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紹雷：解決經濟難題與四年後政治目標掛鈎，這是普京的巧妙安排

【文/ 馮紹雷】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

當地時間1月15日，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宣佈俄政府全體辭職。16日，總統普京簽署法令，任命現任聯邦税務局局長米哈伊爾·米舒斯京（Mikhail Mishustin）擔任新一屆政府總理，並增設俄聯邦安全會議副主席一職，由梅德韋傑夫擔任此職。

普京、米舒斯京（右）圖片來自新華網

當前形勢很複雜，各方評價也不一樣。一線外交人員提供的信息不僅很紮實，還有前瞻性的策略在其中。今天在座有很多來自北京、上海各地的專家，我儘量提高效率，就目前存在的問題，提一點個人看法，希望能對我們理解當前局勢有所幫助。

首先從這次研討會主題來看，俄羅斯政府現階段改組之後，其改革是否還有調整，主要是經濟和政治兩方面的問題。總體而言，普京經過前面的四年任期，他的路線選擇有較大可能還是會延續下來。當然，我們也會看到不同的爭議，比如經濟領域，最近幾天我看了各方的分析，無論是東方、西方還是俄羅斯國內的自由派、保守派都有不同説法。

第一個就是政府改組的動因之一是由於政府內部有爭議，這是很直接的一個爭議，主要是關於普京主導的國家項目能否實現，有一部分政府內的意見認為沒法實現。這種説法是有根據的，我看了俄方材料，其中一個人叫庫德林，他是俄羅斯國家審計署的領導，我不能説這個人是反對派，他就認為目前的措施沒有辦法解決經濟困難，想要根本性地解決經濟問題，還需要更綜合的措施。庫德林是比較傾向自由派的經濟領導人，他認為俄羅斯要做的事情還更多，遠不限於此。這是庫德林在政府會議之後所發表的話。

但這個過程中，有一個人物馬上凸顯出來了，就是米舒斯京——俄羅斯新總理，他非常明確地提出、包括在就任後的議會致詞中，不光是目前俄國國內宏觀經濟形勢良好，而且俄羅斯現在擁有的財力，已經完全有能力去實現總統提出的國家項目，他講了一些理由，比如宏觀經濟指標比較正常，當然他本人是税務局長出身，所以知道税收情況有所上升等等，這是一個重要背景。另外還有能源價格，大家都知道俄羅斯的整體預算基礎是以40美元為基價，但是能源價格被認為在今後一兩年中將遠遠不止這個價，還會繼續上升，這對俄羅斯的預算是有利的。

除了在短期三四年內、不超過4年，一批國家項目能否實現的問題，還涉及到俄羅斯根本的經濟結構和發展之間的關係，即民生改革、穩定發展，甚至要回到世界前五強的目標到底行不行。俄羅斯曾經宣佈過這樣的目標，但最後沒有完全實現。

當然這個事情也要分兩個角度來看，俄羅斯的能源經濟是大背景，一方面以能源為基礎的經濟結構，沒法走向現在的市場經濟；另一方面，包括普京本人在內也知道要改革當前這種經濟結構，但我也聽他親口説過一句話，至少10年內，能源經濟不能輕易改革。這句話的意思就很清楚了，我們現在還是靠能源過日子。可見，普京在這方面表現得非常慎重，甚至我覺得儘管政府改組，但是普京及其團隊，特別針對某些方面的立場還是很堅定的。比如這次講話中，他對宏觀政策的掌控，對通脹的掌控，堅決地站在央行這邊，要警惕通脹過度。這説明普京跟自由派的納比烏琳娜這批上世紀90年代延續下來的決策圈人士的關係，還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他們之間到底是怎麼回事。

以上的問題，一是關於中短期內經濟指標的實現，二是比較中長期的問題，即結構改革和發展之間的相互關係，普京的抱負能否實現。

另外一個是政治方面的問題。順便補充一句，這次變動究竟是側重經濟還是政治，我覺得不同層面的因素都有；既有當前經濟低迷不振的直接原因所引起，也是普京比較巧妙地將解決經濟難題與2024年的政治目標掛鈎起來。

我可以講一件事，記得是2013年，舒瓦洛夫跟我們在瓦爾代會上有一個小範圍討論，當時西方朋友就問他，您的前任是庫德林，那麼俄羅斯政府今後到底是以什麼樣的經濟理念來推進經濟政策？西方朋友總歸是從比較自由派的角度來提出問題。但我沒想到他的回答和我想象的很不一樣，他説庫德林當然是我的前任，他做了非常卓越的貢獻，我從他身上學到大量的宏觀經濟知識，特別是處理國際金融財務等問題；但他話鋒一轉説，我們現在考慮的不只是一般的經濟學、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我們考慮的是政治經濟學；什麼叫做政治經濟學，他接下來一句話就是鄧小平，鄧小平就是政治經濟學。當中國上世紀80年代後期碰到困難以後，鄧小平用走向市場的方式，使得國家從90年代至今取得了長期穩定的發展，俄羅斯現在思考的就是這樣的問題。

