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少宇：疫情被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有多大影響？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岑少宇】

懸了近一週的靴子落地了。北京時間1月31日凌晨，世界衞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在日內瓦召開新聞發佈會，宣佈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衞生事件”（PHEIC,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同時概括宣佈了7條建議。

此前，世衞組織曾在1月22日至23日就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召集了首次緊急委員會會議，當時投票的結果據稱是五五開，結論是這一疫情“毫無疑問在中國是一個緊急情況，它尚未成為、但有可能成為全球性的衞生緊急情況。”同時決定將舉行第二次討論。

這個“可能”客觀上形成了一週的緩衝期，但也意味着疫情如果沒有明顯好轉，那麼確實很“可能”通過。

疫情控制為何靠投票？

有朋友覺得，委員會決定這樣重大的事情，怎麼能靠投票，不應該科學分析得出結論嗎？

這是因為面對疫情，有大量的信息，委員會的成員與顧問雖然都是專家，但基於信息的判斷也不一樣，而且也不見得誰就能説服誰。最後也只能靠投票來決定了，依據《國際衞生條例》的規定，總幹事有最終決定權，但一般而言，還是會肯定多數方的意見。

至於委員會成員是否會受到政治壓力，或者本身就對中國抱有偏見，這當然不能排除，但作為重要的國際機構，世衞組織當然有排除直接“利益衝突”的機制。

另外，委員會成員“由總幹事從《國際衞生條例》專家名冊和酌情從本組織其他專家諮詢團選出的專家組成”。這一機制是否“公正”有待商榷，如果總幹事對一個國家有偏見，那麼可能會非常不利，但目前顯然不是這樣的情況。

世衞組織總幹事和前來中國考察的代表們，都與中方有良好的互動，並公開讚揚中國。在世衞網站上很容易就能搜到“China deserves our gratitude and respect”（中國值得我們感激和尊敬），只不過西方主流媒體幾乎不報道而已。

而且委員會成員都是公開的，這固然給人們施加壓力提供可能，但也把他們置於“眾目睽睽”之下，甚至還要經受歷史的考驗。

部分委員會成員名單（圖/世衞官網）

因此有理由相信，這次會議結果總體而言，還是基於公共衞生利益得出的，朋友們不必過於擔心是不是有什麼“貓膩”。

這次會議的結論為何有變化？

疫情發展迅速，委員會意見變動也屬常事，而且不是單純看死亡率和傳播，而是綜合判斷。

比如2019年6月14日，世衞組織認為剛果（金）的埃博拉疫情雖然傳播至其鄰國烏干達，但沒有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衞生事件。直到7月17日才列入。

這波埃博拉疫情從2018年開始，到2019年6月剛果（金）已經報告2084例確診和可能病例，其中1405個死亡病例。

從死亡率看，比新冠肺炎兇猛得多。但埃博拉傳播不易，而且不是一個新疾病，這些應該都在世衞組織考慮之內。

還有一點不得不提到的是，應對疫情要花錢。2019年6月，世衞組織還宣佈應對埃博拉疫情有5400萬美元的資金缺口。缺錢的時候，你怎麼去定義一個疾病，都沒有什麼實際意義，倒是可以方便“化緣”。世衞前高官David Heymann對埃博拉疫情曾評論：“委員會似乎將資金需求也解讀為宣佈PHEIC的理由之一，這在過去還沒有發生過。”

再看與這次疫情更相近的“中東呼吸綜合徵冠狀病毒”（MERS,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related coronavirus），雖然致死率高，但傳播的病例少——這也符合病毒傳播的一般規律——最終傳播到的國家數量儘管也不少，最終並沒有定為PHEIC。

回到這次疫情上，一週以來，委員會面對的當然有好消息也有壞消息。

好消息包括在臨近會議的兩天，湖北、武漢的新增確診病例大幅下降，顯示封城明顯見效。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和境外確診病例雖然持續增加，但沒有出現爆發式增長。

壞消息是全國省市自治區都發現了確診病例，西藏最後也沒有幸免。

截至1月31日11時，全國疫情地圖（圖/新浪新聞）

更重要的是，海外發現多起明確的人傳人現象，包括德國、日本、越南。特別是德國和日本兩例，是在工作場合傳染，而非家庭成員。要知道，上次世衞會議後，在發佈會上譚德賽就提到“尚未有證據指出武漢肺炎在中國境外人傳人”，現在這條理由已不成立，新冠疫情成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衞生事件”，這可能是五五開的天平倒向一邊的重要砝碼。

