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君達：特朗普在中東莽莽撞撞，國內依舊穩坐釣魚台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金君達】

近期美國刺殺伊朗將領蘇萊曼尼的軍事行動震動了中東乃至全世界，多處分析下來，特朗普政府的動機仍然是美國國內政治。通過擊殺一位早在美國“恐怖分子”名單上的伊朗要員，特朗普極大地刺激了其票倉選民的民族主義神經；由於伊朗在近期的熱點爭端中表現相當剋制，美國和特朗普政府可説是以較小代價獲得了較大短期收益。

但特朗普的行動和相關言論也遭到國內反對黨的抨擊，在特朗普讓美國上下突然面臨伊斯蘭世界報復風險後不久，以佩洛西為代表的民主黨人士立即起草法案限制美國總統的戰爭權，這也有可能是繼前幾天的彈劾案後美國黨爭的“新戰場”。

佩洛西和特朗普，一直“相殺”不斷

但在筆者認為，除非美伊局勢由於未可知因素持續升級，近期特朗普政府在中東的莽撞行為，並不會對美國政治帶來太大沖擊。

雖然特朗普已經表現出在戰爭決策中極大的個人風險，以佩洛西為代表的民主黨很難對特朗普造成實質影響，這是由美國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中的幾點特徵決定的：

第一，美國是總統制國家，總統是國家象徵；他在頂層政客圈子裏的公眾曝光度遠高於其他政客，擁有煽動公眾情緒和操縱議題的能力，即紐施塔特（Richard Neustadt）所説的説服權力（power to persuade）；小布什在“九一一”後成功動員整個美國社會的參戰情緒，不少民主黨老人（如拜登）當年也多次站在小布什一邊授權動武。

作為一名經驗豐富的媒體人物，特朗普更是深諳炒作之道，通過發起新議題來轉移視線、擺脱個人爭議的手法可謂爐火純青，當然不會將主動權交給民主黨的議員們。雖然特朗普作為公眾人物的形象爭議極大，他目前的主要政敵佩洛西眾議員、舒默參議員在美國民眾中評價同樣比較負面，被不少美國人視為只會內鬥的“黨棍”。一旦特朗普將伊朗局勢帶來的恐懼、憤怒和民族主義訴諸公眾，任何民主黨議員和公眾人物很難在公眾辯論中戰勝總統。

第二，雖然特朗普本人的“專業素養”已經成為皇帝的新衣，美國社會普遍預期行政團隊具有信息優勢和專業知識，在處理棘手事件時能夠做出更為準確的判斷。這導致總統團隊在第一時間能夠佔據快速反應權、決定權（speed and decisiveness）兩大優勢。國會雖然具有立法權，卻幾乎不可能有效制止總統的冒險行為。

以佩洛西等人此次提出的限制議案為例，該議案針對的戰爭權力法案（War Powers Resolution of 1973）規定總統必須獲得國會的書面授權才能發動戰爭，但也根據處置應急事件的實際需要為總統團隊留了一些“後門”，例如未經國會授權的軍事行動長度不得超過60天（另有30天撤離時限），這段時間已經足夠完成暗殺伊朗將軍這類短期軍事任務。

另外雖然法案規定總統動用武力應提前48小時告知國會，但總統方面可以用“這不是正式軍事行動”為由搪塞。克林頓在北約轟炸南聯盟時期的行動、奧巴馬在利比亞的行動都招致質疑，但最後都不了了之。佩洛西目前的提案甚至沒有對戰爭權力法案帶來實質性影響，只是添加了一些限制特朗普的條款，即使這個提案也很可能被參議員佔據多數的共和黨阻撓。

第三，美國的對外意識形態總體偏向特朗普，這是由幾方面因素決定的。首先是美國媒體對伊朗的長期妖魔化宣傳。蘇萊曼尼將軍長期在中東各路反美勢力背後活動，早在美國的暗殺名單上，特朗普的軍事行動天然會得到部分美國人支持。

其次是美國社會對共和黨的安全政策傳統上更加信任，目前共和黨大多數政客站在特朗普一邊，少數反對者則往往是出於個人恩怨。

再次是志願兵役制（VAF）實施後，美國社會對軍隊專業性的高度認可，很少有政客或主流媒體直接批評軍隊；如果軍方認為某項軍事行動是必要的，美國社會不會在實質上影響軍事行動決策。

基於以上幾點，特朗普明面上是對蘇萊曼尼將軍進行先發制人的“外科手術”式打擊，實質上是利用總統的行政權力引領議題，在與民主黨的政治競爭中打出新牌，率先將佩洛西一軍。伊朗目前的反應十分理性剋制，如果伊朗沒有進一步實質性行動，特朗普可以用“擊斃恐怖分子”的名義吹噓自身外交政績。

