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布裏埃拉·普萊紹娃：捷克與斯洛伐克分道揚鑣後，對華戰略走了兩條不同的路
【文/加布裏埃拉·普萊紹娃 譯/觀察者網 武守哲】
中捷雙邊關係的歷史充滿了波折
如果我們仔細考察一下中捷關係的歷史，就會發現兩國的外交充滿着各種波折和起伏，不停地陷於“巨大期望-極度失望”的循環怪圈中。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捷克斯洛伐克是向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提供武器和工業設備的主要供應國之一。但是，中捷關係達到一個小高峯是在1950年代。彼時新中國剛剛成立不久，1949年10月上旬，捷克斯洛伐克是東歐和中歐各國中最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個國家之一。
三年後，雙方在北京就貿易、科學、教育和文化等議題簽署了雙邊條約。此後，朝鮮戰爭爆發，中國大陸與西方的某些傳統聯繫被切斷，新中國和蘇聯及東歐在貿易、技術領域因為一些客觀原因走得更近了。
捷克斯洛伐克對華保持某種程度上的政治親和力，部分原因出於對中國歷史經驗的陌生感。從地緣角度看，雙方長期以來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利益糾葛，二戰之前兩國有着以工業產品進出口貿易為基礎的外交傳統，催生了捷克斯洛伐克對華的政治浪漫主義情緒。1955年至1957年，與中國的雙邊貿易量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對外貿易統計中暫時排名第三（緊隨蘇聯和東德）。
但捷克斯洛伐克希望加強與中國關係的期望卻很難落實到現實層面上。該國代表團屢次抵達中國訪問，中國高層政治人物如周恩來和劉少奇儘管多次承諾回訪，但卻從未對布拉格進行過訪問。50年代末之後北京與莫斯科之間日益緊張的局勢，也削弱了捷克斯洛伐克與中國和解的可能性。後來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嚴重破壞了捷克斯洛伐克與中國高速發展的經濟關係；文革期間，兩國關係甚至在原本就不很融洽的基礎上進一步降温。不過有兩點值得注意，文革時，中國官方正式肯定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自由主義改革的大膽嘗試，並強烈譴責蘇聯領導的華約組織對“布拉格之春”運動的鎮壓。
1959年中國人民郵政發佈的“中捷郵電技術合作”郵票
1970年代，儘管北京方面軟化了對東歐的強硬戰略，並試圖將其影響力擴大到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等國，但捷克斯洛伐克卻扮演了莫斯科反華衞星國的角色。與越南的緊密政治和經濟關係，以及支持蘇聯在聯合國安理會中對中國的批評，讓捷克斯洛伐克這個非常任理事國加深了與北京方面的隔閡。
1979年爆發了中越邊界衝突，莫斯科和布拉格都聲稱這是“中國對越南的軍事入侵”，並呼籲對中國實施國際制裁。這是中捷關係出現第一次真正的危機。當時捷克斯洛伐克秉承了僵化的“新斯大林主義”，極大地延遲了布拉格方面對中國改革開放開啓新局面的及時外交反應。
不過，在1984年北京在中歐啓動了一項新的外交倡議，派遣了由李鵬總理率領的代表團前往東德。在這個背景下，波蘭和匈牙利的外交官開始頻繁訪華。
1980年代的後半段是中捷歷史上的一段蜜月期。雙方議會（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團之間的交流以及各級政府部門的互訪在1987年達到高潮。政治聯繫的緊密伴隨着貿易、投資、軍事、文化和學術合作的加深。1989年11月上旬，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長賈羅米爾·約翰內斯到達北京，向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李鵬總理以及外交部長錢其琛保證，捷克斯洛伐克不會追隨美國的步伐，在外交上孤立中國。
