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鋒：作為幻像的“西方”，最終去向何方？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姜鋒】

慕尼黑安全會議曾經被看作是戰後西方世界軍事安全的思想庫和俱樂部，剛剛結束的本年度會議繼續沿着西方中心的視角討論世界。與以往不同的是，近年來的慕安會透視着“西方”的焦慮。本年度的會議在此前“後西方”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核心的討論和交鋒均圍繞“西方的缺失”展開。如果沿着這個“西方”視角繼續觀察下去，一個必然的問題是，西方為何缺失？缺失了什麼？缺失後的西方是什麼？

為何缺失？慕安會報告透出的判斷是，西方習以為常的“西方”正在遭受着來自其內部和外部的挑戰，西方內部在深刻分裂，而非西方世界在迅速崛起，西方無力應對由此給西方帶來的挑戰，重點是應對非西方的崛起。

無論是報告還是會議的主要討論，都充斥着濃烈的對自己的不滿和對未來的無奈，流露着夕陽西下的感傷，這也正合百年前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所描述的場景。由此，可以理解慕安會主報告為何一開頭就引用了《西方的沒落》。

然而，難以理解的是，斯賓格勒的立論不是針對非西方的崛起，而是西方文化自身，他甚至警告西歐人不要陷於西方中心論觀點：選定某一點就當作中心太陽，光照萬物，以為世界歷史就在其中演進，這實則是習以為常但自欺欺人的“光學幻像”。看來，歐洲要認識自己還需要跳出這個幻象，腳踏實地地考察自身的問題。

2月16日，在德國慕尼黑，慕尼黑安全會議主席沃爾夫岡·伊申格爾(台上左一)發表閉幕講話。新華社記者 逯陽 攝

其一，歐洲應該看到現在的“西方”是冷戰時期分別以美國和蘇聯為首的東西方兩大集團，在意識形態和軍事安全領域敵對的產物，即，慕安會討論的“西方”是冷戰時軍事對立中形成的概念。冷戰結束後，對立的另一方“東方”已經消亡，而且原來多數屬於“東方”的國家也融入了“西方”，這就意味着“西方”隨之喪失了存在的邏輯前提與合理性。

一個基於軍事安全價值定義的組織，尋找敵人是本能的行為，是其身份認同的標識，換句話説，就是必須有敵人，以此獲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去説服自己的人民為此承擔鉅額的財政負擔。

但是，面對不斷增加的税費負擔，民眾想要弄清楚的是，為什麼要向歐盟繳納各國GDP百分之一以上的税？為什麼一定要向北約交納高達各國GDP百分之二的費用？為什麼歐盟少數國家基於“假想敵”的地緣政治野心卻要讓所有歐盟成員國來支撐？顯然，一個形而上、模糊的“非西方挑戰”很難説服民眾，説清自己，也很難讓世界理解。

其二，歐洲應該明白現在“西方”精英階層內部的分歧和分裂也源於自身模糊的定義。“西方”的問題核心是歐洲和美國之間的問題，慕安會上大家都在大談“西方”，但都在談各自的西方。

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責怪美國的離棄使西方陷入困境，這點出了西方問題的要害，即，它是建立在美國意志和利益基礎上的安全大廈，對美國而言，它是實現自身戰略利益的多個工具之一，但對歐洲而言卻是賴以維繫安全的基礎大廈。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則針鋒相對，在他看來，唱衰大西洋聯盟就是謊言，他堅信“西方會贏”，這聽上去更像是調侃歐洲。歐洲人應該明白，現如今已經不存在咄咄逼人的東方集團，歐洲的問題不再是美國的問題，美國從歐洲的戰略撤退對面臨國內外挑戰不斷加劇的美國而言，是自然而然的選擇，歐洲的失落需要歐洲自我醫治。

歐洲人應該清醒的是，歐洲自己對“西方”的忠誠度和美國的信任度都建立在各自的利益根基上，所謂“價值觀聯盟”是聽得見卻摸不着的“存在”。德國聯邦議會議長朔伊布勒説得更清楚，歐洲不想選擇華盛頓或北京的制度模式，而是要走自己的路。美國則始終不渝地對歐洲採取分用兼施策略，劃分“新老歐洲”和鼓勵“脱歐”無不顯示出美國近年來分化和分裂歐洲的努力。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出席慕安會。圖片來源Reuters

其三，歐洲應該認識到，“西方”不是剔除瑕疵後完美的制度標準，它在歷史上給人類文明做出過巨大貢獻，也給人類帶來過深重災難，現代化離不開歐洲的智慧和發明，但兩次世界大戰和殖民時期的毀滅，在討論世界未來時也很難被忘卻。

慕安會後，德國召集多國代表推動利比亞和平進程，這是對“西方”現狀的一個有象徵意義的註解。應該對德國的努力給予鼓勵，因為它頂着盟國的壓力沒有參與對利比亞的軍事幹涉，才有現在斡旋調停的有利可信的地位。

但歐洲應該意識到，北非西亞的戰亂“西方”難脱干係。西方一些國家曾經竭力在那個地區依據自己的模式推行民主化，使原有的政治結構瓦解，國家陷於無政府的戰亂，當前利比亞的問題正是歐洲做先鋒的、西方軍事幹涉的直接後果。慕安會上，歐洲人少有的共識是，應該加強自身的軍事能力，要學會“力量的語言”，歐洲不應這麼快地忘記了利比亞的傷痛，需要梳理一下自己在那裏軍事行動的後果。

當然，在一個日益傾向軍事解決問題的世界舞台上，歐洲必須擁有足夠的武裝力量才能扮演“力量的角色”，但是，若把“語言”和“角色”都寄託在力量上，豈不是對自身的智慧失去信心？！我們生活的世界已經有足夠的武器和對抗，缺乏的是智慧與和諧。歐洲不要僅僅為自己曾經的輝煌歷史驕傲，還要有勇氣去應對變化的世界，不要固守自己設定的“西方”“東方”怪圈，要有勇氣走出文明興盛衰敗的宿命學説，這也是斯賓格勒百年前對歐洲的警示。

連續幾年的慕安會花了足夠的氣力討論“西方”，當然也邀請可能被東道主劃歸非西方世界的客人來參與討論，但所有的議題是被安置在“西方”框架內的。是時候該把視野拓寬一些了，沿着“西方缺失”繼續走下去是出不來的衚衕，這個衚衕根本上還是西方中心論。一個進步和災難交織在一起、連接在一起的世界，早已進入難捨你我的共同命運之中，歐洲應該走出歷史和冷戰的“西方”，融進現實和未來的全球，否則又如何能夠承擔全球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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