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成良：不信99.99%脱貧率？因為你的貧窮和他的不一樣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劉成良】

2020年是脱貧攻堅全面收官之年，最近又臨近春節，各種扶貧新聞也比較多，難免有些爭議。

比如近日，江蘇省宣佈脱貧率達到99.99%以上，還剩6户、17人未脱貧。不少人調侃自己就是那十七分之一，拖了後腿，也有人認為是被脱貧，數字沒有意義。當然，也一些人認為這就是脱貧攻堅實實在在取得的成效，是國家持續性的扶貧政策和扶貧幹部夜以繼日努力的結果。

2018年3月，江蘇省物價局送農資下鄉助春耕推進精準扶貧

相對貧困時代，貧困認識更加多元

在相對貧困時代，人們對於貧困的認識和界定更加多元，意味着對國家貧困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當前階段，國家設定的脱貧標準是“兩不愁、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礎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可以説這是一條最基本的温飽線標準。

對於中國這樣的巨型國家而言，東中西部、南北中部差異都很大，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基本矛盾。扶貧作為國家行動，既要解決兜底問題，也要解決發展問題，既要考慮區域差異，也要統籌兼顧。儘管中國這些年來發展迅猛，已經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顯的改善，但是不可否認一些地區的基礎保障還很不夠。因此，國家在反貧困中的首要目標是實現最基本的底線保障問題。而這一目標對於任何區域都是適用的。

世界銀行將人均每天1.9美元的生活標準定為極度貧困線，其測算標準是在吸收各國生活成本差異後，按照2011年購買力平價每天1.9美元計算，這個標準是維持人的生存所需的基本保障線。全球極度貧困線主要是用於跟蹤監測全球極端貧困，評估由世界銀行、聯合國及其他發展夥伴制定的全球目標的進展情況。按照此標準，截止2015年全世界極度貧困人口總數為7.36億，其中南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貧困人口數量為6.29億，最多的五個國家為印度、尼日利亞、剛果民主共和國、埃塞爾比亞和孟加拉國。

根據我們的日常生活感知，可以發現儘管中國的“兩不愁、三保障”也是解決基礎性温飽問題的標準，但是明顯要比按照世界貧困線測算出的印度、尼日利亞等國家好得多。這背後其實就是國家貧困線與國際貧困線的差異，即國家貧困線作為政策話語更加針對區域內的貧困問題進行設定。事實上，對於中國農村的貧困問題而言，這條貧困線的參考意義遠遠大於其實質意義。

中國土地的憲法秩序保障了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國家不僅免除了農業税費，還有各種農業補貼，在此基礎上，能夠解決絕大多數農民的温飽問題；中國經濟社會的長期穩定發展以及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產生了大量的勞動力需求，農民可以在市場中自由擇業，這些為農民家庭增收提供了堅實的保障；新農合、新農保等制度的覆蓋和完善，也為農民家庭築起了一道又一道基礎保障線。

農民家庭但凡有勞動力能夠正常參與社會勞動，務農和務工收入不僅能夠滿足温飽，還會有一定經濟積累。對於那些勞動力無法參與社會勞動的家庭來講，低保等兜底政策也能維持其基本生活。當然，這些雖然無法保障全體農民發家致富，但是對於温飽等基礎保障卻有着重要意義。

在區域差異背景下，深度貧困地區農民發展和增收雖然還面臨一些瓶頸，但是對於江蘇這類地區來講，其經濟發展實力遠遠超越瞭解決底線標準的能力。也正是因此，江蘇的省定貧困線是年收入6000元，比國定貧困線4000元要高出很多。地方政府有能力通過精準扶貧政策體系中的發展性政策和兜底保障政策來解決底線問題，這並不奇怪。

扶貧不等於致富

扶貧和致富之間很難直接劃上等號，江蘇宣佈脱貧引起熱議的事件充分表明人們對於貧困的認識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和分化，這也代表着一種社會心態。解決貧困問題底線目標的達成並不意味着就徹底解決了貧困問題。貧困是相對概念，並且隨着社會的發展其含義也在不斷豐富和完善。一般從經濟維度將其分為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事實上，相對貧困是當前大多數人更為關注的議題。

現代性影響着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與傳統農耕時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相對穩定的生活不同，現代社會給予了每個個體豐富多彩的目標，並且將這些目標內化為個體的發展價值和人生意義。也正是因此，我們對生活有了更高的期待，努力工作就是為了實現這些期待。而當既有的手段無法解決這一期待問題時難免產生焦慮和壓力感，甚至是貧窮感，但絕非飢餓感。