捷克——意識形態至上的外交
中捷蜜月期隨着“天鵝絨革命”而終結了。
天鵝絨革命時期的布拉格街頭
捷克斯洛伐克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Vaclav Havel）在1990年1月1日的電視講話中宣佈要重塑國內民主局面，而且在演講中，他提到未來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政策將基於道德價值觀。不過總體而言，此事當時並未引發中國國內研究國際關係問題專家的廣泛關注。
儘管如此，布拉格邀請一些中國“異議人士”訪問，引起了兩國外交關係的緊張。1990年，哈維爾是全球各國第一個邀請達賴喇嘛訪問的國家元首。
但1990年代初的“道德外交”並不完全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主流政策。同時，中國也在努力與布拉格保持政治和貿易關係的連續性。1990年，捷克斯洛伐克副總理瓦茨拉夫·瓦雷斯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中捷經濟、科學和文化關係研討會，並會見了李鵬總理。 1991年，雙方外交活動繼續有條不紊，外交部副部長馬丁·帕盧斯和錢其琛副總理在三個月內分別在布拉格和北京會面。
隨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團確認外交部長瑪麗安·卡爾法（Marian Calfa）會在短期內訪華，而且會議還達成了中捷持續雙邊貿易合作意向。可以説，1990-1991年間這些忙碌的外交活動，雖然也伴隨着兩國關係偶爾動盪，但並沒有因為一些雜音影響捷克斯洛伐克與中國關係的大局。北京方面的外交底線只受到了布拉格當局的零星挑戰。
1993年，捷克斯洛伐克分裂為捷克共和國和斯洛伐克共和國，北京迅速承認了這一局面，並承認了之前由原捷克斯洛伐克對華締結的雙邊條約，不過中國官方沒有明確表態如何看待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
1993年，捷克斯洛伐克分裂為捷克與斯洛伐克兩個國家
1997年，捷克議會（眾議院）提交了中國的人權問題議案，充分辯論後最終傳達給了捷克參議院（上議院），按照捷克的政治體制，參議院的權力較小，話語權不如下議院。儘管中國方面對此強烈抗議，並拒絕對參議院的某些外交官發放簽證，但中國的人權議案還是於1998年3月通過了，當時該決議的主要支持者不僅有哈維爾總統，而且還包括一些捷克參議員，如揚·魯姆（Jan Ruml），邁克爾·贊托夫斯基（Michael Zantovsky）和曾接見過達賴的彼得·皮薩特（Petr Pithart）。
2008年，有348個捷克城市參與過所謂的“西藏人權運動”。捷克綠黨議員馬丁·伯斯克（MartinBursık）當選為副總理和環境保護部長，成為內閣第一位公開支持藏獨的捷克部長。2009年9月，捷克議會議員代表團進入捷克議會，大鬧了會場，中斷了原本定下的中捷雙方大使的合作項目。在政府層面之外，儘管雙方有民間外交關係網絡，但中國政府沒有對捷克政黨（例如以經濟為導向的遊説團體）發揮足夠的影響力。
哈維爾上台成為捷克總統之後，中捷關係降到了冰點
不過在國際公共場合和會議上，捷克從未對“藏獨”活動給予明確支持。捷克工業部發布的“2006-2010年捷克出口戰略文件”認為，應該在堅持國家利益的基礎上保持對華一般性政策。捷克政治精英也從未就中國的人權問題達成共識，雖然對中國持批評態度的個別政客得到了捷克媒體的大力吹捧，但引發捷中關係最大危機的其實是涉台問題而非西藏。
1995年7月，捷克總理瓦茨拉夫·克勞斯（Vaclav Klaus）在布拉格與台灣“副總統”連戰私下會面，第二天，哈維爾總統“私下”接待了台灣客人。
