飯統戴老闆：三十年前，有民營企業家突然要把廠子“交給國家”
1989年的一個晚上，四川“飼料大王”劉永好兄弟幾個跑去找縣委書記，説要把自己價值上千萬的飼料廠無償捐給國家。縣長很不理解，好好的廠子，怎麼突然説要捐掉呢？
當時，劉氏兄弟推出的“希望牌”乳豬飼料打破了正大集團洋飼料壟斷我國高檔飼料市場的局面，在省內外頗有影響，其書寫的大字標語遍佈廣袤的城鄉大地：“希望養豬富，希望來幫助。”連孩子都跟着電視廣告學：“我的豬長得肥，是吃了希望牌飼料……”
但是，80年代末國內外形勢雲詭波譎。劉氏兄弟曾多次被授予各種榮譽，可突然間，過去常來視察的領導一個都不來了，採購、運輸、銷售等環節開始受阻。劉永好想買原料，鐵路不給運，甚至有競爭對手告他“投機倒把”，這在當時可是個足以判刑的罪名。
在縣委書記面前，劉氏兄弟困惑地問：“書記啊，我們是知識分子，應該算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吧？但現在我們連自己到底是啥子人都不曉得了。”這個問題很直接，但卻縈繞在千千萬萬的私企老闆們心中：他們到底姓“資”，還是姓“社”？到底是不是“自己人”？
國企還是民企，公有還是私有，這個問題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隔三差五就要被提起，且每次提起都會觸發民營企業主們的敏感神經：他們會因為新聞聯播上措辭的變化而苦惱憂慮，也會因為關鍵人物的視察講話而感到歡欣鼓舞，這種循環至今仍然存在。
在國企民企之辨再次被熱議的當下，回溯過去40年來類似的爭論，我們或許可以窺見未來的方向。
01 “中國第一商販”
1972年，在那個一切都是國營經濟的時代裏，年廣久在老家安徽蕪湖偷偷摸摸地賣起了瓜子。年廣久賣瓜子的方式與眾不同。別人買一包瓜子，他往往還另抓一把硬塞給人家，大家説他是“傻子”，可就是這多抓的一把瓜子，成就了日後著名的“傻子瓜子”。
到了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了兩個有關農業的文件，宣佈解禁農村工商業，家庭副業和農村集貿市場也得到了認可。年廣久不再需要偷摸賣瓜子了，《光明日報》先後發表了三篇關於年廣久和“傻子瓜子”的報道,傳遍全國，年廣久也成了“中國第一商販”。
改開之初，在蕪湖街頭賣瓜子的年廣久
可是，摸着石頭過河的改革沒那麼一帆風順。1981年5月，《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名為《關於一場承包魚塘的爭論》的文章。事情起源於廣東高要縣農民陳志雄承包了141畝魚塘，夫妻倆幹不過來，就只好僱人，僱請固定工5人，臨時工2人。
《人民日報》專門針對陳志雄是否具有剝削性質展開討論。討論持續了3個月，最後竟有了個戲劇性的結尾：有人從馬克思《資本論》的一個算例推出結論，8個人以下就叫做請幫手，8個人以上就叫做僱工，8人以下不算剝削。
“七上八下”的標準本可以讓理論家和民營企業主相安無事了，可是年廣久嚴重超過了這個標準。他當時以個人名義接管了一家瀕臨倒閉的國營工廠和廠裏140名職工，“年廣久是資本家復辟”的説法迅速流傳開來。安徽省農委主任周曰禮知情後就派幹部到蕪湖調查，寫了一個調查報告上交中央。
1984年10月22日，鄧小平就“傻子瓜子”僱工超過100人的問題，專門發表了看法：“僱工問題，我的意思是放兩年再看，那個會影響到我們的大局嗎？如果你一動，羣眾就會説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決一個‘傻子瓜子’就會變動人心，沒有益處。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麼，傷害了社會主義嗎？”
正在嗑“傻子瓜子”的鄧小平
鄧小平的這段話，不僅保護了處在風口浪尖的年廣久，也打消了其他個體私營企業主們的觀望心理，也是從這一年起，鄧小平南下廣東的影響力和深圳特區的示範效應持續發酵。“全民經商”熱終於降臨，當時流傳着這樣的順口溜“十億人民九億倒，還有一億在尋找”，這讓時紅時黑或灰或白的民營企業家們看到了希望。
1984年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最高決策層終於就民營經濟的地位達成了普遍認識，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科學論斷。這也形成了以柳傳志、魯冠球、張瑞敏、王石、任正非為代表的我國改革開放後第一代企業家，這些“84派”企業家因此成為我國現代企業的探路者與開創者。
