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川：社區防疫，如何安撫宅在家的居民？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馮川】

社區雖然是由一個個“家庭”所組成，但在疫情防控中，工作隊、社區工作者和黨員志願者在識別和管控工作中，卻往往更加註重“個體”。

然而，中國人重視家庭，家庭是個人寄託生命意義和情感認同的基本單位。與疫情恐慌嫁接的家庭故事，容易成為激發民眾悲觀、憤怒情緒的引爆點。家庭圈會成為擴散病毒、生產和傳遞負能量的源頭。

如果社區防疫工作不能與家庭形成順暢的對接，則家庭就可能成為疫情排查中不予配合的一個個“封建堡壘”，也可能成為“應收盡收”暫時無法完成時的一個個孤立無援的絕望“孤島”。

簡而言之，社區疫情防控，不能忽略“家庭”這個社會基本單元。

防疫期間社區治理所面對的家庭並非鐵板一塊、千篇一律。我們必須細緻分析“家庭”這個社會細胞在疫情中的表現，充分了解不同類型的家庭在疫情中所表現出的不同情緒和不同需求，並在此基礎之上因勢利導，對社區家庭進行分類治理。讓社區成為戰時狀態下穩定的後方，就是對抗疫前線最好的支援。

社區工作人員（右）對進入社區的人員進行檢測登記（資料圖/新華社）

一、五類社區家庭

按照“家庭關係和情感支持體系是否自洽”和“在行動上家庭成員間能否相互支撐”這兩個維度，我們可以將防疫期間社區治理所面對的家庭，分為以下五種類型：

類型1，“平衡家庭”：家庭關係和情感支持體系能夠自洽，家庭成員彼此能夠在行動上相互支撐。

在疫情期間，社區大多數家庭的家庭成員居家禁足，只要身體尚處於健康狀態，這個家庭的情感互動就能在日常生活中得以維持。只要社區能夠滿足他們的日用飲食，他們的情緒相對而言就能處於穩定狀態。

類型2，“消耗家庭”：雖然家庭關係和情感支持體系能夠自洽，但某一家庭成員單方面需要其他家庭成員的照顧。

若是家庭成員中出現了感冒發燒的症狀，其他家庭成員會對其進行照顧，親友也會通過微信、電話對其投來關切的目光。此時，雖然心情緊張，但如果社區能夠在滿足他們的日用飲食之餘，為他們保障感冒藥退燒藥，在觀察若干天之後，若該家庭成員身體恢復正常，則他們的情緒又將回復穩定狀態，“消耗家庭”將轉變為“平衡家庭”。

若是家庭成員中有一位需要長期照料的病患，通常是一位身患慢性疾病的老年人，或是一位身患重病者，在防疫期間無法僱請保姆和護工，又由於醫院被徵用而無法住院的情況下，其已婚子女和親屬只有代替醫生晝夜不停地對其進行護理工作。特別是當小區封閉時，已婚子女親屬中的少數一兩位成員，只能與病患長期生活在一起，依賴社區提供日用飲食和有限的藥品，精神消耗和身體消耗極大。

類型3，“分散家庭”：家庭關係和情感支持體系由於客觀原因而無法自洽，處於稀薄鬆散狀態，家庭成員間的互動也不足。

所謂的客觀原因，大概包含兩種情況。

其一，是工作職責。

我們不能忽視執行防疫任務的社區工作者、警察、醫務人員等一線工作者，他們本身也是社區家庭中的一員。為了防止疫情擴散、救治更多患者，他們必須堅守工作崗位，無法回到小區與家人團聚。在這樣的家庭中，很有可能多個家庭成員都是一線工作者，分別奮戰在抗擊疫情的不同現場，比如警察與醫生的婚姻搭配。

他們每天在一線忙碌，接觸的人多，生怕萬一傳染給孩子，只有將孩子早早送到其他親戚家，將老人託付給他人看顧。他們有時候應急值班，甚至幾天幾夜沒回過家，家庭成員之間時常見不到面，各自成為家裏的“獨行俠”，全身心撲在基層防控工作上。

其二，是需要離開家到老人居住之處長期照顧老人。

在分家別居的狀態下，此時以父代為中心的核心家庭屬於前述“消耗家庭”，而以子代為中心的核心家庭則處於“分散家庭”狀態。

類型4，“缺損家庭”：家庭關係和情感支持體系處於缺損狀態，無法自洽，更不存在行動上的支撐力量。

當能夠照料老人的子女被隔離，或父母皆被隔離的小孩在武漢沒有親戚時，這樣的老人和小孩就喪失了既有的家庭關係和情感支持體系，很有可能只有孤身一人在家，靠鄰居和社區每日送飯，卻無人敢不考慮感染風險將其接回自己家。近日一段反映全家隔離獨自在家的六歲小女孩的視頻傳遍全網，她無助恐懼的眼睛，攫住了無數人的心臟。