貧困具有多維特性，其內涵伴隨着現代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豐富。除了傳統意義上因為收入不足而造成的經濟貧困外，還有文化貧困、價值貧困、權利貧困等概念不斷延伸出來。也正是因此，基於不同視角，對貧困也就存在不同認識。

回到當前貧困治理的議題，國家扶貧目標在於解決“兩不愁、三保障”等基礎問題。值得肯定的是，精準扶貧政策除了做好教育、醫療、住房等基礎保障外，也正探索着從造血式扶貧的理念來解決貧困問題。

針對缺乏勞動就業機會或者正常參與勞動困難的地區有一系列專項幫扶措施。比如扶貧車間，將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生產環節進行分包，在鄉村社會建立簡易的生產車間，方便那些因為年齡問題或者因為照料老人、小孩而無法外出務工的農民就近就業。因為這些生產工序非常簡單，農民很快就能上手操作，可以充分利用零碎時間幫助家庭增加收入。在提質增效、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背景下，這些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利潤已非常微薄，隨着在城市中勞動力成本和廠房租金的不斷攀升，通過在鄉村設立這些簡易車間，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夠降低生產成本，和農民實現雙贏。

精準扶貧還充分圍繞着貧困治理中人的因素進行一系列政策部署。比如“雨露計劃”就充分關注到了扶貧中人力資源開發這一議題。政府通過資源投入，引導社會參與，對農村青壯年進行職業教育和實用勞動技能培訓，激勵轉移就業和自主創業，從而實現授人以漁的目標。

除此之外，精準扶貧還有很多其他政策工具，其目的都是在引導農民通過合理勞動來增加家庭收入。當然，這些距離實現致富的目標還有一定差距，但不可否認，這些都是在努力的實現造血式扶貧的基本目標。

新時期的扶貧政策賦予了貧困者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和空間，而這一切歸根結底還需要貧困者自身能夠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如果貧困户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意識不強，沒有脱貧志向，寧願窮等也不願苦幹，“靠着牆根曬太陽，等着別人送小康”。那麼，舊有的思想意識仍會源源不斷地滋生貧困的文化土壤。

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

當江蘇省有零有整的宣佈脱貧成效時，其實還折射出來另外一個議題，在全面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背景下，政府的貧困治理手段和治理能力也在轉型升級之中。通過精準扶貧政策的全面探索，國家建立起了一整套更加有效的貧困監測系統，形成了政策制定—執行—監督—評估的閉環式監測。在一定程度上壓縮了過去央地信息不對稱過程中，地方政府虛報貧困數據爭取扶貧資源，再搞數字脱貧的空間。

貧困治理機制的變化體現了國家能力的變遷。過去由於國家能力不足，貧困治理手段比較粗糙，政策重製定、輕執行、缺乏監督等弊端嚴重影響貧困治理績效。隨着國家能力的增強，通過自上而下的扶貧體系變革和應用技術治理手段，強化了貧困治理的過程管理。由於貧困監測系統更加註重對貧困發生和脱貧過程的動態監測，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過去貧困户脱貧再返貧後而無法享受扶貧政策的困境，基本實現了對貧困發生的動態管理。

持續減貧，改善民生，在以國家行動為主導的反貧困鬥爭中，中國的脱貧攻堅亮出了實實在在的成績單：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從2012年的9899萬人減少到2018年的1660萬人，累計減少8239萬人，2019年貧困人口預計減少1000萬人以上，貧困發生率將比2018年的1.7%進一步降低。

2012年-2018年中國貧困人口數

但是這些並不意味着未來就不再有貧困問題，中國的貧困性質在國家長時期的扶貧行動中已經悄然轉型，從温飽意義上的絕對貧困轉向了發展意義上的相對貧困。在相對貧困時代，由於貧困的定義更加多元，越來越多的隱性貧困問題影響着人們生活質量的提升。扶貧的焦點要更加關注人的生存權之外的發展權，通過人力資本的提升等手段來提高應對現代風險的能力。

這些對於國家新時期的貧困治理也提出了更大的挑戰。當前扶貧的基本目標在於解決温飽等基礎性保障問題，對於影響人們發展的切實問題，比如“一婚窮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等因婚、因病致貧返貧問題回應能力依然較弱。過去依靠收入等主要標準來測量貧困人口的方法也亟需革新，如何更好的抓住新時期貧困問題的主要矛盾，選擇更為合適的貧困識別標準和減貧政策，則成為新時期建立緩解相對貧困長效機制的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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