這一年，塵封已久的私營經濟開始再度萌發，然而沒過幾年，新生的私營經濟又被捲入到了一個巨大的爭論中。這場爭論的結果，也給未來中國民企的發展定了調。
02 姓資還是姓社
1989年，像劉永好一樣打算向國家獻廠的私營企業主並不只一個。當時，由於國內外局勢的不確定，整個中國，無論政治還是經濟，都處於一種低谷狀態，籠罩着一種沉悶、壓抑、疑慮、無所適從的氣氛，姓“資”姓“社”的思潮開始重新佔據思想和輿論陣地。劉永好兄弟的境遇並非偶然，也非孤例，而是一種普遍現象。
1992年1月，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後，88歲高齡的鄧小平毅然登上了一輛開往南方的綠皮車。
南巡期間，小平金句頻出，“發展才是硬道理。不要糾纏于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討論，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只要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要大膽地闖、大膽地幹”，一舉衝破了“姓資姓社”的陰霾。
1992年10月，“十四大”明確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戰略目標，肯定了私營經濟的地位，劉永好心裏的巨石一下落了地。希望集團隨後走出四川，先後把業務擴展到了上海、江西、安徽、雲南、內蒙古等地，迅速開拓了全國市場。
1993年，首次當選全國政協委員的劉永好在人民大會堂作《私營企業有希望》的發言
但在1992年吹起的春風中，並不是每個人都想着紮實做實業。南巡後，住房制度改革步伐加快，大量熱錢湧入海南特區炒房。高峯時期，總人口600萬左右的海島上竟然出現了2萬多家地產公司，平均300人一家。商品房價格從1988年的1350元/平暴漲到1993年7500元/平，大量投機客通過炒地皮賺得盆滿缽滿。
當時，劉永好的一個朋友也勸他去海南撈一筆，劉永好一開始還被打動了，去海南註冊了家公司買了套房，但他逐漸意識到這就是個擊鼓傳花的騙局，於是果斷撤出海南，不貪圖僥倖的發財之道，這也讓他逃過了隨後不久就發生的地產泡沫破滅的災難。
1992年起，一大批官員、學者紛紛走出體制，投身商海，由此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下海潮，並由此形成了繼“84派”之後的另一個企業家羣體，“92派”。
1992年，浙江東陽人郭廣昌剛滿25歲，復旦哲學系畢業後留校任教已有3年；比郭廣昌大10歲的湖北人陳東昇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做宏觀經濟研究，官至廳級；陳東昇在武大的同學毛振華在國務院政策研究室任處長，捧着令人羨慕的“金飯碗”。
然而，在南巡後的春風下，這三個不同崗位、不同部門的“體制內”精英做了一個在當時並不被人理解的決定：放棄鐵飯碗，下海創業。如今，郭廣昌已是復星集團董事長，陳東昇創辦了泰康保險，毛振華則建立了有“中國標普”之稱的中誠信。
年輕時的郭廣昌
1992年之後，中國民營經濟蓬勃發展，可是隨着2001入世，民企面臨的質疑聲再度響起，這次的主導者居然換成了所謂“經濟學家”。
03 “原罪論”風波
儘管錯過了莫干山會議那個經濟學家拜將入相的黃金年代，但2003年的郎鹹平也憑藉着一連串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炮轟，在社會上頗有影響。不過真正將其送上風口浪尖的，還是那年年中他挑起的“民營企業家原罪論”大爭議。
這是一個微妙的時間節點，我國剛剛趟過了國企改革和機構改革的地雷陣，加入WTO的時代紅利開始釋放。部分企業家在改制過程中，以低價收購國有資產的行為格外礙眼。經歷過下崗潮的萬千民眾與驟然富裕起來的企業家之間，仰慕、猜忌、嫉妒的種種難以明言的情緒正在潛滋暗長。
一個口無遮攔又渴望出名的經濟學家，是點燃這堆乾柴最好的火星。
利用時代漏洞進行財富積累是一種原罪，民營企業家需要贖罪！
郎鹹平振臂一呼，頓時風起雲湧。有要求清算的，中國人大教授楊德明強調，如果資本的積累是以非法的手段得來的，必須要追查到底；也有呼籲特赦的，北大光華學院副院長張維迎主張，政府可以實行一個税收特免政策，過去的事既往不咎。
學者聲音背後的是洶湧民意，但企業家們其實更在乎朝堂之上的聲音。儘管早在2001年，時任最高領導人就一錘定音發表了支持民營經濟的“七一講話”，但據説其中接納民營企業家入黨的內容，一度引發了組織內部的激烈爭論。這一代企業家的青壯年都沉浸在敏感歲月裏，對輿論和政策的警惕幾乎是伴隨終身的。
