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多夫·庫塔納：在謠言滿天飛的世界，如何追求真相？
（文/克里斯多夫·庫塔納）
我們應該放縱社交媒體亂象橫生，讓它們野蠻生長。因為它們打破的真相是需要被打破的。
最初，我們擁抱這種不受控制的媒介的時候，心中是滿懷希冀的，對吧？它賦予原本只能看電視和讀報紙的人一種權力，使他們繞開審查者，讓更多人傾聽自己的聲音。那時，西方樂於見到這種聲音的力量在伊朗、突尼斯和埃及等地展現出來。
但現在，這種希冀很大程度上變成了恐懼。他們害怕的是：仇恨和謊言似乎在不受控制地擴散，謊言深入人心，聽上去竟比真相還真。所以我們得趕緊做點什麼，得插足社交媒體，得把它們監管和控制起來，得從謊言之下拯救我們的真相。
真這樣做就錯了。
克里斯·庫塔納的TED演講《在社交媒體時代尋找真相》
我們把時間都花在討論謊言帶來的問題上，謊言的確是個問題，但我們卻在一葉障目之下看不到更大的問題。我們付出更大的代價、面臨更大的危機是什麼？是我們的真相。在社交媒體曝光之下，真相是如此孱弱，就連明目張膽的謊言都比它有生命力。
真相的墮落不是從社交媒體時代才開始的，而是從大眾傳媒時代就開始了，因為從那時起，與許多工業產品一樣，真相的製造成為了一個大規模的產業：宣傳、廣告、公關……
大眾傳媒時代讓人明白一個道理：最簡單的真相是最好的真相。因為這樣的真相方便我們以全新的規模對其進行包裝和銷售。
但別忘了，我們在説真相。按理説，真相應該是我們所能追尋的最難捉摸、最美麗、最震撼的東西。真相是什麼？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知道答案，因為按理説真相應該是高於我們本身的現實。要追尋真相，我們需要聯合起來，共同去尋找它。沒有這種共同的追尋過程，我們都是孤獨的，因為我們都陷在自己的視角里無法自拔。這就是真相。
然而在大眾傳媒時代，真相完全變樣了。它成了一種我們根據工業配方大量炮製的廉價商品，一種產品。就連這種配方也簡單得近乎荒唐：隨便一條信息，內容不重要，往裏面填塞專家觀點和數據，用正義感把它包裝起來，或許再加一點“污”的元素，然後通過渠道將成品反覆傳播。喏，這就是真相。這種真相足以讓你相信抽煙可以減肥，足以讓我們相信龐大的命題，比如“全球化是件好事”。
不要誤會，全球化確實是件好事，這個命題是真的；但如果刻意隱去許多注意事項，這個命題也可以是假的。問題在於，那些注意事項去哪了？關於全球化的全部真相是什麼？其中哪些地方在刪繁就簡時被忽略了？書店裏書架上擺滿了各種經濟理論書籍，它們都在寫當世界經濟糾纏在一起的時候會發生什麼。這裏涉及極其重大的政治抉擇，比如賺了錢我們要如何共享，虧了錢要怎麼分擔，這個問題裏的“我們”又該如何定義，是區、國家、地區還是人類？這還涉及到重大的哲學問題，比如在這個星球上我們的終極追求是什麼，是消除貧困、創造財富嗎，是擴大個人自由嗎，是鞏固社會秩序嗎，我們這輩人為了兒輩孫輩要不要考慮自然環境？這些都是多麼美麗的問題啊！
就個人而言，我願意生活在一個人們共同探尋這些答案的時代，想象一下我們能從彼此身上學到多少東西，我們作為一個文明體又會取得多大的進步！但在大眾媒體最鼎盛的時代，全球化這個旨在重塑人類的龐大工程被包裝成一個無可避免的過程，在每個信息渠道被反覆推廣。多麼悲哀！我們這樣做，相當於怎樣的自我剝奪？
今天，距離人類進入社交媒體時代已經過去了十年。現在人人都在學着當主播，我們為社會對話加入了許多新的聲音。這是件好事。但我們沒有為信息增加複雜性。不但沒有，信息反而在變得更加簡單化。我們現在選舉的民粹分子在簡化事實方面堪稱大師。當今社會已經被簡單真相淹沒了。
越來越明顯的是什麼？是我們終止真相墮落需要明白的兩件事。第一，真相的配方已經一文不值。大眾媒體把真相製造變成一個如法炮製的流程，社交媒體把這套配方交給了所有人，所以現在人人都可以躲在地下室製造真相。不是嗎？通過填塞觀點和數據進行量產，結果我們製造出許多相互矛盾的真相，破壞了公眾對專家和數據的信任。所以這套配方已經不值錢了，我們用的越多，它的説服力就越差。
另一件變得很明顯的事是，簡單真相只會適得其反。在大眾媒體時代，簡單真相是最好的真相，它的傳播力最強、覆蓋面最廣。但現在我們發現，簡化真相從另一個角度來説，就是通過省略製造謊言。過去，沒人關注這種省略，從最終產品中被省略的部分是沉默失聲的。但現在，被省略的每一條東西都會找到發聲的渠道。你可以抓住每個機會嘲笑我是“主流媒體”，批評我的事實是“假新聞”，這樣你就能搶走我的粉絲。
社交媒體時代讓我們明白一個道理：真相的製造過程越簡單，它就越容易被忽略、被眾人否定，因為它無法反映人們的現實。接着，人們就要辨析屬於自己的真相。當我們都這麼做，都從自己的視角出發去簡化真相，那麼真相和謊言之間的區別就成了視角差異的問題。
