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孟：離開武漢返鄉，我都經歷了什麼？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田孟】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狀況時刻都在發生變化，無時無刻不牽動着廣大民眾的心。從疫情爆發至今，城市地區、特別是作為疫情首發地武漢市引起了公共輿論的特別關注。近幾日，隨着客觀形勢的發展與演變，中西部地區農村的疫情防控狀況也開始越來越成為社會關切。
農村地區的疫情防控工作是如何做的？在這裏，筆者介紹一些自己的觀察和經歷。
從武漢返鄉
我與妻子是在元月17日乘坐高鐵從武漢返回家鄉的。由於岳母家一位長輩不幸摔倒，我們決定先去她孃家看望，順便提前拜年；在除夕前趕回我家，年後直接回單位上班。
早在2019年12月30日，我便已經注意到了武漢市衞生健康委員會發布的一份題為《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的文件。由於近年來對醫改有較大的研究興趣，故而我在此後也一直關注有關新聞報道，對此次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並不陌生。
返鄉前夕，我已經注意到了新型冠狀病毒具有“不排除有限度人傳人的可能”、但“持續人傳人的風險較低”的基本特徵。此時的心態是相對輕鬆的，總覺得這個新病毒離我還很遠，相信很快就會解決。當時我分析認為，校園裏臨近考試，人員流動小，應該不會有什麼風險；對我而言，最大的風險是高鐵站，但只要在高鐵站裏快速進出，也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
上車之後，我基本上就解除了對此次肺炎疫情的警惕。到了懷化南站之後，我們乘坐汽車到了J縣。一路上並沒有感到異樣。到家之後，稍事休息，便去看望了長輩。
沒想到的是，在20日至21日，有媒體報道稱：武漢市已經有十餘名醫務人員被感染了，而國家也將此次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列入了法定乙類傳染病，並按照法定甲類傳染病進行防控，我們這才開始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儘管我們並未出現任何的有關症狀，但還是增加了一些警惕心。我們在藥店買了一些口罩，並儘量避免外出，在家中自主隔離，隨時測體温。由於體温一直正常，且未出現乾咳、氣短等症狀，所以在此期間，我們也參加了幾次家庭聚餐。
我們計劃於元月23日從J縣回到M縣。在此前夕，我們得知，湖北省已經啓動了突發公共衞生事件Ⅱ級應急響應，而國家衞健委高級別專家組專家（鍾南山、曾光等）也建議民眾“能不到武漢去就不去，武漢人能不出來就不出來”。除此之外，武漢市也將在23日“封城”。
諸如此類的“重磅消息”，讓我們進一步意識到了此次肺炎疫情的嚴重性。為了避免給家鄉父老鄉親和自己造成不良影響，我們沒有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而是委託家人的私車，專門將我們倆人送到了M縣老家。在此期間，我們全程戴了口罩，且沒有與其他人接觸。
顯然，在23日以前，我們主要是通過官方和主流媒體瞭解此次新型肺炎疫情的相關情況，對疫情的防控也都是隨着自己所獲得信息的變化而做出改變，具有典型的自發性。
今天提倡不出門不拜年
村民小組長
也正是在我們回到M縣老家的那一天，湖南省針對此次新型肺炎疫情啓動了重大公共衞生事件Ⅰ級應急響應。在我們到家的當天晚上，就親身體驗到了何謂“Ⅰ級應急響應”。
