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湖北武漢的地緣政治及其特點

（文/張文木）

“茫茫九派流中國，沉沉一線穿南北。”[1]如果説長江是連結中國西東兩端和中國統一的重要紐帶的話，那麼，其中的中國湖北，尤其是湖北武漢則是能對全國產生關鍵影響的關鍵樞紐。顧祖禹有言：“湖廣居八省之中，最為閎衍，山川險固，自古稱雄武焉。中原有事，蓋必爭之地也。”[2]湖北西面的宜昌是西南與華中的節點，扼西南進入華中平原的通道，而荊州則為武漢之西屏，諸葛亮在《隆中對》中説：“荊州北據漢、沔[3]，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4]饒勝文在《佈局天下：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一書中解釋説：“湖北藉漢水北上，還可經略中原，進圖北方。襄陽、武昌、江陵為湖北境內的三大重心，猶如鼎之三足，撐開湖北形勢，使湖北在面向不同的方向時，顯示出不同的戰略意義。”[5]秦將司馬錯曾放言：巴蜀“水通於楚，有巴之勁卒，浮大舶船以東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並矣。”[6]

武漢 圖自百度百科

武漢[7]在全國地緣政治中的地位是如此關鍵，以致不管從任何方位，也不管從任何政治利益的角度看，地如其名，勢由“武”昌。它與蒙古的地緣政治功能南北相應，亦是中國政治，尤其是中國近現代政治的破局地帶：國內分裂可由此造成中國的統一，外族入侵或內亂也可由此造成中國的分裂。清末曾國藩正是從武昌、安慶出手，打碎太平天國的關鍵屏護、動搖其防禦根本，從而避免了當時中國很可能出現的南北分裂。1911年10月10日，中國辛亥革命從武昌爆發並由此很快引起全國性的政治變局。1926年9月北伐軍從武昌破局，打開中國統一的全國形勢。作為北伐戰爭的主要領導者，蔣介石深知武漢對於全國政治的全局意義，為此在抗日戰爭中他組織和實施“武漢會戰”也最為堅決，由此帶來的犧牲和對日軍造成的損失也最大[8]。為了保衞武漢，蔣介石還不惜下令以水代兵於1938年6月初掘開黃河趙口和花園口，引黃河水以“構成平漢路東側地區間的對東氾濫”[9]。當年10月，日本佔領漢口，這使盤踞南京的汪偽政權成為可能。失去漢口，中國再次裂變為多個政治單元。

“荊湖區重要戰略地位的確立，並不完全緣於其江湖流貫，諸山環繞（大別、桐柏、伏牛、武當、巫山、武陵、雪峯、南嶺、武夷、懷玉等），更重要的還在於其中居中的地理位置及通達的水陸交通。”[10]漢口淪陷不久，日本近衞首相聲稱：“有一句名言説：‘誰能控制中國主要地區，便能擁有中國。’……日本已經掌握控制中國的鑰匙。”[11]在日本對華戰爭全面展開之後，日本也就是沿着這個思路侵略和控制中國的。在近衞心目中，武漢是實現控制長江的“鑰匙”，長江是實現“控制中國”目標的“主要地區”。武漢的失陷確實給當時的中國政治造成絕大的震動，它使中國東南再次出現政治裂變的格局；換言之，日本控制中國長江為汪偽政權的存在提供了安全前提。正是由於佔據着武漢，日本才得以在1944年4月底發動了入侵中國以來日軍動員規模最大且最具攻勢的旨在打通從華北到華南以至印支通道的豫湘桂戰役。

長江在歷史上是南方割據的重要防線，但這在京杭大運河自隋開通後，長江的防禦功能已因其橫向航線過長反而易於被切斷，如果將下游南京視為長江之首，而中段武漢則為長江之腰，我們就會發現，武漢是長江防禦的“七寸”所在。北軍一旦進入並控制長江，就基本搞定或搞亂了中國；而佔據或控制南京——比如1927年的國民黨政府、1937年年底的日本侵略者——也就控制了長江的出海口。但控制南京的關鍵，從大陸外部説，是控扼東海；從大陸內部説，主要在於控制武漢。1926年10月北伐軍攻佔武漢三鎮、1927年4月國民政府便定都南京；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入侵南京，1938年10月日本便攻陷武漢。這就是説，佔領南京必須控制武漢，而佔據武漢則必取南京。同樣的道理，失去對長江武漢至南京這一主要航段的控制，其後果要麼是內戰，要麼便是國家統一。這是近現代中國抵抗外敵侵略和內部國家治理的重要經驗。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盛期始於1853年1月攻克武昌及當年3月定都於南京；衰期始於次年（1854年）10月的武昌失手於曾國藩。1912年元旦，孫中山建立中華民國定都於南京，而真正穩定南京的是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的成功。