隨後總統哈維爾在10月份的聯合國新聞發佈會上口頭表達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遭到中國駐布拉格大使言辭激烈的抗議。在非官方體制下，捷克-台灣的關係也在慢慢升温。隨後幾年，台灣成為捷克在亞洲的第二大投資來源地，僅次於日本。台北經濟文化館在布拉格還搞了一個辦事處（1993年）。1996年，蔣經國國際漢學中心在布拉格的查爾斯大學（Charles University）掛牌成立。
儘管捷克為了嘗試對華擴大貿易和投資，官方會把台灣問題從文件中刪除，但與台北聯繫已經嚴重影響了雙邊關係的發展。
198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依然施行嚴格的國家控制經濟體系，這種經濟發展模式已經越來越落後於中國。與此同時，中國已經開啓了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開放。捷克的“新民主”試驗與亞洲國家加強經濟合作的期望產生了矛盾。
儘管1990年代的捷克政府堅決奉行新自由貿易戰略，這雖然有利於他們發展與歐洲其他國家的經濟關係，但對華政治上的擺盪導致捷克對中國逆差自1993年之後一直在穩步增加。2007年達到30億美元，2009年則超過了96億美元。
尤其是該國出口的塔特拉（Tatra）卡車及其在中國組裝的零件，包括斯柯達汽車和其他機械商品。其中還有最大的合作項目：山西神頭神頭熱電廠。捷克斯洛伐克的供應商在1980年代通過談判，探討了兩個500兆瓦的能源合作計劃。1989年11月，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又提出了擴大協議，1990年後，塔特拉卡車和斯柯達汽車出口成為捷克和斯洛伐克對華商貿談判戰略重點。
有捷克斯洛伐克投資背景的山西神頭熱電廠
1999年，捷克剛剛成為北約會員國。中國和俄羅斯在南聯盟問題上反對北約轟炸塞爾維亞。2000年，經過曠日持久的談判，雙方最終簽署了一攬子能源協議。神頭計劃由捷克出口銀行提供擔保，最終價格從最初要求的400萬美元降低到了100萬美元。
1990年代，許多捷克的製造商都試圖在中國建立合資企業，但是其中大多數（尤其是以前的國有企業）都因為同樣的原因而失敗。中國市場供過於求，競爭激烈，讓駐華的外國貿易商困難重重。有一個具體的貿易合同案例值得一提：捷克的視頻監控系統品牌Vera尋求出口，引起了中國軍界的興趣。然而，這筆交易遭到了美國總統布什的親自幹預，當時的捷克總理弗拉基米爾·斯皮德拉（Vladimır Spidla）最終還是取消了該決定。
捷克和斯洛伐克經濟外交試圖減少出口劣勢和貿易逆差，但效果不是很明顯，這對捷克的紡織品、鞋類和皮革製品造成了嚴重破壞性的影響，而這些產業恰恰是1989年前的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工業之一。
捷克的經濟戰略帶有相當程度的對浪漫中國形象的痴迷，擔心在世界上發展最快的經濟體面前失去機會，雖然政界保留了較為濃重的“道德價值外交”的痕跡，但為了經濟發展，捷克不得不通過商界精英訪華以獲得中國的青睞。
瓦茨拉夫·克勞斯（Vaclav Klaus）繼瓦茨拉夫·哈維爾（Vaclav Havel）當選總統後不久，於2004年訪華。
2004年4月16日，他在大型企業代表的陪同下，對中國進行了前所未有的為期11天的長期訪問。克勞斯（Klaus）宣佈訪華前，他決定將採取截然不同的更務實的態度對待同中國的外交，拒絕哈維爾的“持不同政見者的彌賽亞主義”和他的“傲慢的道德和小政治挑釁”。然而很遺憾的是，克勞斯的訪華計劃準備不是很充分，出現了一些偏差。首先，他的訪華之行與朝鮮領導人金正日來華大約在同一時間舉行，風頭被金正日蓋過了；其次，克勞斯本人帶有“歐洲懷疑論”的傾向，選擇在沒有等到捷克加入歐盟之前（前兩週）訪華，換言之，捷克代表團是以非歐盟國家的身份抵達了中國，最終，捷克高層此次訪問效果很一般，只是例行簽署了三項雙邊協議和對未來商業項目的一般性口頭承諾。