類型5，“消失家庭”：家庭關係和情感支持體系從社區空間中消失（也許是暫時，也許是永遠）。

如果出現發熱反應的家庭成員真的是新冠病毒攜帶者，則照顧他的其他家庭成員很有可能也已經受感染，這就出現了以家庭為單位的“聚集性感染”。一旦出現這種情況，根據集中收治的相關政策，這個家庭理應立即從社區消失，不再是社區防疫的治理對象。

二、五種工作難點

社區防疫在面對上述5類家庭類型時，都存在相應的工作難點。

（一）

“平衡家庭”是社區中的大多數，家庭事務不多，所以他們身體健康地“宅”在家裏比較閒，往往將自身定位為社區服務的享受方和監督方。

一些看起來表現積極的“平衡家庭”成員，習慣於有罪推定，經常打電話質問社區和物業“對樓棟是否消毒”“用的是什麼消毒水”“我怎麼沒聞到味，沒見到消毒的人”“為什麼不穿防護服”，聲稱“不是針對你們，而是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利用手機微信扮演高高在上的監督者、評論家角色。

而社區和物業人員為了回應他們的質疑，就不得不拍大量的視頻和照片，甚至要調取監控視頻來回應。這樣的人也許不多，但對社區和物業人員工作的精氣神極具殺傷力。

然而，一旦要他們組織起來拼團買菜，為大家做點事情，卻並不容易：大家都想買，但都不願意出面牽頭，都巴不得有人把菜送到家門口，還提各種建議。他們習慣於只動口不動手。

如何在滿足其日用飲食的同時，擺正他們的心態，甚至動員和組織這些積極分子參與社區防疫，是社區防疫關於“平衡家庭”的工作難點。社區和物業固然有工作不到位的地方，但在如今的戰時狀態下，也需要給予他們的工作更多的包容和支持。

（二）

“消耗家庭”中，能夠平穩迴歸“平衡家庭”的，多是年輕夫婦組成的核心家庭。而不得不持續維持“消耗家庭”狀態的，多是由原本分家別居的中年子代與老年父代回覆同居狀態的家庭形態。

當醫院被徵收為發熱門診，其他醫院也在特殊時期不收病人，或只接收自己的首診病人，致使原本住院的非肺炎病人不得不回家“自尋出路”時，如果老年父代是需要長期維持治療的慢性糖尿病人、需要靠透析續命的腎病病人，或是病情隨時可能惡化的肺結核、白血病、癌症患者，他們的中年子代就只有冒着被感染的風險天天到各家醫院去尋找出路，回到家後還往往需要熬夜照料父代，精神和身體承受巨大壓力，抵抗力的下降又會提升他們被感染的風險。

如果站在非肺炎但需藥物維持的重症病患的家屬立場上看，他們原有的醫療資源都被新冠肺炎的疑似或確診患者突然擠佔。他們中的許多人心中就會萌生一個醫療倫理的問題，或者説是醫療政治問題：

病情同樣危重，只是得的病不一樣，“新冠肺炎”進入了舉國體制的視野，患有該類疾病的病患受到全社會的高度關注，理應優先得到醫療資源，但其他病情隨時可能惡化的病患，是否理所當然被犧牲，被驅趕回家等死？

社區當然無力解決這個疑問。於是，有能力者就容易產生報復社會的危險行為，沒能力者就只能通過各種渠道求助，否則就只能坐以待斃。如何對“消耗家庭”進行國家主義教育，給予他們積極的心理暗示，配合國家共度時艱，是社區防疫關於“消耗家庭”的工作難點。

資料圖來源：中國新聞網

（三）

“分散家庭”中的兩種狀態，一種是包含抗疫一線工作者的家庭，另一種是有部分家庭成員需要離家照顧老人的家庭。後者的家庭中留居的家庭成員一般較少，是社區工作者動員起來加入志願者的潛在人員。而難點主要集中在前者。

