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歐洲已經直面“西方缺失”，美國還在幻想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田飛龍】

歐洲主辦的慕尼黑安全會議近日召開，列強雲集，唇槍舌劍，縱論世界秩序的原理、挑戰和趨勢。會議的主題是“西方缺失”，這是比美國更加誠實的歐洲人的思考和焦慮，是一種現實主義和對話主義的國際關係思維。

相比美國對全球霸權的依賴和留戀，剛剛經歷英國脱歐的歐洲更加從容和超脱，對世界體系的實力變遷與秩序更替有着更好的心理適應性。“西方缺失”是一個顯著的國際政治事實，對這一事實的不同理解和應對，構成了當代國際關係與國際法鬥爭的基本格局。

西方何以缺失？西方怎麼辦？這也許是會議主辦方最關心的問題。歐洲清晰地判斷出中國崛起、俄羅斯復興以及西方在國際事務中影響力的嚴重衰退，甚至西方民主秩序內部的盟友關係、國內經濟民主秩序、保守主義與右翼化問題、難民與身份認同問題、恐怖主義與安全秩序問題等，都嚴重挑戰和削弱着西方的制度公信力。當西方精心構築的國際法律秩序和國內民主秩序無法有效提供安全、自由和繁榮時，“西方缺失”就是一個無可迴避的政治現實。

“西方缺失”，本質是美國缺失

問題進一步延伸，所謂“西方缺失”，本質是美國缺失。因為二戰之後的國際主流秩序是美國創建的，美軍、美元、美國高科技、美國盟友體系及美國掌控的國際法秩序，成為全球化賴以維繫和擴展的關鍵性基礎。是美國的全球存在保護了西方核心價值觀的主導地位及西方資本集團的全球盈利體系，也提供了所有西方人從全球化體系中獲益的基本經濟與文化優勢。這是一套精緻的“西方金融帝國主義”，至今仍然構成國際秩序的基本面。

然而，從西方歷史經驗尤其是羅馬經驗來看，帝國秩序的繁榮之中必然隱藏着衰退、收縮、崩解與重構的因子。美國精英們不能僅僅限於拜讀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而以“修昔底德陷阱”自限，更應當開闊視野精讀孟德斯鳩的《羅馬盛衰原因論》，以深切理解作為“新羅馬”之美國的內外張力、病理與處方。

這是因為帝國治理是成本消耗型治理，其長久維繫取決於帝國本身的技術與制度創新力，以及帝國和依附性團體之間的價值與利益分享能力。美國就像曾經的早期羅馬帝國一樣，成功主導和協調了盟友體系及非盟友的發展中國家體系，一度產生了“歷史終結”的帝國幻象。在“條條大路通羅馬”的帝國極端繁盛期，帝國政治家和帝國知識分子也曾產生過“盛世”幻覺和“歷史終結”式的樂觀主義。

然而，羅馬帝國很快陷入內憂外患之中：內有東西羅馬分治與基督教會的結構性分裂，沿着“羅馬—日耳曼”和“希臘—斯拉夫”兩條文明軸線長期演化對峙，衝突頻仍；外有新波斯帝國、日耳曼蠻族王國、匈奴遊牧帝國以及伊斯蘭帝國的持續挑戰。在這些內外挑戰中，帝國精英的自負、怯懦、腐化與責任衰退，亦構成羅馬崩解的重要精神因素。

比照羅馬，今日之“西方缺失”的世界歷史經驗同樣造成了美國的戰略恐懼和不自信。特朗普主義的美國優先以及對世界秩序既有價值的持續侵蝕，是作為帝國之美國的自我責任卸載與權力鞏固。美國在全球化中的“逆全球化”和民主秩序中的“民粹化”是西方缺失的最主要標誌。

歐洲“出走”

對歐洲而言，二戰後的國際法秩序是和平但不夠公正的。在西方體系內部，歐美分享相同的民主價值觀和國際法秩序紅利，歐洲也基本上長期配合了美國的全球安全與戰略佈局。

然而，相同價值觀並不保證相同利益，歷史上的希臘不是，羅馬不是，今日歐美也不是。

美國藉助二戰過程對歐洲的援助和解放經驗，以及在歐洲對抗蘇聯的冷戰秩序，成功建立了對歐洲世界的一種“反向殖民”秩序結構，在安全、經濟、外交與國際秩序上取得了對歐洲的代表權。

美國與歐洲的關係，就像羅馬將被征服者在法律上確定為“同盟者”一樣，並非平等關係，而是一種體系內的主從關係。歐洲國家的地位和利益保障當然嚴格優越於其他非西方地區的國家，然而一旦美國利益受到觸動，歐洲利益也是可犧牲的選項。