我們大概是在23日的下午4點回到家。在家裏簡單整理了一下行李和房間之後，就到了晚飯時間。正在吃晚飯，我們村的村民小組長便來到家裏。村民小組長的主要來意是登記近期返回到本村人士的基本信息。其中的內容包括：姓名、電話號碼、身份證號碼、現住址、返鄉前地址（特別關注武漢）、返鄉日期、檢測情況（身體是否出現不適）等基本信息。
我們村是一個有1600餘人的山區大村，下轄4個村民小組，也是4個自然村。各自然村之間的距離並不算近，最遠的距離約有2公里。單個自然村的居住較為集中。我們3組有250餘人，以田姓為主，約佔70%以上，並且是一個宗族，其他雜姓與田姓也有姻親關係。
村民小組長今年有50多歲了。他的四個女兒都已成家，徹底完成了人生任務。他敢説直話，熱心助人，是大家公認的大廚，遠近的紅白喜事，幾乎都請他掌廚，深受歡迎。掌廚往往都是義務勞動，因此也耽擱了他自己很多的時間，但也由此得到了大家的認可。他以前主要是打魚和種田，女兒都結婚以後，人生任務完成了，就以種田為主，偶爾開三輪車，搞運輸掙錢。近幾年，我們這些長期在外的年輕人在村裏組織“村晚”，他在其中也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由於他常年在家，對於整個村民小組的情況可謂是瞭如指掌、滾瓜爛熟。即使像我們這種剛從外面回來並且尚未走出家門的情況，他也可以在第一時間就掌握信息。
村民小組長不僅是村內各種信息的匯聚地，也是順利開展工作的重要機制。有不少的農村工作，儘管出發點都是為了農民好，但這些好政策並不見得都馬上就能得到民眾的理解和信任。在此背景下，就需要靠村組幹部個人在羣眾中的威信，來彌補羣眾對於政策的暫時不理解和不信任。
比如，這次為了疫情而進行的人員登記工作，有些農民就不一定能理解。他們一則擔心自己被“特別關注”，二則對疫情的具體情況也並不特別瞭解。在這樣的背景下，就需要村民小組長耐心解釋，再加上村民小組長的個人威望，才能打消這些農民的疑慮。
村民小組長的工作方法也極具羣眾性，而不是剛硬地執行政策。還是以這次的工作為例。村民小組長到我家之後，並不直接切入主題，而是聊起了家常。首先問了我們在外面工作的情況，然後又跟我父母聊起了村裏的家長裏短等。
我從一個局內人看來，這並不是虛假的寒暄，而是一個長輩對晚輩的關懷。之後才切入到主題。説是因為這次的新型肺炎疫情，上面要求他來做一個返鄉人員基本信息的登記。在過年前夕到別人家裏講疾病，這在我們這裏是大忌諱。他也因此表現得很不好意思。當然，由於是“熟人社會”，大家也都能夠理解。
由於我們對此次疫情有比較好的認識，所以很配合他的工作。我問他，如果遇到不配合的，怎麼辦？他告訴我：“猴子不上樹，多敲幾次鑼”。多解釋解釋，也相當於是宣傳了國家的政策，讓民眾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如果解釋了幾次也不理解的，就直接問他：“你信不信我？信我就把這個表給填了”。在一般情況下，只要這樣説了，再頑固的村民也會配合的。
更重要的是，這樣的信息往往是真實的，一般不會虛報。這與城市社區有很大區別。城市社區匿名性較高，信息的可信度相對會低一些。城市社區是“陌生人社會”，由於社區幹部與社區民眾不熟悉，缺乏信任感，可能會出現有意識地謊報電話號碼、返鄉時間等重要信息。
從這個意義上説，城市社區疫情防控工作的推進難度要比農村基層困難得多。從我目前瞭解到的情況來看，也確實如此。城市社區的工作人員和社區居民的熟悉度和信任度都相對較低，在城市社區開展疫情防控工作，往往缺乏農村基層“熟人社會”這個重要資源，故而亟需構建出一種不同於農村的、能夠適應城市社區特徵的、新的工作推進機制或模式。