以社區和物業工作人員的家庭為例。雖然他們也有家、有父母、有孩子，也是血肉之軀，但他們不能在相對安全的自己家中隔離蝸居，而是要在物資短缺、人員不足的情況下，每天忙碌於防控宣傳、轄區巡查、測體温、送醫協調、張貼通知、排查、登記造表、上報信息、送藥品和生活物資、消毒、聽取羣眾意見、回應諮詢、勸導居民、發放物資、關注羣內信息、處理突發事件、學習文件、迎檢、困難幫扶等事務。他們是戰鬥在疫情第一線的“逆行者”，其工作本應得到居民的掌聲和讚美聲。然而事實上，他們除了每天應付繁忙的工作，還要接聽無數遍來自居民的質問電話，解釋無數遍同樣的問題，承受來自居民的怨氣和怒氣。

物業人員並沒有多高的工資，也沒有編制，一線的保安員和保潔員也不是離了這份工作就活不下去。他們拿着微薄的收入，卻擔負重要的職責，可以説是冒着生命危險在工作。他們原本可以辭工不幹，原本可以不用冒險，和大多數居民一樣居家隔離。但他們仍然承擔了大部分的工作，甚至有管理人員主動加班請戰。

如何讓這些主動將國家利益和羣眾利益放在家庭利益之上的抗疫一線工作者，感受到工作帶來的“獲得感”而不是接二連三讓人“寒心”的打擊，做到“為眾人抱薪者，不使其凍斃於風雪”，是社區防疫關於“分散家庭”的工作難點。

“缺損家庭”中留居房間的老人或小孩，在沒有子女或父母的陪伴時，極易喪失安全感，產生恐慌。病毒蠶食了他們的家庭。他們一個人在家，也容易出現安全事故。如何讓這樣的老人和小孩獲得應有的照顧，是社區防疫關於“缺損家庭”的工作難點。

（四）

而政策上理應成為“消失家庭”的家庭成員，往往已經全家發生感染。病毒侵吞了他們的家庭。如果“應收盡收”政策因牀位不夠而遲遲無法落實，這樣的家庭就會成為社區中最為絕望的家庭。

雖然許多這樣的家庭嘗試聯繫過社區、經視直播、市長熱線、區政府和各種渠道的求助平台，但截至筆者撰稿為止，尚有不少家庭反映“沒有用”“回覆就三個字：等牀位”。在無盡的等待中，求生的本能讓這樣的家庭在網絡上發出求助的絕望聲音，一些年輕人更是為了家人的牀位和自己看病而到處奔波，無奈之下成為大家口中的“移動傳染源”。

如何儘快落實“應收盡收”，是社區防疫關於“消失家庭”的工作難點，雖然這項工作已經超出了社區的能力。

在思考如何破解這些工作難點之前，我們需要明確，防疫戰中的核心主體其實是“生命”。圍繞對於“生命”的守護、對於“生命”的價值判斷，社區家庭展現出不同的面相，釋放出不同的情緒。以下討論凝結着大量家庭情緒的“三對生命關係”。

三、三對生命關係

（一）“逆行者的生命”與“大家的生命”

防疫屬於公共衞生事業，事關生命安全。但是為了大多數居民的生命安全，總有一些“逆行者”擔當重任，冒着生命危險負重前行。

然而，也總有一些宅在家裏的業主，在防疫期間身體健康、生活悠閒，家裏也沒有什麼事可供他們操心，於是就對社區和物業人員的工作指指點點、喋喋不休，一邊不痛不癢地挑刺、製造矛盾，一邊聲稱這樣的質問是“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

在他們眼中，這些在許多人的假期裏卻相反更加忙碌的一線工作人員都在“偷奸耍滑”，只有他們自己才是在為大多數居民的生命安全負責。在他們的立場上，一線工作人員理當“逆行”。此時，質問者早已將自己的生命無限拔高，高傲地使自己成為了“大家的生命”的代表。

“大家的生命”當然比這幾個逆行者的生命更重要，但其背後所潛藏的話語則是“我作為業主的生命比你們工作人員的生命重要”“你們工作人員就應該不惜用你們的生命來為我們業主的生命負責”。甚至在一些業主的意識中，物業和社區的工作人員就是一個應該為自己解決一切問題的“神”，他們早已忘記這些工作人員其實也是一個和自己一樣活在家庭裏的“人”。

何況如此苛責質問工作人員的業主，往往養尊處優，生活在“平衡家庭”，而工作人員則身在“分散家庭”。“分散家庭”的家庭成員，難道不比家庭意義上各方面相對健全的“平衡家庭”的家庭成員更應受到來自社會的包容和關愛嗎？

