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實：救治新冠肺炎的多是公立醫院，私立醫院去哪兒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徐實】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NCP）的疫情牽動全國上下。2月9日開始，全國範圍內的新確診病例和疑似病例雙雙出現下降。這説明，全國人民主動配合政府進行的自我隔離，確實收到了成效。儘管面對疫情依然不可掉以輕心，但最困難的時候可能已經過去了。
認真觀察國家衞健委發佈的數據，可以發現一個很明顯的現象：新冠肺炎的病死率在不同地域差異極大。根據湖北衞健委2月19日發佈的數據，全省累計確診新冠肺炎病例61682例，全省累計死亡1921例，病死率3.11%。截至2月18日24時，全國其他省份確診病例為74229-61682=12547例，累計死亡2004-1921=83例，病死率僅為0.6%，甚至低於某些流感病毒毒株造成的死亡率。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浙江有1172個確診病例，而死亡病例竟然為0。
不同地域間巨大的死亡率差異應當如何解釋呢？就算新冠病毒能變異，也不太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脱胎換骨”。這裏面不得不提到各地醫療資源的差異，也正是這種差異，極大影響了確診病例的預後。
相比之下，浙江的醫療資源比較豐富。截至2019年2月，浙江省共有約60所三級甲等醫院【1】。不僅應付上千病例不在話下，還能抽出精兵強將組建醫療隊支援湖北。每一個浙江的新冠肺炎病人，身邊平均都有好幾位醫護人員監控着，有什麼症狀立刻就能控制住，高端醫療設備可着勁兒用。正是這種醫療資源的大量投入，才創造了死亡病例為0的奇蹟。
而湖北省只有33所三級甲等醫院，卻要應付累計61682個確診病例，此外還有上萬疑似病例需要隔離處置和進一步確診。毫無疑問，湖北的公立醫院系統已經在嚴重超負荷運轉，客觀上難以保證每個病人都及時地得到最好的治療。就在前幾日，湖北尚且存在診斷測試的瓶頸，積壓的許多疑似病例因為無法立即確診，只能暫時拖着；直到湖北獲得了大量外部支援，診斷測試通量的問題才算剛剛解決。
海量病人短期內湧入各大醫院，可是用於治療重症病人的病房有限——迫不得已臨時建了火神山、雷神山醫院。有經驗的大夫同樣有限，以致湖北公立醫院系統已經動員了所有的醫生，普內科甚至眼科、牙科的醫生都被派去抗擊疫情。即便如此，攤人頭下來，也是一個醫護人員圍着好幾個病人轉，病房和醫療設備等硬件還不見得跟得上。
湖北公立醫院系統不僅出現了資源不足，還面臨着嚴重失血：抗擊疫情對醫務人員來説也是危險的事情。收治新冠肺炎病例的大型公立醫院也先後出現了醫務人員感染，尤以武漢為甚。武漢市中心醫院眼科醫生李文亮等一些醫務人員不幸去世，還有更多醫務人員正在治療中。這幾百人的減員，使得本已不堪重負的湖北公立醫院系統雪上加霜。假如沒有外部支援，那真的是要撐不下去了。
根據國家衞健委發佈的數據，截至2月11日24時，全國共報告醫務人員確診病例是1716例，那麼佔到全國確診病例的3.8%，其中有6人不幸死亡，佔全國死亡病例的0.4%。
幸好在中央政府的指導下，各方醫療團隊成建制地開往湖北抗擊疫情。先是人民軍隊的醫療團隊接管了火神山醫院，然後北協和、南湘雅、東齊魯、西華西這四大中國頂級醫院派出的醫療團隊齊聚武漢、共克時艱。2月11日，國家發佈了19省對口支援湖北的方案，1.1萬餘名醫護人員隨即從全國各大城市陸續奔赴湖北。希望湖北能夠儘快度過這個難關。什麼時候病死率降至與其他省份接近的水平，就説明湖北公立醫院系統接近正常運轉了。
值得關注的是，自從新冠肺炎疫情擴散，正面抗擊疫情的完全是公立醫院系統。全國各省市確定的定點收治醫院，都是大型公立醫院，因為私立醫院要麼沒有資質收治病人，要麼乾脆不願收治病人。例如，從武漢紅十字會那裏領取了1.8萬個KN95口罩的武漢仁愛醫院，只有二級綜合醫院的資質，從1月23日起就不再接收發熱病人【2】。