填完信息後，村民小組長也不急着馬上就走，而是繼續聊一會兒家常。在此之後，村民小組長的主要任務是向農民傳達政府的最新政策，給政府部門工作人員帶路，向農民發放與疫情防控有關的宣傳冊等等。目前，我們家已先後收到的宣傳材料有：《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知識》、《關於有效防控新型肺炎疫情的十條禁令》和《新型冠病毒感染的肺炎密切接觸者居家隔離消毒技術要求》。據村民小組長介紹，這些材料他每家每户都要送到。
我們收到的宣傳材料
此外，村民小組長還需要對農民的某些不合時宜的行為進行及時地勸阻。比如，按照原計劃，這兩天我們小組有幾户都要辦喬遷新居的酒席，他們都已經在年前就下請帖了。但遇到現在這個形勢，從安全的角度上説，就應該把酒席取消或推遲；但農村的特殊性在於，取消酒席不僅涉及到主人家的“面子”問題，還涉及到因為沒有做成事而造成的“忌諱”等問題。這個時候，就需要村民小組長上門去做耐心的説服和勸阻工作，打消他們的僥倖心理。
從辦事所花費的時間來看，確實是費時費力；但從把事辦成且不影響穩定來看，卻又很妥帖。這就是村民小組長做工作的基本方式和獨特優勢，在疫情防控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意外的響應
在村民小組長採集信息後的第二天上午，我們接到了一個用手機打來的電話。對方聲稱自己是J縣公安局的民警，諮詢我一些基本情況：實際上就是昨天村民小組長問我的那些信息（未問身份證信息）。報告完畢之後，我告訴他，我已經在23日從J縣回到了M縣。於是他便囑咐我在家待著，別外出，如果出現身體不適，就到附近醫院或鄉鎮衞生院檢查。
從這個意外的電話來看，在省裏啓動了“Ⅰ級應急響應”之後，應該是有多個渠道在進行流動人口的信息採集工作。縣、鄉鎮、行政村、村民小組，屬於塊塊的範疇，是屬地，最終落腳在村民小組。此外還有交通、公安（包括交警、鐵路警察等）和衞健部門等條條系統。各個口子收集信息的能力、收集信息的方式有很大差異，其中不可避免會出現重複和差錯。但這些信息幫助政府提升了疫情防控的基礎性能力，為後續各項工作的開展奠定了基礎。
而要實現縣域範圍內各個口子的動員，離不開黨委和政府的統籌和推動。從省、市兩級一直向下，縣級和鄉鎮也先後成立了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縣委書記親自調度疫情防控工作，不斷地壓實責任，傳導壓力，推動着全縣各個部門行動起來。
在村一級則成立護衞隊，護衞隊成員主要是第一書記（駐村幹部）、村幹部、小組長和村醫等。護衞隊的成立屬於村民自治的範疇。也正是在護衞隊的推動或主導下，各個地方出現了“封路”的行動。我曾反覆問過一些在基層工作的朋友，“封路”或“封村”的行為，到底是政府給的安排？還是農民的自發行為？從他們反饋的情況來看，大都是村裏的自發行為。有不少基層幹部和基層醫務人員告訴我，“封路”或“封村”行為體現了農民羣眾對疫情的重視，這是好的；但他們也同時提醒，要為醫務、消防等人員應急救護預留通道。在村護衞隊的基礎之上，有些地方還創造性地利用微信羣（不需要直接接觸），把務工人員、與武漢有過接觸的人員全部集中到羣裏，每天上報各自、各組、各片區情況，以確保安全。
政府和有關部門方面的行動，我觀察到的主要有：在高速路口和車站等特殊地段的車輛及人員的排查，對廣場、農貿市場、娛樂活動場所等公共場所的清掃、消毒和關停，傳統集市、圩場的取消和勸導，對娛樂場所等容易出現密集人羣的地方的管理等方面。此外，還有就是通過黨建引領，發揮黨員幹部的先鋒模範帶頭作用。讓黨員帶頭，積極響應和大力宣傳政府的號召和倡議，力爭把所有原本計劃在近期舉辦的婚嫁等宴請活動全部取消或推遲。