社區和物業工作人員也是血肉之軀，也是一個普通的人，而不是神。難道業主的生命就比“逆行者”的生命更高貴、更重要？生命面前，人人平等。

小區物業服務人員為公共空間消毒（圖/新藍網）

（二）“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生命”與“非肺炎重症患者的生命”

防疫戰的唯一敵人，是新型冠狀病毒。為了抗擊新型冠狀病毒，武漢封城並進入戰時狀態，火速營建火神山和雷神山醫院收治患新冠肺炎的重症患者，並開闢一批方艙醫院以“應收盡收”為原則，集中隔離得新冠肺炎的輕症患者，防治疫情蔓延擴散。但與此同時，仍有一批新冠肺炎患者住在徵用的醫院。於是，大家開始議論住在正規醫院的新冠肺炎患者對病牀資源的擠佔問題。

在病牀資源的擠佔現象中，我們看出，人的生命因得了不同的疾病，而被附加上不同的權重。治病的權利嵌套在國家政治之下，普通老百姓治病的秩序也不得不服從於國家治理在當下所面臨的主要矛盾。

非肺炎重症患者為新冠肺炎患者所做的犧牲，也正是“消耗家庭”為新冠肺炎患者所做的犧牲。換句話説，“消耗家庭”正因為這種犧牲而成其為“消耗家庭”，同時導致一部分“分散家庭”的產生。為新冠肺炎患者讓出病牀資源，為挽救新冠肺炎患者的生命提供了空間和希望，卻不但威脅到“消耗家庭”中非肺炎重症患者的生命，還因導致照料者的過度操勞而威脅到患者的中年子女的生命。

那麼，同為最接近死亡的重症患者，難道因為要讓疫情統計數字顯得更好看一些，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生命就比非肺炎重症患者的生命更值得挽救？——在家中忍受體力不斷消耗的非肺炎重症患者家庭，往往會發出這樣的疑問。生命面前，人人平等。

“消耗家庭”的悲情故事和疑問，會迅速掀起輿論的洪流，引發民眾對新冠次生災害的關注。當然還包括那些理應在“應收盡收”政策之下撤出社區，得到醫療救護的“消失家庭”的悲情故事，表明疫情已經開始衝擊國人的家庭底線。值得為政者警惕的是，一旦疫情大量衝擊國人的家庭底線，家庭生活因疫情的蠶食甚至侵吞而大量解體，此時，社會就向真正的社會秩序危機爆發的臨界點推進了一大步。

畢竟每個人都有家庭，發生在家庭中的悲情故事最能引起共鳴。如果要教育羣眾不要被悲情故事的煽情“帶節奏”，最根本的只能是打掉家庭這個最基本的認同和組織單元，讓每個人從小就被集體、社會和國家組織起來。

或者，必須要讓羣眾學會用國家立場的大局觀思考問題，具備一個治理者的視野和胸襟，擁有一個優秀黨員的自我犧牲精神。但是，在和平年代，突然陷入猝不及防的戰時狀態，要讓由普通羣眾具有那樣的政治覺悟，談何容易。

（三）“逆行者的生命”與“非肺炎重症患者的生命”

同樣是“生命面前，人人平等”，同樣是潛藏於每一個生命背後的家庭情懷，從不同類型家庭的成員口中説出，卻擁有不一樣的內涵。

身處“分散家庭”的一線工作者呼喊“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是對那些只管評論、頤指氣使的“平衡家庭”業主們義憤的回應。為了不給戰鬥的前線添亂，我們需要向業主們強調“生命面前，人人平等”，強調一線工作者的家庭屬性，同時表達對他們的敬意。

身處“消耗家庭”的老年父代和中年子代呼喊“生命面前，人人平等”，則是對求生欲的表達，是從家庭利益的角度，對原有的病牀資源在戰時狀態下被擠佔的不滿。為了不給戰鬥的前線添亂，我們卻需要使這些“消耗家庭”接受戰場上生命的不公。

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能判斷説，“逆行者”與“非肺炎重症患者”其實都在為這場戰鬥做出犧牲。只不過，前者畢竟還是自己能夠自主選擇的行業，而後者得什麼病、哪種病更具有政治性，則完全不在自己的掌控之內。如果説前者的甘願犧牲靠的是個體的覺悟和職業倫理，透露出國家意志下個體的敬業奉獻，那麼後者的被動犧牲則更多地透露着國家意志之下，個體囿於家庭利益和對自己或家人生命的珍視，而產生的悲切與無奈。