2002年著名演員劉曉慶因證據確鑿的逃税案入獄；同年華晨汽車實控人仰融因與遼寧省政府錯綜複雜的產權糾紛，潛逃至美國。風雲人物的旦夕禍福，讓企業家們惴惴不安，紛紛向民眾做深情懺悔，一副爭取寬大處理的誠懇。柳傳志自爆聯想集團賴過賬、走過私；劉積仁坦誠東軟集團賣過騙客户的軟件。
企業家們驚弓之鳥般的情緒在2003年中崩至極點，上海富商周正毅因涉嫌操縱證券市場被抓，清算“原罪”的輿論沸反盈天。郎鹹平用一整套BOT、累進税制、第三方處理的學術化理論為輿情提供了理論支持，吳敬璉、張曙光等温和派學者的聲音顯得勢單力薄。
雖然確實有一部分企業家存在利用國企改革盜竊國有資產的情況，但把民營企業家羣體説成“天下烏鴉一般黑”是以偏概全的。將仇腐情緒引導向仇富情緒，對於整個社會而言是巨大的內耗。體制內自上而下很快達成了堅定支持民營經濟的共識，從地方到中央，快速對輿情進行了反饋。
2003年10月，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了一系列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次年，國務院發佈的“非公經濟36條”成為建國以來首部以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為主題的中央政府文件。
凡此種種，不僅是朝堂對“原罪論”的撥亂反正，也讓民營經濟迎來了發展的黃金年代。互聯網BAT三巨頭、曹德旺的福耀玻璃、何享健的美的集團……各行各業都湧現出為社會做出了巨大貢獻的民營企業。
宏觀經濟環境的週期性變化，常常導致社會輿情呈現出一種往復。每當前行遭遇顛簸，總會有別有用心的人趁機試圖攪渾水牟利。在“原罪論”的風波中，郎鹹平賺夠了社會聲望，自此從經濟學大師搖身一變成為了割韭菜的大師。視郎鹹平為偶像的後來者，也在等待着屬於自己的時刻。
04 “私營經濟應逐漸離場”？
2018年9月，一個名叫吳小平，自稱“資深金融人士”的自媒體掀起了軒然大波。他發文稱私營經濟已完成協助公有經濟發展的任務，應逐漸離場。文章內容雖然粗糙，但偏激的觀點顯然擊中了大眾內心的恐懼，畢竟貿易衝突和疲軟的經濟形勢，已經讓民營企業寒蟬若禁。
精明的投機分子準確捕捉了社會痛點，民眾的焦慮和恐慌被徹底激發。吳小平這個此前頻繁發佈P2P廣告的流量追逐者，一躍成為舉國焦點。
2015年以來，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在複雜的結構性問題下，經濟發展模式亟需做出改變。供給側改革應運而生，與此相對應是一系列去槓桿、調結構的具體措施。經濟下行期的改革，難免面臨震盪，整個社會都面臨着強烈的不適應。
過去經濟的快速發展，也讓部分民營企業熱衷於鋪攤子、上槓杆，一旦經濟趨冷，很容易遭遇心梗式的衰竭。視一個億為小目標的首富王健林就堪稱典型，萬達大幅投資海外的同時，還轉型在國內佈局文娛產業。當銀根收緊後，就不得不選擇收縮戰線，拋售資產。
在去槓桿、環保等供給側政策的落實中，雖然經歷大浪淘沙，但也有許多企業紮根本業，在改革中完成了產業升級換代，華為和李寧就是典型的例子。用民營經濟退場論來迎合供給側改革中遭遇困難的人羣，是利用輿論反社會的一大發明。
對此，不但《人民日報》與《經濟日報》紛紛發文駁斥，最高層更是在11月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強調了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自己人”，讓“退場論”的荒謬傳言自然偃旗息鼓。
前幾天，黨中央國務院又發佈了《關於營造更好發展環境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的意見》，聚焦營造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市場環境、政策環境、法治環境。意見提出在能源、電信、鐵路等領域放開民企的市場準入，在監管、招投標方面一視同仁，在融資上尤其完善民企直接融資支持體系，鼓勵有條件的地方政府設立中小民營企業風險補償基金，支持發展主要服務中小民營企業的民營銀行、社區銀行。
針對民企實際經營中容易被大企業拖欠賬款的現象，《意見》提出將政府部門及時支付民營企業、中小企業賬款工作納入地方績效考核和營商環境評價體系。同時保障民營企業家在協助紀檢部門調查時的人身和財產安全，以免成為反腐鬥爭中的“犧牲品”。此外還提出要改善一些民企內部的投機取巧與管理粗放問題，尤其關心年輕一代企業家的成長。