“警察的響應”雖然只是一個插曲，但卻提醒我意識到：首先，在此次疫情防控的背後，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付出。其次，推動這些部門及其人員行動起來的背後，是我們的體制。這個體制既體現出獨特的優勢和強大的力量，同時也存在一些需要進一步改進和完善之處。
鄉村醫生
在警察響應之後，我們迎來了鄉村醫生的響應。我們村的鄉村醫生已經快要80歲了，在村裏有近20年的執業經歷，對於村裏的情況比較瞭解。按照上級安排，他依照上級提供的名單逐一上門排查。按照他的介紹，我們村一共有4個人屬於他的排查對象。我們家就佔了2位。鄉村醫生的職責首先是給每一位排查對象提供以下物品：水銀體温計、口罩（近兩天還提供了一瓶150毫升的酒精和1包棉籤）。其次是進行首次的體温測量，並做好登記。
鄉村醫生的身份角色與村民小組長的身份角色很相似，具有很強的“羣眾性”。一般來説，鄉村醫生是農村中比較受尊重的人，他們對村裏的情況也特別瞭解。但與村民小組長不同的是，鄉村醫生主要是對與疾病相關的情況（如病史）非常熟悉。這是他們區別於一般村組幹部和農村精英的地方。由於村醫是為全村提供醫療衞生服務的，他們的工作內容更具有專業性。在時間和精力的使用上，鄉村醫生為每個服務對象花費的時間不可能像村民小組長那麼多。他們進門之後往往是直接切入主題，不會拉拉雜雜講太多其他並不相關的東西。
好在我們村的任務量不大，所以在測量完體温之後，我拉着這位鄉村醫生了解了一些相關的情況。據他介紹，在經歷了合鄉並村之後，全鎮還是有5個行政村沒有村醫。這些“無村醫”的空白村，疫情防控工作是由鄉鎮衞生院派出醫務人員到村裏去做。而在全鎮所有的鄉村醫生中，他和另外一個村的村醫都是近80歲的老人了，本地村醫老齡化較為嚴重。
此次疫情來襲，所有村醫都被動員起來了，他自己本來年齡大了，不想參與，但鄉鎮衞生院一位分管公共衞生的副院長軟磨硬泡，還是把他説動了。畢竟村醫更熟悉村裏情況，也更容易與村民建立信任。鄉鎮衞生院的醫生，如果村民不熟悉的話，恐怕連門都進不去。
鄉村醫生的主要任務是給從武漢來的人測量體温，每天2次，並且在規定時間內（下午兩點）上報到鄉鎮衞生院。首次測體温需要親自上門，並送上體温計（每人1支）和口罩（每人1個），指導使用體温計和口罩，勸導重點對象及其家屬居家隔離，儘量不要外出。此後，可由重點人羣自測體温，自報情況，鄉村醫生也可以通過電話、微信等方式獲取信息。
鄉村醫生的工作雖然很細微，卻非常重要。鄉村醫生是農村三級醫療衞生組織體系的“網底”，是醫療衞生事業的“橋頭堡”和“前沿陣地”，是落實衞生防疫工作的重要抓手。然而，眾所周知，我國村級醫療衞生事業是比較薄弱的，應對公共衞生事件的能力不高。其中一個最基本的表現是沒有村醫的“空白村”日益增多，當地民眾陷入無醫無藥的境地。
近年來，我在全國多地開展了農村醫療衞生事業狀況的專題調研，發現不管是東部還是中西部，全國鄉村醫生隊伍的情況都不容樂觀。湖南省作為一箇中部省份，也不例外。但值得一提的是，從2013年開始，湖南省啓動了“本土化鄉村醫生”培訓政策，專門為村衞生室培養醫務人員。“本土化鄉村醫生”的准入門檻沒有常規性定向培養醫學生政策的准入門檻高，但實踐證明它卻比較符合湖南農村的實際情況，有效調動了民眾參與“本土化鄉村醫生”培訓的積極性。7年下來，為湖南基層輸送了超過5000名的鄉村醫生，部分村醫畢業後回到村裏執業，夯實了基礎，部分人甚至拿到了執業助理醫師證。在這次新型肺炎疫情防控中，已畢業的年輕“鄉村醫生”與老村醫們一道，守護着農村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線。