四、可能的建議

前文圍繞三對“生命”關係的論析，其實梳理的正是社區疫情防控中“平衡家庭”“消耗家庭”和“分散家庭”這三類家庭之間的關係。

在封城防疫的戰時狀態下，家庭成員的關係紐帶和精神力量，為社區防疫的開展提供着秩序的支撐。前線在打仗，在後方的家庭需要發揮穩定器的作用。以疫情防控為指向的社區治理，視野中一定不能只存在原子化的個體，而忽略了個體所從屬的“家庭”這個治理單元。

社區內不同類型的家庭，在日益嚴峻的戰時狀態下表現出不同的情緒：

“平衡家庭”因其家內無事，家庭成員在茶餘飯後好議論政事，對公共權力和普通勞動者表現出懷疑與輕蔑，覺得疫情離自己不遠但又絕對不會太近。

“消耗家庭”則因家庭成員的身體狀況，而將行為和立場聚焦於家庭利益，緊張、焦慮、恐懼和無助容易蔓延，感覺稍有不慎，疫情就極有可能與他們擦肩而過。

“分散家庭”中的家庭成員，或者去支援“消耗家庭”，或者加入了抗疫和防疫一線的隊伍。他們小家庭的家庭關聯和情感密度，往往因他們對大家庭贍養事務或對社區公共事務的投入而變得稀薄。為老人或為社區做事，日夜操勞，只求對得起這份責任和良心，在疫情中做好犧牲的準備，保持戰鬥狀態，是他們的共通特點。

在抗擊新冠病毒的防疫戰中，疫情就是命令。若要穩住社區這個後方陣地，我們在社區治理中的目標，應是儘可能讓社區和物業工作者所在的“分散家庭”動員和組織“平衡家庭”，特別是“平衡家庭”中的黨員家庭，同時儘可能在精神上勸慰和鼓勵“消耗家庭”，讓“消耗家庭”向“分散家庭”學習，使“分散家庭”的精神成為實現羣眾動員、社區協同的凝聚點。

具體而言，聲稱自己最有公德心的“平衡家庭”成員，往往是社區公共事務潛在的意見領袖，社區應利用他們對“公德心”的在意，激勵他們帶頭幫助社區和物業一起消毒、為居民送藥送菜，為物業捐款採購防護服、口罩和消毒水，讓他們不能只當評論家，更要實實在在幹活。而對於“分散家庭”中留居在家的剩餘家庭成員，由於家庭事務簡單，這些成員也可在社區的組織帶領下，力所能及地參與到社區公共事務中來。

當他們在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過程中，體會到社區和物業工作者的不易之後，他們對社區和物業工作者的苛責和刁難一定會減少，同時大幅度減輕一線工作者的業務負擔，使一線工作者不再“寒心”。

當上述家庭被動員起來之後，黨員家庭更應發揮模範帶頭作用，敢於犧牲小家庭的利益，比如收留“缺損家庭”中無人照料的老人或小孩，撫慰他們的精神創傷。如此一來，“缺損家庭”中剩餘成員的不安、恐懼和驚嚇情緒，也可得到有效緩解。

最關鍵的是對“消耗家庭”的情緒引導。對於家庭成員，要充分説明治療新冠肺炎對於社會全局的利害關係，突出“分散家庭”的家庭成員舍小家、為大家的犧牲精神，説明治療中優先新冠肺炎患者的必要性，同時也要讓非肺炎重症患者及其家屬看到早日重回醫院住院治療的希望。“消耗家庭”中的病患多是老人，有的甚至是經歷過槍林彈雨的老黨員，利用他們對早年革命情懷的回憶，更容易説服他們服從國家大局的安排，懷着希望堅持下去。

而最為棘手的，則是真正落實對“消失家庭”的“應收盡收”。對這個問題的解決，已經超出了社區工作人員和羣眾黨員的能力限度，只能依靠政府努力開闢牀位、統籌調動全社會的醫療資源，一步步將“應收盡收”加以落實。在這一方面，武漢目前這種單純依賴大醫院治療的添油燈式戰法，不僅增大一線醫療工作者的壓力，還極可能直接拖後全國的復工時間。

基於此，武漢市高層一定要具有宏觀數據和系統治理的概念意識，充分擴充隔離牀位資源，讓尚未收治的“四類病人”看到被收治的希望。羣眾黨員也應盡力通過慰問幫扶等各種方式安撫他們絕望的情緒，給予他們更多的人文關懷，讓他們感受到小區社會的温暖。

希望“應收盡收”、徹底切斷傳染源的防疫目標能夠早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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