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少宇：抗擊新型冠狀病毒，傳統醫學理應有自己的位置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岑少宇）

2020年才剛開個頭，卻已經成了一個極不平凡的年份。全國14億人防疫“總動員”，千萬級人口的武漢“封城”，無數醫護人員奮戰在最前線，有些就來自各中醫院校，在此先向他們致以最高的敬意。

“瘟疫”古已有之，在漫長的歷史中，各地的傳統醫學一方面是人類唯一的依靠，另一方面也在自己的認識水平上，提出儘可能合理的解釋，不斷摸索防治手段。雖然由於歷史侷限性，始終沒有找到病原體，但在防治方面多少積累了一些經驗。

同時，傳統醫學經歷了現代醫學的衝擊後，也得到了很大的成長。

比如，名醫陸淵雷在1928年時聲言，“西醫雖知而不能治……於是彼輩改變口吻，謂中醫治病時不知細菌，不能確定何病……其意蓋謂若欲調查統計、消毒預防，則治病必須悉用西醫也。……至於消毒預防，尤屬多事。”

陸淵雷

到今天，已經不會有人認為**“消毒預防，尤屬多事”**，中醫院校的醫護人員面對此次疫情，也完全立足於現代醫學的診斷與防疫措施：看證候時，肯定同時要確定病原體；同樣地，判斷可以出院時，決定性的證據是核酸檢測陰性，而不是證候。

在公共衞生方面，該隔離就隔離。像江西省中醫藥管理局1月24日發佈的《江西省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中醫藥防治方案》，其中包括了一個“藥物預防”的方子，但絕對不是説有了這個方子，就可以放鬆隔離措施或者取消戴口罩的建議。現代醫學通行的防疫辦法仍是首要措施。

與一百來年前相比，特別是在新中國的領導與建設下，中國傳統醫學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走在了現代化的正確道路上。中西醫結合作為長期的國策，只要繼續堅持下去，加強真正現代化的研究與實踐，就有可能使“中國傳統醫學”最終成長為“中國現代醫學”，為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

弔詭的是，儘管“中西醫結合”是國策，但在民間輿論裏，某種程度上仍像陸淵雷面臨的環境一樣，中西醫相爭反而是常態，既有無理的攻擊，也有像陸淵雷那樣過度的“應激反應”。

當媒體報道“對症和中藥治癒北京首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患者”時，有人竟戲言中西醫結合裏中醫藥的地位，“相當於我與科比合砍81分”。

截圖來自知乎

雖然從學術上講，確實需要更多的隨機對照研究，才能更可靠地確定特定療法的具體效果，但現在疫情當頭，需要凝聚各方的力量，是這般冷嘲熱諷的時候嗎？

眼下當然是治病救人放在第一位，幾乎不可能為了在傳統手段與現代手段中分個高下，而去設定臨牀方案。

目前針對新型冠狀病毒並無特效藥，無論是傳統醫學還是現代醫學，都是針對具體的病症下手，最終靠患者自身的免疫力戰勝病魔。在這種情況下，中西醫結合甚至以傳統手段為主治癒部分病患，完全是可能、可行的。與非典相比，新型冠狀病毒致死率低，大多數患者都是輕症，傳統手段還可能有更大的空間。

假定未來開發出了抗血清或疫苗，那麼傳統醫學手段無疑比不過它們，但現在依然有用武之地。

同時也要看到，相關宣傳仍需要更為準確、穩妥。現在對抗新型冠狀病毒，剛剛有了一些經驗，即使有一些療法的比較，按學術規範來説，肯定也是初步的、粗糙的，在報道里隨意地説傳統醫學的“優勢”，顯然理據不足，也有可能造成誤導。

中西醫結合臨牀專業的醫生，也對媒體吹捧感到不滿，截圖來自知乎

要更好地發揮傳統醫學的作用，最基本的就是要對傳統醫學在疫情防治上的地位有清晰、合理、客觀的認識。希望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不要像非典在若干年後那樣，變成“中醫黑”“中醫粉”之間脱離實情的戰場。

非典爆發時，一開始死亡率極高，當時可謂人人自危，倒沒有很強烈的中西醫之爭，但若干年後，一些“中醫粉”不時會攪動關於非典激素後遺症的輿論。

其實早在2003年10月，鍾南山就已經正面回應過後遺症的問題。“鍾南山指出，皮質激素的使用方案必須合理，時機、劑量必須適合，療程須妥善把握，不能長期使用而且並不是使用越早越好。然而遺憾的是有些地方劑量超標，例如香港出現骨壞死現象，他們的用劑量高於廣東5-10倍。”