對此，歐洲內部的主要政治代表國家反應不一。德國作為二戰最大戰敗國在美國佔領和指導下重建，對美國秩序的依賴更深，對美國價值的質疑和對抗意願更弱。但法國同樣作為二戰戰勝國及歐共體早期主要創建國，對歐洲依附於美國的“隱性殖民”關係性質，持有強烈的質疑與反抗立場。

二戰後早期的戴高樂主義尋求獨立自主的軍事與外交政策，包括與中國外交關係的早期突破。有戴高樂主義遺風的馬克龍總統上台以來多次提出了歐洲的軍事與能源主權問題，謀求歐盟制度改革以增強歐洲自身的國際地位與獨立自主性。

歐洲尤其是法國企業長期深受美國“長臂管轄”法律的非法侵害和制裁，歐盟阻斷法案就是法國力推的立法結果，而法國企業高管皮耶魯齊的《美國陷阱》以及政治學者拉伊迪的《隱秘戰爭》，則分別從自身維權個案及國際法律秩序層面，對美國“統治”歐洲的制度秘密加以解碼和批判。

與非西方國家對美國帝國主義與霸權主義的傳統批判相比，來自歐洲內部的反思與批判更加切中要害，也更有力量。歐洲主辦“西方缺失”的安全峯會，是自身切膚之痛的反映，也是歐洲尋求多邊力量以改革國際不公正秩序的理性實踐。

馬克龍近期甚至提出“接納”俄羅斯以平衡對沖美國的支配和影響力，顯示了歐洲內部在地緣政治與國際秩序上的大膽想象力，但這一進程刺激和影響多方利益，推進不易。俄歐整合是歐洲主義更大的挑戰和命題，對美國建立的歐美聯盟秩序以及中國的“一帶一路”秩序均有強有力的戰略衝擊，同時俄歐內部矛盾分歧也不是短期內可以簡單和解與處理的。

但馬克龍的提議展現了歐洲集體安全政治的一個新的思考方向，就是超越二戰後既定的冷戰及後冷戰秩序，從“西方缺失”的現實與歐洲自身的利益出發，理性思考自主性的歐洲地緣政治與國際秩序突破和重構之路徑。

美國對世界和中國的誤解

美國在安全峯會上的主要目標仍然在於渲染“中國威脅論”，尤其是繼續炒作華為議題，歇斯底里，老調重彈，了無新意，根本對不上歐洲安全與發展焦慮的真正議題，也與世界各國對中國的理解與接受取向背道而馳。美國就像帶不好“政治優等班級”的班主任一樣，嘮嘮叨叨，裹足不前，卻自以為是，影響力日漸衰落。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和國務卿蓬佩奧分屬本國不同陣營，多次在國內議題上政治交鋒，但在對華問題上政治立場高度一致，都是“中國威脅論”的忠實信徒和不厭其煩的宣傳牧師。美國司法部近期對華為的起訴，也是在配合性窮盡法律手段進行政治打擊。

美國反覆強調自身與歐洲國家是價值盟友關係，持續濫用“自由民主”的任意解釋權，並將其有意導向一種嚴格而僵化的冷戰理解，無法認同歐洲與中國在通信技術及更廣泛全球化領域的深度合作，更擔心中歐合作會對沖美國在歐洲的影響力與依附性利益。

美國以僵化的文明衝突論及冷戰思維，思考中國問題與國際秩序問題，導致其對全球化本質的理解日益產生嚴重偏差。美國理解的全球化只能是美國領導的西方秩序的全球化，西方盟友在內部“臣服”，非西方國家在外部“依附”，從而形成永固性的美國治下的長期和平秩序。

美國一度接近完成這一“美式和平”的全球化建構，但又顯然誤解了全球化的完整週期與道德本質。全球化的本質並不是保障單一國家的帝國利益，而是價值、技術、資本與制度的共建共享，既是先行之優勢西方國家輸出的過程，也是暫時落後之非西方國家學習與趕超的過程，是人類價值與知識的雙向流動。

美國長期停留於全球化初級階段的“西方輸出”優勢和道德體驗，看不到或無法適應非西方國家學習趕超的“雙向互動”趨勢，從而在戰略上嚴重誤解了中國崛起的分量和意義，更難以理解和接受“一帶一路”在全球化演變中的正當性基礎與制度增量創新價值。

比較而言，歐洲國家更加誠實，沒有那麼強的單邊帝國權力負擔，反而容易接納中國並致力於真正的全球化秩序的完備建構。中歐合作可能構成21世紀最為關鍵的全球化基礎與理性力量。

