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洋：安保條約簽署60年，美國真拿日本當盟友？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陳洋】
作為日美同盟根基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迎來簽署60週年。
1月19日，為慶祝《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簽署60週年，日本政府在東京都內的飯倉公館舉行紀念儀式，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美國駐日本大使館代理大使約瑟夫･楊等出席。
安倍晉三在致辭中表示，“如今，日美安保條約比任何時代都更加堅不可摧，並且是維護世界和平、保障世界繁榮的不可動搖的支柱。”安倍首相還強調有意在太空和網絡安全領域加強日美同盟。當地時間18日，美國總統特朗普也發表聲明稱，“隨着安全保障環境的變化，出現了新的問題，進一步深化美日同盟至關重要。今後，期待在安保方面，日本做出更多貢獻”等。
安倍晉三在《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簽署60週年儀式上發言（圖/路透社）
從戰時相互廝殺的敵人到攜手合作的朋友，日美同盟能走過60年實屬難得，但現在的兩國關係也面臨着全新的挑戰，並非“前所未有的穩固”。
新舊安保條約
1945年戰敗後，日本政府先後與美國政府簽署了兩份安保條約，特別是後一份安保條約對日本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1951年，時任日本首相吉田茂與美國政府簽署《日美安全保障條約》（一般稱為“舊安保條約”），規定日本在恢復主權後，美軍有權利繼續駐紮，但駐日美軍的主要目的是維護遠東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並沒有保護日本安全的義務。因此，當時的日本社會一直對此不滿，認為這是一個“不平等”條約。這也為此後日本政府推動修改安保條約埋下伏筆。
為了修改這份“不平等”條約，1957年上台的首相岸信介甚至不惜搭上自己的政治生命。從1959年-1960年，日本發生戰後至今規模最大的“安保鬥爭”，約有數百萬人走上街頭抗議岸信介政權與美國續簽安保條約。儘管民怨沸騰，但岸信介依然在1960年1月19日赴美與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簽署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一般稱為“新安保條約”），並利用《日本國憲法》所規定的“眾議院優先”原則，使該條約在未獲得參議院審議通過的背景下，於同年6月19日正式生效成立。
時任日本首相岸信介在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注視下簽字（圖/AP）
這份新安保條約由10條內容組成，確實比之前的舊安保條約“平等”。除了明確規定駐日美軍的權利和義務外，還增添了近年來多次被關注的第五條——
“締約國的每一方都認識到：對在日本管理下的領土上的任何一方所發動的武裝進攻都會危及它本國的和平和安全，並且宣佈它將按照自己的憲法規定和程序採取行動以應付共同的危險。”
美國奧巴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先後表示“尖閣諸島”（即中國釣魚島）適用於安保條約第五條，使得日本右翼勢力反覆藉此破壞中日關係。正是基於新安保條約，使得日美同盟關係形成，並延續至今。
日本近現代同盟
回顧日本近現代發展，同盟對日本國家興衰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國際政治中，同盟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在外交、軍事、政治和經濟上相互合作的盟約關係。歷史上，確實有不結盟的先例，如英國的“光榮孤立”、美國的“孤立主義”等，但以某種形式締結同盟關係則是國際政治關係的現實，而之所以同盟也是為了彌補本國自身的不足，獲得贊同本國立場或主張國家的支持等。日本歷史上的3次結盟均處於現實利益考量，卻導致了不同的結果。
1902年，日本與結束“光榮孤立”政策的英國締結同盟關係。與英國的同盟，不僅幫助日本贏得了日俄戰爭的勝利，而且還提升了日本在國際社會的地位，畢竟英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日本能夠與其結盟，無疑沾了不少光。