如果局勢升級，美國公民生命安全受到實質威脅，此類突發事件同樣對特朗普有利：在1962古巴導彈危機、1979伊朗人質事件、2001年“9·11”事件後，時任總統的支持率均大幅上升（其中卡特最終因危機處置不當而失分），小布什的支持率在“9·11”後一度達到90%左右。美國目前經濟形勢較好，特別是失業率較低，特朗普希望通過經濟和民族主義兩張牌團結中下層鐵桿選民，通過熱烈的戰時氛圍動員特朗普支持者站出來投票。

2011年特朗普“神預言”奧巴馬：總統為了連任會跟伊朗開戰

那麼民主黨政客是否會在民族主義浪潮下向特朗普低頭？筆者認為這種可能性也不大，主要出於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現實中的美伊局勢。雖然特朗普上台以來始終對伊朗態度強硬，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在霍爾木茲海峽也不斷施壓，伊朗對西方國家卻採取較為低調和開放的守勢，即使在蘇萊曼尼被暗殺後也僅僅是“中止”而非退出伊核協議。

在美軍看來，伊朗近年來動作不斷，與伊拉克、敍利亞的什葉派建立同盟，擊落美國無人機，疑似攻擊霍爾木茲海峽的第三國油輪，蘇萊曼尼將軍更是與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地反美勢力關係密切，這些苗頭都威脅到美國在中東的利益。

然而在美國社會，尤其是左翼人士和温和派看來，伊朗所謂“罪狀”都不是對美國公民和本土的直接威脅，美國暗殺他國政要和別國攻擊美國本土不可同一而語。蘇萊曼尼被刺殺後，主流美國民調並未出現實質性變化；雖然目前民調對總統選舉的影響微乎其微，我們卻可以看出特朗普並未獲得“9·11”後小布什獲得的全國性擁戴。

第二是美國兩黨目前的意識形態分裂。佩洛西是一位經歷過民主黨起起落落的資深政客，其成名風格就是攻擊敵對黨派總統，曾經與小布什等人展開罵戰，與特朗普的政治鬥爭在前兩年十分激烈。如果佩洛西在此時投降，不但不可能撈取任何個人政治資本，而且還會激怒對佩洛西推遲提交彈劾條款深表不滿的民主黨政客。

蘇萊曼尼遇刺事件的時機也影響了民主黨的妥協餘地：目前民主黨初選仍然呈現多頭並進的階段，整個團體呈現出左傾的態勢。拜登昔日支持伊拉克戰爭的“黑歷史”早就被人拿出來做文章，沒有參選人願意在自身位置不保的時候與共和黨走的太近。在選民方面，美國左右派選民已經被高度動員，中期選舉中兩黨的高投票率早已證明，無論美國有沒有對伊朗動武，美國社會在2020年底都會有一場圍繞着特朗普的大戰，特朗普此次行動的影響應該説比較有限。

在這種輿論環境下，美國反對動武的左翼人士與原本就反對特朗普的身份政治活動家、少數族裔等共同批判總統，其形勢更加接近越戰而非前述幾次“美國安全危機”，總統很難獲得團結一致的支持。

第三是特朗普本人很可能沒有把真正的軍事動員納入2020選舉策略。特朗普本人缺乏合格政客的軍事知識和外交經驗，在真正處理軍事衝突時可能重蹈卡特覆轍，在國內聲譽掃地。他在前幾年曾主動避免與伊朗直接衝突，甚至與博爾頓等強硬派交惡，很可能不想真的引發無法控制的美伊直接衝突。

當然，穆斯林世界對美國的“報復”尚未完結，近期發生的誤射客機事件也為中東局勢增加了一些新的變數。然而中東地區向來充滿各種定時炸彈，非政府組織的私下報復不太重要，該地區局勢的關鍵仍然是作為主權國家的伊朗、伊拉克和美國如何處理當前危機。

只要伊朗方面延續目前的示弱態度，該事件在美國國內就難以引起太大波瀾，近幾日美國主流政治媒體的注意力已經開始從蘇萊曼尼事件分散到國內政治；事實上即使在幾天前，美國媒體的批評也更多體現在對特朗普錯誤言論、極端言論的抨擊上，實質上還是兩黨競爭的體現。

對於伊朗而言，儘管損失一名重要指揮官，保持低姿態也符合其自身利益；美國自顧不暇、無法對其持續施壓可能是較為理想的結果，通過軍事報復豪賭對手妥協則是伊朗領導層（以及特朗普）未必願意承受的高風險。隨着新的國際熱點持續發生，蘇萊曼尼遇刺可能只是美國黨爭中的一個小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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