鑑於武漢與南京這樣一種互為命運的聯動關係，淮海戰役勝利後，長江以北的國民黨軍隊基本廓清，毛澤東一改中國歷史上由襄荊東進統一全國的經驗，集中力量直接進入長江最脆弱的中腰即武漢至南京航段一舉突破國民黨防線，為解放全中國打開了局面。1967年9月19日，為穩定處於混亂中的形勢，毛澤東來到武漢。在專列上他對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思玉説：“湖北、河南兩省人口有一億多，地處中原，扼守長江和京廣線的咽喉，戰略地位十分重要。你們的責任重大，要掌握兩省軍隊，穩定局勢。”[12]鑑於武漢所擁有的如此特別的地緣政治位勢，1949年5月24日，武漢市人民政府成立，即為中央直轄城市。’

襄陽因地處襄水之陽而得名，居長江最大支流漢江的中游，南襄盆地南部。作為一方重鎮，襄陽是武漢的側翼，其地位具有區域性支點的意義。南宋詩人劉過[13]在《襄陽吟》[14]稱“襄陽真是用武國，上下吳蜀天中央”，“一條路入秦隴去，落日彷彿見太行”。在中國地理格局的大形勢中，襄陽既是東西之間的一個聯繫樞紐，又是南北之間的一個重要接觸部。”[15]除了地理條件外，能使襄陽成為“用武國”的還有物質和人文條件。劉過詩曰：“銅鞮坊裏弓作市，八邑田熟麥當糧”，“土風沉渾士奇傑，嗚嗚酒後歌聲發”。這裏不僅豐產糧食，而且銅鞮坊裏兵器製造和兵器市場都很發達。這裏的人酒後只知烏烏髮聲，識文斷字不行，但他們為了君主都可以像荊軻[16]那樣做到“買劍傾家資，市馬託生死”。饒勝文認為：

【襄陽所處的南陽盆地具有東西伸展、南北交匯的特點。無論是東西之爭，還是南北之爭，南陽盆地都是必爭之地。襄陽地處南陽盆地的南部，依託湖北，通過漢水和長江，東連吳會，西通巴蜀；由南陽盆地，可以北出中原，可以西入關中，還可經漢中而聯絡隴西。南北對抗時，南方的軍事防禦線東西延綿三四千裏，襄陽便處在這條漫長戰線的東南段與西北段之間的連接點上。因此，襄陽作為湖北境內的一大重心，實已超出了局部地域性而具有了全局性的意義。】[17]

在宜昌至南京的長江一線有兩個南下後北折而上勾畫出的三角地帶。第一個即西面的三角地帶是宜昌南下至岳陽北折至武漢段，第二個即東面的三角地帶是由武漢南下經九江北折至南京段。比較而言，後者因其東線可直逼江浙富源地域而具有關鍵性的地緣政治意義，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其間的大別山在特定的歷史時刻，往往有着“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從江北論，控制西面三角地帶的關鍵點是襄陽，而控制東面三角地帶的關鍵點是大別山。比較二者，後者則比前者更具調動全局的意義。

註釋：

[1]毛澤東：《菩薩蠻·黃鶴樓》（1927年春），吳正裕主編、李捷、陳晉副主編：《毛澤東詩詞全編鑑賞》，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頁。

[2]﹝清﹞顧祖禹著：《讀史方輿紀要》，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3516頁。

[3]沔，即沔水，古代通稱漢水為沔水。據《水經注》，北源出自陝西留壩西一名沮水者為沔，西源出自今寧強北者為漢，二源合流後通稱沔水或漢水。北源長而西源短，《漢書·地理志》：“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即以西源為正源；《説文》：“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則以北源為正源，《水經》同，而都稱西漢水