我覺得雖然舒瓦洛夫也不是在最第一線的領導人，但這些想法是普京的領導班子裏面、包括普京本人一直在考慮的問題，他們考慮的不僅侷限於經濟，還有更大層面的問題。

從政治方面來看，首先，從總的方向來看似乎是從總統制向議會制的一個擺動。大家都知道，俄羅斯的總統權力非常大，遠超美國式的總統制，俄羅斯總統不受議會彈劾牽制，總理任命等都是總統説了算，整個俄羅斯包括聯邦一級幹部完全集中起來向中央集權靠攏等，這跟俄羅斯傳統有關。但現在將近20年過去了，一個向議會制方向的擺動出現，無論是政府內閣還是地方長官的任命，可能都會發生實質性的變動。當然，普京還是加了尾巴，這不是否定總統制，總統還得有，至於今後的總統制到底會保全哪些東西，目前還看不清楚，肯定會有一個大的變動過程。普京甚至提出要用全民公決的方式。

我覺得這裏面始終涉及到不同的評價：一種是因為你是專制國家，普京是獨裁者，所以站在這個立場的人，什麼事都是從這個角度出發，一切都是為了普京個人的權力轉移，使普京能永遠穩住江山。特別是國外的評論中可以看到很多批評性的。另一種觀點是，至少要使權力過渡能夠穩定運行，目前乃至今後的權力與政治結構的改變力度太大了。如果鄧小平不是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我們很難設想90年代以來中國會有如此太平的日子。

所以，立場決定了評價，那麼這個立場要回歸到什麼地方？我覺得還是從事實出發，從短線向長趨勢結合起來考慮，這次變動到底怎麼回事，我甚至一定程度上將此稱為憲政改革。

梅德韋傑夫接受採訪，圖自俄塔社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談談具體人事考量。就像梅德韋傑夫當然和普京不一樣；過去有些事情的處理，俄方領導是親自打招呼的。他在處理美國事務上，跟普京本人的想法還是不太一樣的。

不同的領導人肯定有不同的處理事情的方式。再比如這十多年來，我跟普京總統坐在一起開會，至少我在的場合中，從來沒有聽到他奚落中國人，類似“某個國家出口商品那麼多”這種話從來沒有聽過，最多就説“他們是很難纏的夥伴”，這種話無所謂，中國人當然厲害，説明了中國人在談判過程中很頑強，他也會有些抱怨，但是我覺得不過分。

回到本次人事選擇，我認為很大程度上梅德韋傑夫是轉崗。這麼多年，梅德韋傑夫和普京的“二人轉”配合得確實不錯。一個高層政治家起起落落，一會兒在總統位置上，一會兒又跌到副主席身份，梅德韋傑夫還真的挺能“吃苦耐勞”。現在普京把他安排在安全會議副主席的位子上，我想在座的朋友都知道安全會議的重要性。安全會議決定的是大事情，跨部門協作，所以這個位置非同小可。

至於其他人員，不代表現在轉任今後就一定是這個位置，就像米舒斯京以後一定是掌大權者嗎，都為時尚早。為什麼要有四年時間，是騾子是馬，大家都在看，一兩年以後才看得出這個角色行不行。

當然，是回到對這這件事本身的評價。大家情緒上可能很不一樣，這些都很正常，能表達出不同的意見恰恰非常好。我現在比較注意的是，平時比較支持普京的那些人中間有什麼反面意見、批評意見，而那些罵普京的文章中，還有哪些比較贊成的意見；兩個方面反過來看，説不定對我們在思考這個問題時能有比較客觀的立場。

比如，英國著名記者瑪麗·德耶夫斯基，這個人很厲害，非常自由派，該批評就批評，該罵就罵，但此前在倫敦下毒案中，她曾為普京説話，認為倫敦政府根本拿不出什麼證據。而且，這麼多年來她的發言很謹慎，話也不多，從來不拍馬屁，要説就説點比較中性客觀、甚至是告誡性的話。她對這次局勢的觀察是，還是要看後續發展，現在的確一切都歸於獨裁者向普京的“長久國家”轉變，普京要永遠留在崗位上，不是總統勝似總統，西方輿論確實也是如此，但另一方面如果三四年以後我們攤開牌來看，事情是否還是如此、是否對這個國家有點幫助？可能到時候能做出一個更明智公允的評價。所以我也建議朋友們多去看看這些文章，有的很尖鋭，但也很慎重。

此外，還有一些深層次的問題也值得思考。一是，我們對政治體制的評判，從學術角度來看，首先西方民主強調競爭性，那麼競爭性跟穩定性之間的關係該如何拿捏，今後是否會增加競爭性？目前看來會有一點，但最終是否還是黑箱操作或由普京一人掌控，抑或是有一定的程序性安排，仍需觀察。

二是，今後政治變化中的次結構（sub-structure）跟超結構(super-structure)之間的相互關係。很顯然，普京不當總統之後，就會出現了所謂的“次結構”，比如説總理、或是權力大大被限制的新總統，或是議長，甚至是一些地方幹部等等，大量的次結構的功能及其相互間的關係如何，非常值得關注。同時，背後還有一個超結構因素，畢竟俄國人一向有“好皇帝”傳統，可以説即便到2024以後，普京恐怕依然是俄羅斯政壇上最重要、最有影響力的人物，相信各位也會比較同意。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到底會傾向於西方式的、更自由的民主體制，還是更偏向保守主義的民主體制。

