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弗裏·凱恩：《寄生蟲》反映的階級鴻溝，恰恰來自它的製作者們

以《寄生蟲》獲得本屆奧斯卡最佳導演獎的韓國導演奉俊昊在得獎感言中説道：“我年輕的時候學習拍電影，把一句話深深刻在了心裏，‘最個人的東西就是最有創造力的東西’。”他説，這句話最早是美國名導演馬丁·斯科塞斯説的。不過，《寄生蟲》之所以能被搬上熒幕，靠的不僅是奉俊昊的夢想，更重要的是來自韓國商界巨擘的機構力量，以及該企業內部一個女人的個人追求。

2月11日《外交政策》刊文《三星創始人孫女是如何助推<寄生蟲>取勝的》

奧斯卡頒獎典禮結束後，在場的許多西方人不太清楚為什麼觀眾席上一位低調的韓國婦女會被人們包圍。這個叫李美敬的女人是韓國電影產業的伯樂，她是三星財閥創始人李秉喆的孫女、CJ集團的副會長，該集團旗下負責影視的子公司CJ娛樂製作了《寄生蟲》以及其它很多獲獎的韓國電影作品。在今年三月面世的拙作《三星升起》中，我對她的生平有更詳細的介紹。

奧斯卡獲獎感言環節結束後，好萊塢一位熟識李美敬的人告訴我：“她作為製片人，數十年如一日在幕後努力工作，為韓國電影勾勒願景，物色人選，搭建商業架構，使其能夠達到今日的高度。在韓國電影的世界裏，可以説我們終於發現了‘最個人的東西就是最有創造力的東西’，我們走到今天這一步原因都在裏面。”

直到上世紀80年代，人們都不看好韓國會成為電影大國，大家都會覺得這種想法很荒謬。儘管當時也不是完全沒有好電影，比如申相玉導演、他妻子崔銀姬主演的《地獄花》就是為數不多的佳作——他們甚至因為太有才華而被朝鮮綁架去拍宣傳片。然而，韓國當時的軍事政權對文藝作品處處猜疑，審查嚴厲。上世紀80年代，軍政府甚至官方批准國家電視台播放低俗的深夜電影——充斥着廉價的色情、血腥和民族自豪感——以此來取悦人民。一邊是政治壓抑，一邊B級片，韓國直到90年代初之前，一直沒有拍過嚴肅電影。

新機遇為一批富有遠見的韓國電影製作人開闢了新天地。當時的李美敬未滿30歲，身材矮小、精力充沛，極富藝術天份。她來自韓國頂級富有的李氏家族的一個分支。李氏家族創立了韓國最具代表性的商業帝國三星集團。今天的三星公司除了生產手機，還涉足幾乎所有領域，從公寓地產到時尚服裝，還坐擁韓國最大的主題公園。當時李美敬在哈佛大學修讀亞洲研究碩士，也負責教韓語。她覺得難過的是，學生們不選她的韓語課，而去學日語或漢語，前者在80年代很時髦，後者則很有用。2014年她在接受《彭博市場雜誌》採訪時説：“我這輩子痴迷於推廣韓國文化，就是從那時開始的。”

李美敬在本屆奧斯卡頒獎典禮尾聲時受邀上台致辭

在回顧李美敬的成就時説，她一名親戚對我説：“她所在這一支李氏家族非常特殊。他們愛好自由，不去迎合，也不聽人指揮。

時機來得恰到好處。韓國各大財閥，如現代、SK、三星的第一代掌門人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逐漸退出舞台，為擁有新視野的新一代接班人開闢了道路。隨着1987年韓國民主轉型，韓國政府領導人認識到這個不斷崛起的中產階級國家不能永遠製造廉價汽車和微波爐。要續寫經濟增長神話，就需要邁入創新產業，比如軟件、內容、音樂、電影等。1996年《洛杉磯時報》的一篇報道寫道：“韓國總統金泳三的顧問告訴他，單單一部電影《侏羅紀公園》的利潤就相當於出口6萬台現代汽車。”

如果以大財閥繼承人的標準來衡量，李美敬年輕時可以算是逆風開局。1987年，三星集團創始人李秉喆去世，引發了家族內鬥。被父親疏遠的長子李孟熙，也就是李美敬的父親，繼承了三星集團不那麼風光的專門生產食品和糖果的業務板塊——Cheil Jedang第一製糖株式會社（後來改名為CJ）。李秉喆的三兒子李健熙則繼承了集團王冠上的寶石——三星電子，這家公司後來一躍成為最先進半導體技術的生產商，助推了PC市場的革命。