（今嘉陵江及其上游西漢水）為漢。又沔水入江以後今湖北武漢市以下的長江，古人亦得通稱沔水。故《水經》敍沔水下游一直到入海為止。《辭海·地理分冊（歷史地理）》，上海辭書出版社1982年版，第127頁。

[4]﹝晉﹞陳壽：《三國志·蜀書五·諸葛亮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42頁

[5] 饒勝文著：《佈局天下：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第9頁

[6]﹝晉﹞常璩撰，劉琳校注：《華陽國志校注》，巴蜀書社1984年版，第191頁。

[7]武漢，是中部唯一的副省級城市。世界第三大河長江及其最長支流漢江橫貫市區，將武漢一分為三，形成武昌、漢口、漢陽三鎮跨江鼎立的格局，1927年，國民政府遷都武漢，首次將漢口、武昌、漢陽合併為京兆區，總稱武漢，開三鎮合併先河。1949年，武漢市人民政府成立，暫由中央直轄，成為新中國新設立的首個直轄市。1954年6月19日，中央會議決定將武漢由中央直轄改為湖北省省會。

[8]“武漢會戰的戰線之長，時間之久，兵員之多，規模之大，犧牲之重，是抗日戰爭中其他任何戰役所不能比擬的。在會戰過程中，中國軍隊動員120多個師，約100萬人，傷亡、散失約60萬人。日軍傷亡、失散、被俘人數20萬人，染病15萬人。以上數字，各家所説不盡相同，但有一點是無可懷疑的，即是抗戰以來，日軍遭受損失、付出代價最大的一役。”江濤著：《抗戰時期的蔣介石》，華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頁。

[9]1938年6月蔣介石在給第三十九軍軍長劉和鼎的電文中做出批示：“為了阻敵西犯，確保武漢，依據馮副委員長建議，決於趙口和花園口兩處施行黃河決口，構成平漢路東側地區間的對東氾濫，該軍擔任趙口之決口，限兩日內完成。”江濤著：《抗戰時期的蔣介石》，華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頁。

[10]胡阿祥、彭安玉、郭黎安著：《兵家必爭之地》，海南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頁。

[11]美國國務院編，張瑋英等譯：《美國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頁。

[1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頁。

[13]劉過（1154～1206年），南宋文學家，字改之，號龍洲道人。吉州太和（今江西泰和縣）人。四次應舉不中，流落江湖間，布衣終身。曾為陸游、辛棄疾所賞，亦與陳亮、岳珂友善。詞風與辛棄疾相近，抒發抗金抱負狂逸俊致，與劉克莊、劉辰翁享有“辛派三劉”之譽，又與劉仙倫合稱為“廬陵二布衣”。著有《龍洲集》《龍洲詞》。

[14]“十年着腳走四方，胡不歸來兮襄陽？襄陽真是用武國，上下吳蜀天中央。銅鞮坊裏弓作市，八邑田熟麥當糧。一條路入秦隴去，落日彷彿見太行。土風沉渾士奇傑，嗚嗚酒後歌聲發。歌曰人定兮勝天，半壁久無胡日月。買劍傾家資，市馬託生死。科舉非不好，行都兮萬里。人言邊人盡粗材，卧龍高卧不肯來。杜甫詩成米芾寫，二三子亦英雄哉！”〔宋〕劉過著：《龍州集》卷一《襄陽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頁。

[15]饒勝文著：《佈局天下：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頁。

[16]荊軻 （？~公元前227年），戰國末期衞國朝歌（今河南鶴壁）人，喜好讀書擊劍，為人慷慨俠義。後遊歷到燕國，被推薦給太子丹。太子丹欲派荊軻入秦行刺秦王。荊軻獻計以秦國叛將樊於期之頭及燕督亢（今河北涿縣、易縣、固安一帶）地圖進獻秦王，相機行刺。太子丹不忍殺樊於期，荊軻只好私見樊於期，告以實情，樊於期為成全荊軻而自刎。公元前227年，荊軻帶燕督亢地圖和樊於期首級，前往秦國。臨行前，荊軻高吟“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入秦後，受秦王召見，在交驗樊於期頭顱和獻圖的時候，圖窮匕首見，荊軻刺秦王不中，被秦王拔劍擊成重傷後為秦侍衞所殺。

[17] 饒勝文著：《佈局天下：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203頁。

（本文摘自張文木《中國地緣政治論》，海洋出版社2015年版，第85～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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