畢竟，世界衞生組織要對全世界的防疫情況提供指導，雖然目前看許多國家都嚴密地控制了輸入型病例，沒有導致疫情擴散，發達國家衞生部門的公開表態也都認為本國事態不嚴重，即使發現確診病例，也都可以算“可防可控”，但還有很多落後國家需要支持。在委員會給世衞組織的建議中，在比較靠前的位置就提到“必須支持那些衞生系統較弱的國家”（WHO should provide intensified support for preparation and response, especially in vulnerable countries and regions.），也可以看出其態度。

被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有多大影響？

從疫情引起重視開始，許多經濟學家、財經學者都做出了估計，有的説今年經濟可能會破6，一季度還可能破5；有的説全年下降0.3到0.5個百分點，但一季度要下降2個點以上。

目前疫情還在發展、變化，預測雖然是經濟學家的份內事，但最終什麼個結果，誰也不能肯定。

然而，根據現有的世衞組織建議，我們還是可以分析下定為PHEIC的影響。

首先要明確，世衞組織的決定和建議沒有強制性，因此基本上只有“心理”影響——既對其他國家的決策者，也對普通民眾。

其次，委員會在給世衞組織的最後一條裏明確寫了：“The Committee does not recommend any travel or trade restriction based on the current information available. ”（基於現有信息，不建議限制任何貿易和人員流動。）

在給各國的建議裏，委員會再次強調了這一點。而且緊接着就説，任何國家都要上報採取的旅行管制措施，告誡各國不要採取羞辱性和歧視性的措施。

委員會給各國的建議，其中包括告誡各國不要採取羞辱性和歧視性的措施。

這是因為世衞組織《國際衞生條例》裏明確規定了：臨時建議的目的在於防止或減少疾病的國際傳播和避免對國際交通的不必要干擾。

委員會的建議比較多，總幹事在聲明中進行概括，把不限制流動特別提到了第一條，這值得細細品味。

結合沒有強制性和不限制流動來看，之前流傳很廣的所謂“疫區説”，無疑是謠言。至於聳人聽聞的中國貨會被當成“疫區貨物”，更是無稽之談，從冠狀病毒的傳播和存活特性看，對貨物貿易包括普通禽畜製品，也不會有什麼影響，不會增加多少檢疫成本。

無論與中國的關係好壞，各國目前採取的舉措，還沒有什麼過激反應。因為與中國這個巨大的工廠與市場切割，對本國經濟沒有什麼好處，世衞組織的決定固然會成為某些人向本國行政部門施壓的藉口，但在內部辯論中，對方肯定也會抬出世衞不限制流動的建議。

因此，即使個別國家在此後採取特別措施，在全球範圍內，不會有根本性的變化。

有些專家説，不宣佈可能造成的經濟損失更大，因為缺乏WHO這種超國界的公正機構的技術指導，“大家都很盲目，看到別的國家採取什麼措施，就跟風進入。”

我想這樣的説法可能也過於樂觀，對於全球消費者的心理影響，我們恐怕沒有什麼好辦法來應對，因為國際話語權還是在別人手裏。就像世衞組織誇中國，國際主流媒體幾乎不報道一樣，它們未必會報道世衞組織的建議，即使報道也可以簡單一提。導致的結果是，專家們知道的事情，普通人不一定知道，甚至還可能為誇張的報道所蠱惑。

我想中方肯定預期到這樣的可能性，因此在發佈會上強調國際合作，在與世衞組織積極合作、與總幹事通氣的同時，主觀上可能還是想爭取不要被定為PHEIC。比如就在世衞會議前的30日下午，在運輸保障情況發佈會上提到了與德國、美國的合作。

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全球衞生問題前高級研究員勞麗·加勒特説：“很快會看到各國的機場將會對中國航班進行篩查，外國遊客將會取消他們前往中國的航班、酒店。”

但我認為，在西方主流媒體的新聞轟炸下，很多比較敏感的外國民眾，可能已經取消前往中國的行程，宣佈PHEIC帶來的進一步影響也是有限的。

最關鍵的是，對於中國經濟影響最大的還是內部措施。華春瑩説，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中國政府一直本着對人民健康高度負責的態度，採取了最全面、最嚴格的防控舉措，很多舉措遠超出《國際衞生條例》要求。

因此，無論是談論對經濟的影響還是恢復，PHEIC和相關建議都不是主要方面。作為普通人，如果真有心為中國經濟着想，不如在疫情結束後，好好拉動內需吧，很多朋友閒了好多天，恐怕已經在為報復性消費摩拳擦掌了——當然，復工日期到來之時，疫情並未完全過去，大家的“報復心”，也再壓一壓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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