1940年，日本與德國、意大利的結盟。德意日同盟意味着二戰策源地的形成，加速了日本軍國主義的興起，並最終導致日本戰敗，被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佔領。因此，德意日同盟是將日本引向亡國的同盟。
1960年，基於新安保條約的日美同盟則讓日本徹底走上了“輕軍備，重經濟”的發展道路。在美國的“保護”下，日本能夠減少對軍事防衞的支出，專注於發展經濟，從而迅速成為世界經濟大國。
日美同盟危機
當然，由於日本與美國地位、綜合國力的相差懸殊，不僅使得在同盟框架下，日本始終處於從屬地位，而且美國的蠻橫霸道，也導致日美同盟幾度出現危機時刻。
日美同盟的第一次危機應該是1971年7月15日，美國政府突然宣佈尼克松將訪問中國。
當時，日本政府緊跟美國外交步伐，採取對華封鎖政策，與台灣保持“外交關係”。然而，尼克松政府在沒有及時提前通知盟友日本的情況下，突然宣佈將對中國進行訪問，無疑是對日本的一種巨大羞辱。當時冷戰背景使得日本敢怒不敢言，“尼克松衝擊”雖然沒有沖垮日美同盟，但日本第一次切身感受到盟友美國的不可靠。
日美同盟的第二次危機應該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日美貿易戰。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日美之間的經貿摩擦逐漸蔓延至鋼鐵、家電、汽車以及半導體等領域，由此導致美國加強了對日本的打壓。
以汽車為例，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發生後，省油、小型且耐用的日本車受到美國消費者的青睞。根據日本汽車工業協會統計數據，1975年日本對美出口的汽車不足100萬輛，但此後一直保持快速增長，到1985年增長至350萬輛。越來越多的美國消費者選擇日本汽車無可厚非，但美國政府卻認為這嚴重威脅了美國汽車工業發展，於是發動“301條款”對豐田等日本汽車加徵高額關税。
面對美國的打壓，日本政府敢怒不敢言，反而還主動配合美國。比如，日本政府要求汽車自主限制對美出口、鼓勵國民買美國車等。然而，日本政府的做法反而令盟友美國更加肆無忌憚，增加了在半導體、鋼鐵等領域對日本打壓的底氣。特別是迫於美國的壓力，日本政府1985年簽署了《廣場協議》，日元兑美元匯率大幅升值。
簽訂《廣場協定》的五國財長和央行行長
在日本政府的有效“管控”下，日美貿易戰沒有蔓延至軍事安保領域，對日美同盟沒有造成明顯的衝擊，但這卻讓日本人看到了盟友美國霸道蠻橫的一面，從長遠角度而言，這也使得日本人開始質疑當本國真遭遇軍事打擊的時候，美國是否會進行保護。
日美同盟的第三次危機則是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
二戰後，日美兩國政府簽署的新舊兩份安保條約的一大目是在冷戰背景下共同對抗蘇聯。然而，隨着1991年蘇聯解體，日美同盟一下子沒有了“假想敵”，而共同“敵人”消失後，日美同盟也就沒有了存在的必要。這也就是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一度被提起的“同盟漂流”。
不過，日美同盟的這次危機倒是很快被解決了，因為1996年4月日美兩國政府發表了《日美安保聯合宣言》，將“假想敵”從蘇聯換成了朝鮮和中國。
日美同盟的第四次危機則是日本政府尋求將駐日美軍基地移出沖繩。
2009年9月，鳩山由紀夫當選日本首相後，積極履行競選承諾，尋求與美國政府合作將駐日美軍基地移出沖繩縣。然而，沖繩基地的駐日美軍數量在日本全國最多，且沖繩具有重要的地緣價值，日美兩國政府存在難以協調的分歧。
因為鳩山由紀夫執意搬遷駐日美軍基地，所以動搖了日美同盟的根基。最終，鳩山由紀夫因駐日美軍基地搬遷問題而引咎辭職，而此後的民主黨菅直人政權和野田佳彥政權時期的日美同盟關係也始終沒有得到有效修復。
“特朗普衝擊”
今時今日，日美同盟磕磕絆絆地走過了60年，確實不易，但它也並不是看起來那麼堅固，相反迎來花甲之年的日美同盟正面臨着新的危機，即“特朗普衝擊”。
在2016年競選期間以及擔任總統後，特朗普曾多次對日美同盟的“平等”問題表達不滿，認為美國吃虧了，要求日本也需要肩負起“保護”美國的義務。與此同時，特朗普還多次要求日本政府分擔更多的駐日美軍費用，購買更多的美國武器。
然而，通過以上四次日美同盟危機其實不難發現，一直以來大多是日本方面對日美同盟表達不滿，而美國方面鮮少對日美同盟表達不滿。如今，美國總統就與日本的同盟關係進行直接且多次的抱怨與批評，這不僅罕見，而且衝擊力巨大，即使沒有動搖日美同盟的根幹，也會造成一定的裂縫劃痕。
當然，時下美國總統對日美同盟的不滿，究竟是一個歷史的特例，還是一個歷史的開啓，見仁見智。但縱觀歷史，沒有永恆的同盟，則是毫無疑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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