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華爾街日報》阻擋中國崛起，竟寄望一種病毒？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沈逸】

2020年2月3日，正當中國聚精會神抗擊新型冠狀病毒導致的疫情時，一些主流西方媒體卻突然口出粗鄙之語，其中，又以《華爾街日報》為最典型：

2月3日，《華爾街日報》刊發了題為“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的文章，作者沃爾特·羅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是美國文學本科出身的外交戰略與政策研究者，公開資料顯示他是Bard大學外交與人文科學專業的James Clarke Chace教授，此前曾在耶魯大學教授美國外交政策。他還是《美國利益》雜誌的總編輯，《華爾街日報》專欄作者，也是哈德森學院（就是彭斯經常喜歡去演講的那個）的學者。

就是他，沃爾特·羅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華爾街日報》專欄作者，哈德森學院學者

這種科班出身的學者撰文時，一般讀者都預期能夠聽到一番高論，沒料想卻等來了一番讓人“驚豔”的粗鄙之語。不過仔細分析，還是能得出一些幫助大家更好認識當前世界新特徵的內容：

其一，文章標題直接使用充滿西方殖民色彩的專有名詞，即所謂的“亞洲病夫”（Sick man of Asia），清晰地折射出了具有種族主義色彩的優越感。

這是一個和“歐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對應的特殊隱喻，在歐洲為中心的近現代國際關係歷史上，這個詞最初被用於形容奧斯曼土耳其，因為昔日曾經強大一時，三次圍攻維也納讓整個西歐瑟瑟發抖的大國在當時已經陷入了持續的衰落；後來被用於形容陷入經濟困難和衰落中的大國或地區，包括意大利、德國、以及大不列顛的蘇格蘭。

當然，“亞洲病夫”這個詞，對中國人來説，喚起的就是鴉片戰爭以後，近代史列強在中國土地上橫行霸道的歷史。用這個詞做全文的標題，其所指向顯然是非常清楚：作者預期，或者堅定地認為，由此次疫情展示的情況，是中國正面臨某種無法扭轉的系統性風險，用《華爾街日報》提煉的摘要來説，就是“中國金融市場藴含的風險比它的野生動物市場還要高”。

在中國抗擊疫情的時候，悍然使用“亞洲病夫”這個詞，並能通過《華爾街日報》的編輯“把關人”審核，順利地出版，讓人想起了2019年上半年，非洲裔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辦公室主任斯金納將美蘇冷戰形容為“文明內部的競爭”，而將中美戰略競爭定義為“文明之間的競爭”，這種言論的頻繁出現，而且是登堂入室、堂而皇之的出現，能夠讓人清晰地感覺到言語粗鄙下的齷齪心思，即直到21世紀，美國部分官員和精英，在內心深處仍然是以宗主國和殖民地的框架來認識和理解這個世界的，且伴隨着美國實力的相對衰落，以及中國實力高速發展，這種優越感越是有了自我展示和宣泄的迫切需求。

其二，文章的主要價值是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美國部分精英的深層焦慮，並提醒人們這種焦慮如果與美國國內政治結構相結合所可能帶來的嚴重風險。

無論是新聞傳播，亦或者是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又或者是公開發表的戰略研究或者是政策分析評論，都必須遵循某種基本的倫理，其中至少包括一條，不要以一種幸災樂禍的口吻去討論正在發生的疫情。

在人們傳統的認知裏，美國是一個比較“講究吃相”的國家，或者，用學理的話説，美國是一個制度性霸權，約瑟夫·奈的系列文章，從“註定領導世界”的角度出發，強調了道義色彩，以及佔據道德高地，對美國霸權所具有的特殊意義和價值。

但是，中國的崛起，中美之間力量差距的急速縮小，讓美國部分精英在焦慮之際，顧不得許多，開始變得非常“不講究”。

米德教授開篇就很坦率：因為某種蝙蝠病毒，像不可阻擋的重型卡車一樣的中國這周消停了，儘管中國當局努力控制疫情並重新開始經濟發展，但這個正逐漸習慣了中國勢不可擋的崛起的世界，正提醒人們，沒啥東西，包括是中國的實力（崛起），是可以被認為理所當然的。

配上標題裏面的“亞洲病夫”，很容易感知到這樣一個畫面：聽到新冠病毒誘發疫情，看到中國政府全力投入救災，以作者為代表的某些人長出一口氣，“謝天謝地，這傢伙終於停下來了”。

這種內心的焦慮源於這樣一個事實：中國的崛起是不可阻擋的，意思是美國並沒有什麼很好的辦法阻擋中國的崛起，甚至已經到了願意將希望寄託在新冠病毒導致的疫情上。如果只是某個普通網民在社交媒體上發個段子這麼寫，也無所謂，畢竟美國嘛，歷來以多元化著稱；但這種上不了枱面的話語登堂入室上了《華爾街日報》，顯然説出了相當一部分人不方便説，但又憋了很久的話。其中的含義，值得人們高度關注。