最後，我想談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理論跟思想層面的討論。大概2004、2005年時，俄羅斯曾經有過一場小規模的關於國家模式、國家理論的爭論，至少提出兩種不同的對於國家模式的看法。我在俄羅斯的朋友經常給我敲打，其中有一個詞翻譯過來大致是“國家性”，這是個抽象概念。那麼，怎麼理解國家性，一種觀點是，是不是14、15世紀以來歐洲式的“民族國家”模式一直發展到美國式的國家模式，國家建構到此為止；另一種觀點是，應該更多和俄國本土的特性與傳統結合起來，是更強調傳統、更本土化的國家模式，當然並不排斥接受西方國家理論中的好東西，比如普京始終沒有放棄國家建構中的權力制衡。這就跟蘇爾科夫的所謂“長久國家”（long-state）有關聯了。這個展開講太多，在此不多贅述，但值得注意這裏面有兩種國家定位。

蘇爾科夫，圖自俄羅斯衞星社

再往下，就是關於現代性的爭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們學習西方，以歐美為楷模，取得了很大的進步和發展，這一段成就不能抹殺，因為沒有這一段就沒有中國，甚至一定程度也包括俄羅斯。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出現了新的潮流，即“多極化”，一直到新世紀初。我覺得多極化反映了國際社會多樣化發展的現實和趨勢，但我們也曾有過爭論，用“多極化”表達這個過程是不是非常準確的，會不會引起一些誤導呢？

坦率説，我是比較傾向於用“多元化”，避免你死我活的競爭狀態，但多樣化的過程仍非常深刻。所以我主張當前的現代性問題更應該強調安全、多樣性或多元化、可持續發展，這才是我們對未來社會的一個理想所在。什麼是現代性，通俗説就是對未來社會的影響。

最後，想和大家溝通一下最近參加的一些重要會議的情況。比如最近的中美關係會議，這次美方來的人不少，包括此前寫“百人信”的Michael Swaine（中文亦稱史文），他是中美軍事問題的首要專家；再比如包道格，中美關係特別是台灣問題專家，曾任“美國駐台北辦事處代表”（“AIT代表”），我跟他説你以後還是要多説説話，他説我説了現在都沒人聽。

會議給我的感覺是，總體上中美關係有所緩和，但有一個比較普遍的看法，第一階段貿易談判協議簽訂後，中美關係不會有大的好轉，爭論是持續的。而且持續的爭論中有幾個關鍵點是跨不過去的，一個是中美價值之爭，雖然我不大同意這個看法，但美方不止一個學者提出中美價值之爭。第二個是中俄或者中美俄關係，中美俄關係對於中美關係的一個根本性意義在於，中美之間難以跨越的障礙，就是由於中俄關系的存在，好幾個人對此都有不同角度的表述。

總而言之，我們在通過分析俄羅斯政壇人物變動來把握大國走向時，應該更準確地把握他們的實際情況。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比如，原來俄羅斯有一些長於競選的專家，現在當了領導，能否適應當前的更加深刻而重大變化，還是一個問題，也是一個過程。

想起一句話，“人還在，錢沒了”，這最痛苦，對俄羅斯來説“人還在，權沒了”，肯定也很痛苦，但更危險的是“人沒了，權還在”，一旦今後普京的影響消失了，但原來總統的權力還在，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就像剛才各位專家所討論的，從現在到2024之後會有一個逐步過渡。另外，現在全世界似乎正在出現一種轉型，不僅在東亞地區還包括東歐，波蘭、捷克都被稱為所謂的“威權”，權力集中趨勢正在出現。之前俄羅斯的一位東盟專家跟我説，今後十年東盟這個地方還是“威權主義”，這個趨勢在蔓延。但另外還有一個相對立的趨勢，是大量抗議運動，從茶黨佔領華爾街，黃馬夾，中國香港、台灣地區等等，在信息社會下，年輕人要自治，自己決定自己，賺錢也不管了，“為什麼我不能有這樣的待遇和空間”，這種情緒傳播極快。所以現在是兩個趨勢同時出現，如何處理，今天討論俄羅斯2024年可能也會給我們一點啓發。

中俄不光是睦鄰，而且都是大國、甚至超大規模國家，這一規模的國家舉手投足間都有很大影響，所以中俄若只是睦鄰關係恐怕壓不住，肯定會有外溢效應釋放出來，關鍵是如何把握。去年我們提出中俄關系要有內生性的發掘，第一中俄關系質量還遠遠不夠，説空話比較多，要夯實，第二不要過於針對第三者，我們可以是防衞型的反擊，人家惹你了，可以聯合起來做出反應，但原則上應該做到真心誠意地不針對第三者。我最近常説，中國外交要現代化，這是有根據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推動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外交工作也要現代化；這句話包含的意思很多，我們要不斷提高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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