家鄉的觀察也讓我想起了調研期間遇到的其他地區，特別是那些沒有鄉村醫生的“空白村”的情況。比如，我聯繫了孝感市的一個村醫，他告訴我，2019年，全縣通過調整消滅了空白村。調整的主要方式是由鄉鎮衞生院的醫生下派到村裏開展巡迴醫療。在此次防疫工作中，他們那裏的主要做法是把每個村分成幾個片區，然後由村幹部和黨員羣眾，分片負責，進行摸排。每個村的鄉村醫生（包括巡迴醫生）負責對所在村進行技術指導。
但也有一些地方，苦於鄉村醫生的缺乏，只能啓用村組幹部、積極分子等其他非專業人士。從客觀上説，此次疫情也暴露出了我國基層醫療衞生事業存在的很多薄弱之處，“強基層”還任重道遠。我聯繫的很多基層幹部都向我表示，希望國家繼續加大對基層醫療衞生事業的建設力度。
村裏為此次疫情設置的健康教育宣傳欄
鄉鎮衞生院
除了鄉村醫生的響應以外，我們也經歷了一次鄉鎮衞生院的響應行動。
鄉村醫生給我們首次測量體温時，我是36.5℃，妻子是37.2℃。按照我們（包括鄉村醫生）的理解，37.2℃在安全範圍內。但沒想到，到了第二天，鎮鄉鎮衞生院的院長帶領兩位副院長和公共衞生科的主任四人驅車來到了我家。親自為妻子做登記，並再次測體温。
與村醫相比，鄉鎮衞生院的醫生與村民的熟悉程度大大降低。如果不是因為我的爺爺（從1960年代開始，直到1999年去世）曾經也是鄉村醫生的話，我的家人也不太可能認識他們。鄉鎮衞生院的醫生們因為要負責全鎮的疫情防控工作，因此他們的身份角色和工作方式就更加具有專業性和直接性特徵。
他們的來意很明確，且因為前期已經有村民小組長和鄉村醫生做了工作，所以方式也較為直接。他們首先是重新確認了妻子的基本信息，然後進行體温測量。但由於我們此前就認識，故而也多了一些拉家常式的交流，甚至還回憶了多年前給我打預防針時鬧出來的小笑話。體温測量的結果是36.9℃，鄉鎮衞生院醫生得知首次測量的時候是在火爐邊，會造成一定的偏誤，這次相當於做了矯正。但也不斷地囑咐我們多觀察。
我的姑姑在另一個鄉鎮衞生院工作，她向我反饋，在下鄉的過程中，他們鄉鎮衞生院的醫生也可能發現一些之前鄉村醫生沒有排查到的情況。而鄉村醫生之前之所以沒有發現，可能是因為人為失誤，存在疏漏，也有可能是在測量之時沒有問題，只是之後出現了變化。
在我們經歷的這次事件中，鄉鎮衞生院的工作起到了對鄉村醫生的初步排查結果進行確認、完善和糾正等作用，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鄉村兩級是互補關係：沒有鄉鎮衞生院的指導，村衞生室就是盲目的；而沒有村衞生室的落實，鄉鎮衞生院就是無力的。在村醫比較健全得力的地方，鄉鎮衞生院的職能就能更好發揮，解決那些村衞生室解決不了的問題。而在村醫缺乏或不得力的地方，鄉鎮衞生院就需要衝在第一線，從而可能會影響職能發揮。
我們自己的響應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我們自己也做出了響應。回到老家之後，我們堅持自主隔離，堅決不外出；每天隨時給自己及家人測體温，時時觀察自己和家人的情況，並詳細地記錄下來以備用。從元月17日算起，到現在還沒有過潛伏期，所以還在繼續觀察，至今一切正常。
最難做工作的當然是説服父母等長輩。一方面是因為父母等長輩近來都忙於籌辦過年事宜，對這方面的消息關注得並不多；另一方面，即使注意到了，也未必能意識到其嚴重性。有不少好友向我抱怨説：過年期間遇到的最大難題就是怎麼説服自己的父母戴口罩。有些子女甚至向父母等親人説了很多雖然難聽卻也是一番好意的“狠話”，但效果卻很一般。