當時，大獲成功、現金流充足的日本企業掀起了海外收購熱潮，比如索尼於1989年斥資34億美元收購美國哥倫比亞影業公司。此時的韓國也看到了相似的機遇。對於韓國電影來説，李健熙的介入帶來了質的改變。李健熙曾經夢想成為電影導演，他把《賓虛》等經典電影看了不下十遍。他讓侄女李美敬扮演三星集團駐美國加州藝術使者的角色。據很多曾與李美敬共事的人回憶，她當時的任務就是幫李健熙會長尋找在設計、藝術、電影、時尚、廣告領域進行併購與合作的機會，以期提升三星集團的創造力，使其不僅僅是一間電子工廠。

1994年，李美敬從洛杉磯一位律師那裏聽説著名的好萊塢團隊——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傑弗瑞·卡森伯格和大衞·格芬——準備為他們的初創企業“夢工廠”找兩三個投資方。在説服叔父李健熙這是個好商機之後，李美敬促成了三星團隊去斯皮爾伯格加州家裏會談。

談話時，三星方面一直吹噓集團在半導體行業的成就，同時提出要掌控夢工廠的藝術創作，結果當天不歡而散。1996年，格芬告訴《紐約時報》：“我一直跟他們説‘如果我們只對賺錢感興趣，那我們也去建半導體工廠了。’”參與當時會談的十多位前三星高管透露，斯皮爾伯格要求的自由空間太大，他們根本沒法向會長交代。在三星集團內部，會長被捧得像神一樣高。

三星在加州開拓業務的同時，它的軍事化企業文化成了累贅。據熟悉當時情況的人介紹，當時三星還持有當時PC頭號製造商虹志（AST Research）公司和新攝政娛樂公司（當時名為攝政國際影業，是電影《風月俏佳人》製作團隊之一）的股份，但財大氣粗的三星常常呵斥合作伙伴，結果導致時不時撤資。一位曾參與集團大型併購的原三星副總裁告訴我：“我打電話給韓國總部，跟集團領導們説了，這些是極富創意的電影工作室，水平是世界頂尖的。他們不是在這裏量產廉價的現代汽車。你得退後一步，讓他們做他們最擅長的事，否則你就把人才趕跑了。世界不是韓國！”

相比之下，李美敬更為温和、更為放鬆的管理風格在員工當中著稱，也是這樣的風格讓她廣為好萊塢精英所接受。李美敬的高中英語老師告訴《紐約時報》：“她和韓國男人不一樣，他們喜歡發號施令、指望別人遵照執行。但從事創意工作，你必須得用温柔的方式。”

三星和夢工廠的合作泡湯了，但李美敬給斯皮爾伯格的團隊留下來深刻印象。他們再次聯繫她，希望她能投入種子資金。1995年，李美敬的新公司CJ同意收購3億美元的股權，以換得夢工廠電影在亞洲的發行權，還獲得了一個寶貴的“金蛋”：允許李美敬的製片團隊前往夢工廠學習。一位曾與李美敬合作過的原三星顧問表示，李美敬收穫了與夢工廠合作的機會，這為她後來的成功奠定了基礎，但也“直接打臉三星集團會長”,使家族內部本已存在的分裂更加激化。隨着CJ和三星解除複雜的交叉持股，李美敬和哥哥李在賢離開了三星，決心要把一直經營廉價食品業務的CJ公司打造為成功的電影製片公司。

CJ集團最為知名的是食品和調味品

這也標誌着韓國現代電影產業的誕生。最初幾年相當艱難，一部分原因是韓國把工廠製造業傳統直接應用到了電影製作中——太多競爭對手大量炮製低成本電影。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淘汰了一批業績慘淡的電影工作室。1999年，CJ的對手公司三星娛樂在勉強支撐幾年後也被迫關門。

但競爭讓整個產業重新洗牌後得以輕裝上陣。而CJ旗下的電影新公司——CJ娛樂——在具有敏鋭藝術商業嗅覺的李美敬的帶領下，開始出品一系列早期的熱門大片，比如2000年的《共同警備區》，講述駐守朝韓非軍事區的兩國士兵成為好友的故事。又如2003年的驚悚片《老男孩》，講述主人公酒後遭綁架，被囚禁在私人監牢長達15年之久，最終重見天日的故事。