產生後遺症當然遺憾，通過披露、報道來呼籲政府加強對相關人員的保障也是應當的，但利用部分患者的後遺症，誇大這一羣體的規模，營造出失真的輿論假象，藉以攻擊對方、褒揚自己，則無疑做過了頭。留下後遺症的患者及其家屬，恐怕也不願意被人“當槍使”吧。

這次鍾南山成為國家衞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説明國家在十幾年後的今天，依然對其專業水平和抵抗非典的功績高度認可。“中醫粉”圍繞後遺症做文章，並不在理。

從整體上講，傳統醫學在抗擊非典時，起到的作用是相對次要的，大部分人都親身經歷過那個時期，這點本應是沒有爭議的。在中國知網的報紙檢索中，以“中醫”為主題，同時以“非典”為關鍵詞，能夠搜到的報道，只有63篇。以“中西醫結合”為主題加“非典”關鍵詞，也僅有29篇。這在海量的非典報道中只是極小的一部分。

有些中醫粉過度誇大傳統醫學的作用，不利於人們客觀認識傳統醫學，也不利於傳統醫學的發展。中西醫結合長期以來一直是國策，與晚清民國的情況已經完全不同，因此在弘揚傳統醫學時，完全可以也應該實事求是，何必誇大，甚至攻擊其他醫生呢？

對於傳統醫學的進展，當然應該積極報道，但也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恰到好處，符合實際。像這幾天，北京連續兩例患者接受“對症和中醫治療出院”，媒體也跟着連續報道。應該説，醫院在自己的平台上連續發佈消息是理所應當的，媒體第一次選用也是正確的，第二次選用作為非常時期鼓舞士氣的手段，也可以理解，但假如再而三地刷量報道，就沒有必要了。

畢竟治癒出院的很多，並沒有一例例都單獨報道。急於證明自己的姿態，是不是有點像陸淵雷當年過度的“應激反應”？

真金不怕火煉，即使像非典時期那樣的少量報道，也並沒有抹殺傳統醫學的貢獻，這一點在國內外都得到了承認。世界衞生組織在2003年10月8-10日，派專家到北京與中國內地和中國香港的醫生會面，討論了中方提交的13篇報告，認可（recognize）的結論包括：可以減緩多種症狀，可以減少激素和抗病毒藥物的用量，中藥治療可以降低成本。

還有一些臨牀觀察得到了注意（note），其中頗為重要的一項就是，有一部分患者只用中藥治癒。不過就在當月26日，廣東的研討會上公佈，通過血清檢測發現，只有70%的“非典病人”真正感染了非典。因此這項臨牀觀察還需要補充更多的證據來支撐，比如對這些只用中藥的病患進行後續的血清檢測，可惜並無下文。

插句題外話，這次疫情的診斷應該更為準確。科技人員不僅極快地確定病原，而且迅速推出了試劑盒，這主要應歸功於生物技術的飛速進步。

另一項得到世衞專家“注意”的觀察是，在可比較的病患中，中西醫結合治療的死亡率較低。但醫學的討論還在深入，在這一問題上，目前最可靠的是中國醫生2012年發表在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上的“系統評價”文章，分析了12項隨機對照試驗和一項半隨機對照試驗，結論是死亡率沒有顯著性差異，但有可能減輕症狀，降低激素用量等等。文章還指出，“由於這些研究質量較差（poor quality），證據較弱（The evidence is weak）”。

由此可見，醫學的發展是曲折的，對疾病與療法的認識是螺旋上升的。我們對傳統醫學現代化應該提出高標準，現在很多中醫論文質量不高也是實情，但在防治疫情方面的研究有其特殊性。

第二批中醫藥“國家隊”支援武漢

這裏應該重温下世界衞生組織在關於非典的報告裏的一段話：“（與會的世衞）專家認識到，當非典這一新的流行病正在傳播時，對治療手段進行研究有着重重困難與挑戰。由於醫療資源的相對稀缺，以及臨牀工作之繁重，對非典的臨牀研究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儘管如此，研究人員為改進研究設計，確保質量，減少誤差，已竭盡全力。”

無論是現代醫學或傳統醫學的背景，醫護人員們在非典時期和這次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期間，都衝鋒在前，而且確實在治療和研究上都“竭盡全力”，再次向他們致敬！

（本文作者為滬上“濟生堂”後人）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