本次《意見》發佈後再度引發熱議。回顧過去40年的歷史可以發現，這樣的熱議不在少數，對“一大二公”捲土重來的憂慮也並不是第一次。但事後看來，在每次輿論情緒頗為悲觀的檔口，我國實際上都向着更樂觀的方向走去。在中國經濟從高速發展轉向高質發展而對效率與創新有着更高要求的今天，當然更不會例外。
05 尾聲
民企與國企到底應該是怎樣的關係？這當然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不過，如果我們將視角從國內轉向海外，或許可以從國際比較中得到一份更宏觀的理解。
2012年，因“歷史終結”而飽受爭議的美籍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講述了一個故事：
他居住多年的弗吉尼亞州費爾法克斯縣是美國最富的縣之一，每年冬天風暴過後由於季節性結冰和解凍，縣公路上就會出現很多坑，但春天結束前，這些坑都會被填補。但在接壤的哥倫比亞特區，這些坑就需要更長的時間來填補，而在另一些發展中國家，他們道路上的坑從不會有人去填。
為什麼會出現這些差別？因為不會有私人企業願意自掏腰包去幫一條路填坑，所以填坑的人只能是政府，如果政府税收有限，那填坑當然就慢，甚至只能一直放那兒不去填。
通過這個故事，福山引出一個重要觀點：正是由於政府等組織提供的基本服務已經理所當然，人們往往反而會忽視它的重要性。就像如果不是特意提起，很少有人會時刻關注到空氣的存在。
但全社會都需要的公共服務（水、電、交通、公路等）普遍存在一個問題：不僅不掙錢，甚至很長一段時間一直虧錢。靠壟斷基建攫取暴利，甚至滋長出“四大家族”的後果，已在今年夏天的獅子山下充分暴露。
因此，對於公共服務這種經濟效益上投入產出很難相匹的領域，資本規模更大、管理更規範的“國家隊”或許更合適。從法國鐵路公司，到德國電信，再到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及房地美、房利美，歐美世界也不乏此類情況。
在大國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攀科技”同樣存在短期內看不到回報的問題，但“大國重器”又不可或缺，故這方面同樣適合“國”字頭出場：北斗航天衞星應用科技集團研發了北斗衞星，中國國家並行計算機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研發了神威太湖之光超級計算機，鞍鋼集團研發了山東號航空母艦的甲板鋼。
甲板鋼的生產線
此外，2018年我國石油對外依存度逼近70%，天然氣升至45.3%，能源安全面臨重大考驗，這也是我國積極奉行“走出去”戰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走出去”中，對某些高風險的動盪地區私企不會去，但從國家利益出發又不得不“入虎穴”，此時，抗風險能力較強的國企也是更好的選擇。
所以，民營經濟與國有經濟各有所長，國企與民企之辨的癥結或許並不在於孰優孰劣，而在於各盡其力，取長補短，在不同場景中充分激活要素、整合資源。
未來十年，中國將重返全球GDP第一的王座，在大國競爭日趨激烈的時代，我們在很多方面都將挺進沒有前例可參考的無人區。利用好國企和民企這兩套體系的長處，是中國模式的核心要點，世界需要我們交出一張答卷，時代也需要我們交出一張答卷。
參考材料：
1. 飼料大王劉永好心得：我比時代快半步，新浪財經，2013.
2. 赤腳首富劉永好，財經縱橫，2003.
3. 1992年海南房地產泡沫，鳳凰財經，2009.
4. “92派”：二十年改革縮影，財富，2012年.
5. 傻子瓜子年廣久：誰也無法替代的個私經濟標本人物，鳳凰財經，2009.
6. 鄧小平三談“傻子瓜子”，人民網，2017年.
7. 中新社：中國民企“原罪”話題成為輿論熱點，2003年.
8. 民營企業家有沒有原罪，財經縱橫，2003年.
9. 我國油氣消費對外依存度雙創新高，經濟參考報，2019
10. 民營經濟只能壯大不能弱化，人民日報，2018.
11. 我國油氣消費對外依存度雙創新高，經濟參考報，2019.
12.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廣西師大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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