其中的一個關鍵原因，是子女對父母等長輩説的“狠話”儘管飽含着關愛，但在父母等長輩看來卻往往是一種忤逆。父母等長輩可能會接受“狠話”背後的科學道理，但不會接受“狠話”這種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説，子女對父母的關愛也要注意表達的方式、方法。疫情雖然來勢洶洶，但給自己的父母和長輩做工作，卻需要考慮到他們的接受能力和最終的效果。此外，也可以試着去找能讓父母等長輩改變的關鍵人物，讓關鍵人物去給父母等長輩做工作。上面提到的村民小組長、村幹部、鄉村醫生等農村的精英，就屬於關鍵人物的重要類型。
我個人也遇到這種情況。家父最初對於此次新型肺炎疫情不夠重視，經過我們的介紹之後雖然有所改觀，但在村中好友的多次邀請之下，迫於面子和閒暇時間的無聊，還是試圖去別人家玩耍。無論我們做子女的如何勸説也沒有效果。最後只能請出母親大人這個關鍵人物，才得以叫回家中繼續隔離。
但在兩天之後，便有些呆不住了，又開始想要出門。眼看就要出門，我突然靈機一動，想起了家父對中醫藥有濃厚的興趣，於是就拉着他一起研究國家和各個地方最新發布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中醫藥方案，有效緩解了“燃眉之急”。實際上，我個人最早也不太重視，最後是因為妻子這個關鍵人物，才得以切實地行動起來。
家庭內部的響應屬於更為微觀的層次。在這裏，我意識到了疫情防控工作的長遠方向是改變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維觀念。這是非常微妙但又極為重要之處。在當前的疫情面前，我們既非醫務工作者，也非政府部門幹部，難以在重大公共衞生事件應急響應方面做出更加直接的貢獻。我們能做的，就是管理好自己，並積極地幫助身邊的人。這個工作看起來很小，但卻並不容易。生活治理是一個需要更多的羣眾工作並以潤物細無聲地方式開展下去的特殊工作，它不僅在目前的疫情防控中具有基礎性價值，而且應該在疫情結束後繼續開展下去。
小結
農村地區對新型肺炎疫情的防控是如何開展的？我在這裏主要介紹了三條線索：
一個是通過利用縣、鄉、村、組四級行政組織的全覆蓋特徵，對全人口的基本信息進行了有效採集和管控。
另一個是通過縣、鄉、村三級醫療衞生防疫組織的專業優勢，對全人口特別是重點人羣進行醫學檢測和服務。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自己行動起來，從自己做起，從身邊的人影響起，為疫情防控築牢微觀的根基。
以上是我從個人的經歷出發做出的一些觀察和總結。由於我屬於從武漢返鄉人員，按照政府和專家建議，需要在家隔離兩週以上，故而不可能外出調研。這個客觀情況嚴重束縛了我的手腳。以上信息主要是通過對我自身經歷的觀察和通過電話或微信等方式，與身在疫情防控戰線上的基層幹部和基層醫務人員（其中有一些是我的親人）的訪談，特此感謝。
實際上，基層還有很多關於疫情防控工作的機制創新，為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非常難得的機遇，同時也為實質性地推動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寶貴的經驗與智慧。在這裏，也呼籲社會科學研究者，積極參與到相應的研究中來，助力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作者是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社會學系講師，武漢大學社會學院博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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