當然，這也需要歐洲進一步在國際關係與世界秩序上理性自覺，不必過分感傷於“西方缺失”的全球化固有進程故事，而是從容於以自身道德和政治力量參與真正多邊主義國際秩序的價值凝聚與制度合作。歐洲越來越多的政治家與知識分子看到了這一點，但歐洲既往的“大西洋主義”親美傳統以及右翼化的極端主義仍然非常強大，從不同方向上對中歐合作與真正多邊主義國際秩序的塑造構成嚴重威脅。

中國的關鍵詞是“多邊合作”

中國在此次安全峯會上真正堅持了符合全球化本質的多邊主義立場。傅瑩的反駁是充滿智慧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美國技術不希望被封鎖，美國又怎麼會有正當理由封鎖華為？而且，美國民主制度何以脆弱到懼怕華為的程度？王毅外長更完整的發言，系統闡述了中國的多邊主義國際秩序觀，提出了共同發展、大國責任、國際準則、共同體意識四個層次的價值與秩序基準。

視頻/觀察者網 鄭冰顥

美國的關鍵詞是“中國威脅”，中國的關鍵詞是“多邊合作”，這是中美在21世紀全球範圍內價值競爭的重要變遷，中國更多主張人類普遍價值及其在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中的有效運用。與美國重啓冷戰式的“鬥爭思維”相比，中國的“和平發展”思維顯然更符合一種快速變遷中的世界秩序重構的正當需求。

越來越多的歐洲政治家和知識分子開始承認，中國崛起具有正面價值和意義，歐洲願意考慮與中國的深度合作與對話，非西方國家與地區也對中國發展的經驗和先例充滿興趣和期待，在“一帶一路”框架中尋求自身定位和利益。從安全峯會的整體反響來看，美國的“冷戰”呼籲越來越蒼白無力，過度渲染價值觀和社會制度差異的舊式手法也難以奏效。

這是人類的一個“新世界”，歐洲逐漸放平身段，客觀理性看待一個已經多元化並快速進行着秩序重構的外部世界，而美國則顯得很不自信，抱殘守缺，患得患失，更快速地折損其二戰後積累的超強軟實力。

美國人心目中有兩堵牆：一堵是美墨邊境牆，這是移民隔離牆，與新版的美墨加貿易協議形成鮮明反差，資本可以穿越，人流就地阻隔，資本與人的隔離顯示出美國“大熔爐”道德優勢的崩解與自由包容性精神秩序的碎裂。

另一堵牆是東西方的冷戰之牆，前有蘇聯，後有中國，美國始終無法在精神上自我反思、批判及真正以平等多元倫理重構一個永久和平的世界秩序，導致美式和平仍然主要建立在實力而非道理基礎上。美國曾經制造了很多普適的“道理”但自身並不能完整遵守，不能一以貫之，而常常以利益理由隨意踐踏。

所謂“西方缺失”，本質是“西方歸位”

總之，與武漢新冠肺炎病毒相比，人類價值與世界秩序中的“冷戰”病毒更是威脅人類安全與發展的致命因子。西方缺失是一個基本事實，本身是全球化與東西方競爭發展的自然正當的結果。全球化從來不許諾單一的世界霸權，而是趨向於推動多邊合作與協商治理。慕尼黑安全會議讓世人看到了一個道德誠實與理性務實的歐洲，一個侷限於冷戰思維無法自拔的美國，以及一個堅定踐行多邊主義與合作倫理的中國。

王毅外長在主題發言落腳部分提到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基於天下一家的中華文化傳統，對全球治理具有重大的塑造引領意義。這或許是中國開給“西方缺失”與全球化困頓中的世界的一劑良方。天下一家，是中華文化最基本的政治哲學視野與歷史經驗，是“天下”之多元存在與“一家”之和諧一體的辯證統一。

在此意義上，西方缺失所導致的世界不再那麼“西方”就不那麼可怕了，因為世界原來就不那麼“西方”，也不會一直那麼“西方”下去。西方500年的全球化主導是因為西方文化與技術的自身積累及非西方的相對不發展，而當全球化過程帶來非西方的充分發展之後，一個真正平等、多元、民主與合理化的國際秩序才能夠形成。

所謂“西方缺失”，其本質是“西方歸位”。也因此，二戰後“美國治下的和平”帶來的只是初級階段的國際秩序，不是充分平等與理性化的國際秩序。21世紀，在中國參與的真正多元化與平等化條件下逐步塑造而成的國際秩序，才可能是真正道德與合理的，才能真正帶來永久和平與共同發展。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北京黨內法規研究會常務理事，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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