2019年9月26日，捷克共和國駐華大使館在北京舉辦捷克國家日招待會和捷中文藝沙龍活動
聰明而務實的斯洛伐克
與捷克的戰略一樣，斯洛伐克的對華外交政策也非常看重於與中方的頻繁會晤。但是，斯洛伐克用來改善與中國的經濟關係的手段有兩個更鮮明的特徵：授予中國駐斯洛伐克大使榮譽市民稱號，對諸如人權等對中國敏感的問題採取更謹慎的態度。
1993年至2008年期間，斯洛伐克奉行與中國進行深入政治接觸的政策。與亞洲其他國家的關係相比，斯洛伐克對中國的關注度異常高。例如，在此期間斯洛伐克派出9個高級代表團到日本，大韓民國派了6個代表團（日本和韓國是斯洛伐克的最大投資者），只有4人去了印度。
但在此期間斯洛伐克有過八次對中國的正式訪問。包括總統、總理、議會議長和外交部長以及眾多其他公共官員。這些政黨代表大多是左翼政黨Smer（方向黨），Hnutie za Demokraticke´ Slovensko（民主斯洛伐克運動黨）和SDL（民主左翼黨）等等。Smer黨的領導人兼總理羅伯特•菲科（Robert Fico，2006-2010年）曾三次訪華，最後一次是在2007年。1995年，在弗拉基米爾•梅恰爾（Vladimır Meciar）總理的領導下，斯洛伐克議會的一些成員甚至與中國建立了特別的“友誼小組”。而他的政治對手米哈爾•科瓦奇（Michal Kovac）就很不明智，他主張與台灣代表建立聯繫。
除了經常訪問外，中國駐斯洛伐克大使也獲得了很高的榮譽。唐三清、陶妙發、袁桂森等三位即將離任的中國大使被授予二等白色雙十字勳章。正如外交部部長米哈爾•科特曼（Michal Kottman）所指出的那樣，這是斯洛伐克希望與中國建立良好關係的標誌。
此外，歷屆斯洛伐克政府都採取措施，避免在一些不必要的話題上引起中國的負面反應。斯洛伐克政府官員幾乎從不在人權問題上説三道四，執政聯盟和反對黨代表都恪守這一政策。總統米哈爾•科瓦奇（Michal Kovac）和外交部國務卿Jaroslav Chlebo也只是呼籲雙方就人權問題保持對話。
斯洛伐克獨立後的首任總統米哈爾·科瓦奇（@倫敦晚郵報）
達賴喇嘛於2000年應薩摩林小鎮的At Home Gallery邀請訪問斯洛伐克時，斯洛伐克四位最高政府代表都不願意與他會面。
以非官方身份出面的14個斯洛伐克非政府組織以及幾個知識分子給總理米庫拉斯·德祖林達（Mikulas Dzurinda）寫了一封信，鼓勵他改變態度，但他們的呼籲沒有得到回應。斯洛伐克外交部甚至主動問達賴住在哪個酒店，嚴令酒店管理員不得懸掛藏獨旗。
甚至斯洛伐克的一些主要教會，特別是天主教教會和新教教會，都在人權議題上和西方喜歡炒作的宗教自由問題上保持沉默。不過話説回來，斯洛伐克的民間組織總體上也很少關注中國。這是因為出於歷史和文化聯繫的原因，斯洛伐克非政府組織的活動主要集中在巴爾幹、烏克蘭和白俄羅斯，有關中國的政治議題也很難在民間有什麼呼應。
2000年後，新獨立的馬其頓與台灣當局意外地建立了外交關係，拉脱維亞也有跟隨的意向。而斯洛伐克卻始終如一地堅持“一箇中國”政策，並警告説，“任何破壞中斯洛伐克友好關係的企圖都將面臨”失敗。
台灣當局當時在包括布魯塞爾在內的許多歐洲城市都已經設有許多辦事處，但斯洛伐克仍發表了這一聲明。
有趣的是，中國駐布拉格大使館根本沒有評論台灣當局駐捷克辦事處的成立。
2007年1月，當聯合國安理會投票表決是否要制裁朝鮮時，中國投了反對票，而捷克投了贊成票，很快便受到了中國的懲罰。捷克希望成為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中國不但不支持，反而力圖説服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聯合反對捷克，轉而支持不是很靠攏西方的克羅地亞。
捷克在北京奧運會期間批評中國的西藏政策，託波拉內克還揚言呼籲捷克代表團退出北京奧運會。 捷克外交部長卡雷爾·施瓦岑貝格（Karel Schwarzenberg）於2008年4月對法訪問期間大放厥詞，認為奧運會不應該在非民主國家召開。
