我在台北曾遇到一位支持蔡英文的出租車司機，但他也認為兩岸終將統一，雖然這需要一定的時間。不要以為這只是巧合或者個案，根據美國杜克大學年初在台灣公佈的民調，48.1%的民眾認為統一不可避免，也就是説每兩個台灣人中就有一個是這樣的判斷，原因無疑是大陸的發展和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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