媒體通過填塞觀點和數據量產許多相互矛盾的信息，破壞了公眾的信任
這就是我們今天面臨的情況。由於社交媒體的存在，過去足以説服彼此的配方今天誰也説服不了，過去有利於團結所有人的真相今天只能令部分人信服，另一部分人則會被疏遠。
所以我們共同擁有的真相已經被打破了。它已經破碎了，儘管可能看上去仍然很美，但它對這個世界毫無幫助，無法發揮原本應該發揮的作用。我怎麼看？我對它説“好走不送！”它配不上我們，但給我們遺留了一個問題：現在要怎麼辦呢？
現在，刺激的來了，我們可以做一次全新的、重大的抉擇：未來如何與真相相處？我認為我們只有兩種選項。
一、我們可以宣佈真相已死，我們需要為誠意另尋一處來源，那就是我們的羣組。許多人已經做出了這個選擇，他們購買羣組裏其他人購買的東西，相信羣組裏其他人相信的東西。結果人們發現，透過羣組吃入的信息變得更香了，它們吃起來更正宗地道，遠超以往大眾媒體工廠炮製出來的東西。這也是民粹主義者目前佔上風的原因。但這樣做的弊端在於，如果我們宣佈真相已死，那麼民主也就跟它一起死了。因為沒有真相就沒有超越我個人信仰的現實，選舉就成了比賽誰嗓門最大，大家都自以為是，於是權力交接就沒法和平進行。
我個人不太喜歡第一種選擇，所以再看看第二種選擇，那就是復活真相。也許用某種辦法，我們可以逆轉一個世紀以來的趨勢，即人們相互販賣簡單真相，轉而一同啓航去大舉探尋超越我們本身的真相，然後彼此扶助着去理解它。我們需要弄清如何利用美妙的社交媒體，去共同構建更宏大、更復雜的真相，而不是用瑣碎的真相敲打對方的腦袋。
我不會假裝自己知道我們應該怎樣做才能走到這一步。這是必需的一步，我們所有人都必須停止假裝知道答案。不過，請允許我提議從何處開始。我們必須從深層的地方開始，因為這本身是個深層次的問題。
如果我們想共同構建一個渴望複雜真相的社會，那麼我們需要把證據拆分開。大家都很熟悉三權分立，在自由社會里立法、行政和司法機構相互獨立，只有不同權威機構共同合作我們才能確定什麼是對、什麼是錯。真相也一樣，我們得拆分證據，確保沒有哪種視角——不論是經濟、科學、歷史、文化、哲學還是心靈視角——都不足以界定真相。只有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互為補充，我們才能共同界定真相。
這些證據有的是正式制度，比如新聞學、學術機構、宗教或維基百科；有的則作為傳統或價值觀存在。如果這些證據各自堅固且彼此獨立，它們都將為我們掌握的真相注入複雜性，以及健康劑量的懷疑。但如果媒體的廣告收入決定了記者的報道；如果仕途受科研成果影響的政客可以決定大學研究經費；當我們給價值觀打上價格標籤，比如用投資移民販賣公民身份；當我們允許證據過於集中的時候，便製造出一種風險：我們不再相互販賣簡單真相，而是滿足於簡單真相併開始追求它。
三權分立如果失效會產生什麼後果？當權的總統就會變成騎在我們頭上的暴君。證據拆分如果失效會產生什麼後果？我們本來持有的觀點就會成為騎在我們頭上的暴君。如果我們準備從現在開始走出一條新路來，這就是亟待解決的最深刻的問題。我們必須想清楚，要如何拆分證據，要如何為健康的懷疑製造空間，要如何確保真相涵蓋大量的複雜性？
好消息在於，拆分證據的辦法不難找。一個國家可以在憲法裏保障學術自由，一個社羣可以信任一份他們眾籌支持的當地報紙，我們可以遇到許多以不同方式看待世界的人並與他們交流，在社會里培育一種健康的懷疑並不難。
困難在於，我們不想這樣做。對吧？我們面臨一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抉擇，讓真相死亡還是復活？結果我們選擇讓它當殭屍。我們現在所擁有的真相已經破碎，但我們仍然對它抱着不放。對此我特別理解，誰不喜歡簡單性，誰不喜歡確定性？誰喜歡複雜性，誰喜歡懷疑？我們就是喜歡用簡單真相彼此鬥來鬥去。如果我們選擇走這條路，那麼老實説社交媒體時代真正的問題不是謊言過於強大，而是我們都滿足於孱弱的真相。我們通過抑制謊言來保護孱弱的真相，比如要求臉書保護我們一文不值的“真相”配方。
另外，我們也得誠實面對負面因素。如果我們滿足於當前掌握的真相，那麼我們就接受了永遠生活在對社交媒體的恐懼裏。對此我無法接受，大家也不應該且不必接受。那麼怎麼辦呢？就讓社交媒體亂象橫生，這樣才能逼着我們共同去追求更茁壯的真相。
謝謝！
（觀察者網楊晗軼譯自作者TED演講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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