2月3日，《華爾街日報》刊文《中國是真正的東亞病夫》

其三，從美國國際戰略研究的角度來看，這篇文章提醒人們認真重視所謂美國外交戰略“傑克遜主義”轉向的問題，以及高度關注由此可能帶來的風險。

早前在討論中國崛起可能帶來的衝擊和挑戰時，一般歐美學者傾向於接受約翰·魯傑的假定，認為歐美國家有所謂“內嵌的自由主義”，進而在此基礎上構建了基於共同規則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中國則不願意遵守這種秩序。

但是，如果從國際關係史，尤其是外交史的角度來看，其實這種內嵌的自由主義，與其説是美國遵循的外交傳統，不如説是美國在走上世界舞台過程之中以及佔據核心位置之後建構起來的一套話術，一套在美國享有充分物質與心理優勢前提下，用於説服其他國家自願接受美國治下的和平，降低美國維持霸權成本的話術。

在實踐中，或者説，在美國外交與對外戰略的傳統中，赤裸裸的實力，絕對的以美國自我為中心的利益的斤斤計較和計算，才是美國對外戰略真正的核心，才是美國精英看待世界的真實框架。這套框架，被概括為“傑克遜主義”。

巧合，或者説是某種必然，這次在《華爾街日報》上妄言所謂“亞洲病夫”的米德教授，就是“傑克遜主義”的研究專家。他對於傑克遜主義的研究是如此之深，如此之有名，以至於被稱為“黑衣總統”的班農，也被認為深受其影響，而本屆美國政府的對外戰略，就是建立在傑克遜主義基礎上的。

這種轉向用更加經典、更加學院派的國際關係理論也説得通，有關霸權穩定以及霸權轉移的理論，都在不經意間提過這樣一種場景：出現衰退徵兆的霸權國，可能對潛在的挑戰者採取預防性的打擊行動；當然在此前的理論中，因為人們並不真的相信會出現美國衰落的問題，這種霸權衰落的具體特徵和政策表現，沒有引發足夠的重視。

但對照所謂傑克遜主義的轉向，其實，就是美國發現已經沒有辦法通過國際機制和國際制度鞏固和維持自身的霸權地位，所以就直接拋棄了其所構建的遊戲規則，開始自行其是。這種自行其是，既包括本屆美國政府的“退羣”行動，也包括米德教授在《華爾街日報》上用“亞洲病夫”來表達難以抑制的內心竊喜。

但同樣的，這種竊喜也是一種尷尬：米德教授承認，本質上這次疫情是個經典的黑天鵝事件，不代表美國獲得了某種可以遏制中國的新工具，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提供了以嘲諷中國的方式來緩釋內心焦慮情緒的機會。

讀到這篇文章的人們，則需要思考，如何保障世界因為美國外交政策的轉向，而面臨更大的風險，如何儘量將一個在心態上呈現顯著衰退態勢的超級大國有效地隔離起來，確保他對全球體系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尤其是其國內政治過程如果出現某種精英自我極化的負面循環的時候。

換個角度來説，中國崛起導致歐美部分精英焦慮至此，也從一個側面展示了中國具有的真實能力，這種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中國的發展與歷史的發展相契合；決定於中國政府所具有的治理能力，一如此次戰疫所表現出來的，確實有缺陷，有不足，有問題，甚至在某些地方還比較嚴重，但是作為一個整體表現出來的能力，對於任何客觀而專業的觀察者來説，都是非常令人放心的，世界衞生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世界銀行等機構，已經用自己的評價給出了證明。

具體到這次疫情來説，當然還有諸多的困難，甚至註定是諸多艱鉅的困難，有待國人一起去克服，去戰勝，但最終，那種覺得可以看個笑話，可以落井下石，可以悠然期待病毒將霸權的心腹大患擺平的，會不可避免地成為某種極具諷刺意味的背景音。

這是一個令人關注的轉折點，即中國在崛起過程中遭遇某種挑戰、困難甚至是挫折時，某些歷來端着姿態、高高在上的西方主流媒體，部分歐美精英開始褪去光環，直接訴諸有具有顯著歧視性的粗鄙言論，對中國惡言相向；這是實力對比、利益歸屬以及時代特徵所共同決定的。

被特朗普總統罵了三年“Fake News”的《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CNN們真的臉皮越來越厚，“道義”、“文明”、“理性”、“普世”……這一件件閃閃發光的外衣統統被扔一邊，代之以赤裸裸的歧視、挑釁、發泄、污衊……當長期編織的系統性欺騙話術不再有效時，這些精英招牌露出了原型……這是好事嗎？

對中國來説，真正的關鍵，從來都不是如何取悦外媒，取悦精英，而是提升治理能力，完善治理體系，造福人民，造福世界。未來，歷史將記載中國崛起過程的點點滴滴，無論是何種幸災樂禍，註定都將成為“徒勞”一詞最好的詮釋。

1月31日，武漢市江漢區西北湖附近高層建築外牆打出“武漢加油”等字樣（無人機照片）。 新華社記者 肖藝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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