人們常説的“韓流”就此風靡，在世界範圍內形成了一批忠實於韓國電影和音樂的粉絲。

但接下來的十年也表明，無論是借民族主義炒作藝術，還是過度依賴CJ娛樂等不斷膨脹的電影製片寡頭都很危險。這些電影公司牢牢把持着從製片、銷售到發行的整個產業鏈。

由CJ娛樂聯合出品、耗費巨資的電影《龍之戰》於2007年上映，號稱韓國第一部真正的國際大片。劇情發生在洛杉磯，演員和製作團隊高度國際化。該片講述的是傳説中的韓國巨龍從沉睡中甦醒，對人類發起戰爭的故事。不過這部電影得到的差評如潮：演技拙劣、情節漏洞、特效浮誇。《波士頓環球報》一位影評人寫道：“在這部可笑的奇幻片裏，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還有一部上映於2005的動畫電影《王后沈清》，由《辛普森的一家》的動畫導演尼爾森·申製作，被包裝為韓朝兩國動畫電影公司聯手打造的鉅製。結果上映的首週末票房僅14萬美元，相比650萬美元的預算規模，可謂杯水車薪。在歐洲個別城市點映之後，完完全全從公眾視野中消失了。市面上沒DVD賣，在流媒體都找不到任何資源。

經歷這些慘敗，李美敬的CJ娛樂公司在接下來與明星導演合作的時候，採取了“放手模式”，就算再困難，也向導演們保證，充分支持他們的創作想法。於是2013年迎來了一次突破。CJ出品了一部由奉俊昊執導《雪國列車》，講述一列沒有終點、沿着鐵軌一直行駛的火車，在末節車廂裏一羣只能靠吃蟑螂肉維持生命的可憐人，向列車頭權貴發起了一場階級革命。

《寄生蟲》裏飾演爸爸基澤的宋康昊，在《雪國列車》裏扮演開鎖專家南宮民秀

儘管《雪國列車》在韓國引起轟動，但它的製片人之一哈維·韋恩斯坦卻阻止了這部電影在美國取得成功。韋恩斯坦想剪掉20分鐘微妙的對話，這樣美國“艾奧瓦和俄克拉何馬州的人”也能看懂。奉俊昊告訴《Vulture》雜誌：“韋恩斯坦就是恨透了那一段”。

《雪國列車》還引起了當時韓國政府的不滿。朴槿惠政府將CJ公司列入了政府資助的黑名單。根據一份發給朴槿惠的機密情報：政府對CJ公司“文化產業和企業招聘中越來越顯著的左傾情況”進行了調查。2015年，李美敬的哥哥、CJ集團會長李在賢因罪因逃税受審並被判刑，讓情況雪上加霜(他於2016年被赦免)。李美敬以身體不適為由，離開家鄉首爾前往美國加州的拉古納海灘。“但其實是林林總總的煩心事，也包括健康問題，讓她不得不離開一段時間”，一位瞭解她的前CJ公司員工是這樣告訴我的。

儘管經歷了那麼多困難，里程碑式的《雪國列車》開啓了2010年代韓國電影風靡之旅，這十年韓國電影在全球各地獲得了大批主流觀眾。韓國電影人明智地摒棄了韋恩斯坦沉悶和老套的商業動機以及過去量產電影的路數。雖然奉俊昊的電影裏常常出現驚悚的畫面，那是借鑑了他年輕時愛看深夜恐怖片，但後來他拍的電影已經遠遠超越了前人。

《寄生蟲》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原創劇本等四項大獎

韓國電影人終於學會忠實於個人——這才是最有創造力的。他們坦誠面對刺痛韓國國民的社會弊病，比如貧富階層間巨大的鴻溝——儘管拍攝這些電影的資金恰恰來自那些加劇貧富差距的企業——並以此在全球範圍內得到了越來越多的共鳴與支持。2019年韓國電影行業賺了16.1億美元。而2004年當韓國影業推出第一波大片時，這個數字僅有3.7億美元。《寄生蟲》的勝利站在了這一波浪潮的高峯。而李美敬，這個曾經闖入好萊塢的小人物，在被本國政府列入黑名單之後，如今又強勢迴歸了。

（觀察者網凱莉譯自《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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