在捷克作為歐盟輪值主席國期間，雖然克勞斯總統（他是最親中國的捷克政客之一）一直要求保持對華友好關係，但捷中關係沒有取得重大進展。
捷克的主要貿易伙伴，出口方面，中國佔的份額很少（@中歐經濟觀察）
2009年6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了俄羅斯、克羅地亞和斯洛伐克，斯洛伐克成為胡錦濤主席此次出訪的唯一一個歐盟成員國。所以説，斯洛伐克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政策取得了豐富的成果。胡錦濤還會見了斯洛伐克的中國企業家代表團，他們對投資建設斯洛伐克的公路和鐵路的熱情很高。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讓斯洛伐克成為了中國人投資的理想地點，因為斯洛伐克不僅是歐盟成員國，有着穩定的政治和經濟環境，而且税率低，勞動生產率高。
歐盟的加入也增強了捷克共和國和斯洛伐克的投資吸引力。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第一筆對捷克投資——長虹歐洲電力公司（Chonghong Europe Electric）與捷克PPF集團於2006年合作成立了合資企業（即捷克加入歐盟兩年後）。2006年，聯想和華為作為全球最大一批IT服務供應商，在布拉迪斯拉發開設了辦事處。
不過總體而言，儘管作為歐盟成員國，兩國的外交政策目標都希望加強與中國的雙邊關係，但兩國的具體做法仍存在分歧。
自2006年託波拉內克（Mirek Topolanek）右翼內閣上台後，捷克共和國便在外交事務中奉行跨大西洋外交政策取向。當屆政府批准在捷克建立美國雷達基地，以作為美國導彈防禦系統的補充部分（還包括波蘭的反導基地），這立刻引起了俄羅斯的不滿。
捷克在北京奧運會期間批評中國的西藏政策，託波拉內克還揚言呼籲捷克代表團退出北京奧運會。
捷克外交部長卡雷爾·施瓦岑貝格（Karel Schwarzenberg）於2008年4月對法訪問期間大放厥詞，認為奧運會不應該在非民主國家召開。
在捷克作為歐盟輪值主席國期間，雖然克勞斯總統（他是最親中國的捷克政客之一）一直要求保持對華友好關係，但捷中關係沒有取得重大進展。
與捷克的做法相反，在此期間，斯洛伐克的外交政策繼續採取低調務實的態度，避免可能在敏感問題上觸怒中國。斯洛伐克總理羅伯特·菲科（Robert Fico）公開批評美國的導彈防禦項目；與捷克總統不同，斯洛伐克總統加斯帕羅維奇（Gasparovic）出席了2008年奧運會的開幕式。
斯洛伐克前總統加斯帕羅維奇和參加北京奧運會的運動員合影（@SME）
結論
我們不得不説，中國人對捷克和斯洛伐克這兩國的看法依然比較獨特，主要考慮到這兩國是前蘇聯的衞星國。儘管如此，加入歐盟之後，兩國地位還是在中國眼中提升了存在感，至少達到了值得中國人領導人訪問的水平。
查閲中國外交部的官方網頁，兩國均被標以“歐洲地區”；而在此之前，它們被視為“歐洲和中亞地區”，和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歸為一類。
1990年代，兩國都曾努力提升與中國的商貿關係，即使他們都成為歐洲兩大領先汽車品牌的設廠地，但在獲得其產品在華的進口許可證方面仍然面臨諸多障礙。
最近幾年的政治經濟形勢一再表明，整個歐盟更加依賴共同且穩固的歐中政策。但是，捷克和斯洛伐克是否會聯手，為歐盟對華共同政策做出實質性貢獻，目前看來前景並不明確。
不管如何，兩國都希望在“巨大的中國市場”面前分一杯羹，但經濟合作受到政壇換屆帶來的不穩定因素的一系列影響，兩國都夢想得到中國的“獨寵”，但顯然斯洛伐克領先了一步。
（本文原載《中歐觀察》（Central Europe Observer）2019年第三期），略有刪節）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