而武漢此次醫療服務整體力量嚴重不足，其中原因之一是武漢公立醫院佔比顯著低於全國，2017年武漢市有公立醫院96家，私營醫院258家，私營醫院佔比72.9%，顯著高於全國私營醫院佔比64%。
私營醫院幾乎沒有三級醫院，以專科醫院居多，最多也就是二級綜合醫院。低水平的重複建設，關鍵時候真的沒用。事實證明，私營醫院只能在某些方面作為公立醫院系統的補充，而並不能承擔與公立醫院系統相同的作用。
從全國各省市奔赴武漢的醫療支援隊伍，也都是從各大公立醫院抽調的精兵強將。這時候中國最賺錢的莆田系醫院跑哪兒去啦？沒見他們派人蔘加醫療支援隊伍。想必參與對口支援的各省市也很清楚，在這種關鍵時刻，私營醫院既指揮不動，也指望不上，只有自己經營的公立醫院系統才是可靠的力量。
回過頭來看看，2019年6月，國家衞健委等十部委發佈《關於促進社會辦醫持續健康規範發展的意見》。《意見》發佈後一石激起千層浪，因為它第一條規定：“拓展社會辦醫空間。落實十三五期間醫療服務體系規劃要求，嚴格控制公立醫院數量和規模，為社會辦醫留足發展空間。各地在新增或調整醫療衞生資源時，要首先考慮由社會力量舉辦或運營有關醫療機構。”
正是這場疫情，讓人民羣眾看到，《意見》中的方針是多麼不靠譜。首先，《意見》假設我國公立醫院系統當下擁有的資源已經完全滿足、甚至超過了人民羣眾的醫療需求，所以才要“嚴格控制公立醫院數量和規模”。然而這個假設顯然是不成立的。正如沃倫·巴菲特所説，退潮的時候才會看到海灘上誰沒穿褲衩——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湖北省遠遠超過其他省市的病死率，充分説明當地現有的公立醫院系統不足以應對重大公共衞生事件。
湖北省放在全國範圍內還算經濟和基礎設施稍好的地方，2018年的人均GDP可以排到各省市中第10（不計台灣）【3】。更令人憂心的是，公立醫療資源少於湖北的省份還有很多，例如山西、吉林、廣西等等。假如重大公共衞生事件一開始爆發於這些省份，估計他們更加招架不過來。
也就是説，我國公立醫院系統並不存在資源過剩，恰恰相反，公立醫院系統整體處於資源不足的狀態，平時僅能做到勉強維持，遇到疫情時甚至會出現救治能力的嚴重缺口。
既然如此，“嚴格控制公立醫院數量和規模”的方針豈不是莫大的諷刺？疫情嚴重的時候，“社會力量舉辦或運營有關醫療機構”到底起到了多大作用？人民羣眾有目共睹——反正收治病人的不是他們，奔赴湖北的不是他們，甚至進社區噴消毒水的也不是他們。《意見》所鼓吹的醫療改革思路，恰恰是法家所批判的“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平時攥着仨核桃倆棗扣扣搜搜，不願為公立醫院系統夯實基礎；等到遭遇重大公共衞生事件，卻又只能依靠公立醫院系統來救場。面對2020年開年的疫情，當初的決策者是否應該感到羞愧？
筆者並非“事後諸葛亮”，而是從一開始就堅決反對《意見》中“嚴格控制公立醫院數量和規模”的方針。《意見》剛出台時，我就撰文進行批評。而今新冠肺炎疫情證實了筆者先前的判斷。中國是一個有14億人口的大國，為14億人口服務的醫療體制改革既不該有、也經不起方向性的錯誤。
國內有些打着學者、知識分子旗號的人，整日鼓吹用市場化來解決中國發展中的一切問題，也包括用市場化來解決人民羣眾的醫療需求。他們只不過是讀了幾本外國書、從利益集團那裏拿了些好處罷了。他們完全脱離了人民羣眾，拋棄了實踐理性，對信口雌黃不以為恥。《韓非子·五蠹》中有這麼一段名言：“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説，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為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實，把這段話中的“先王之道”置換成“西方經濟學”，便是對這些人惟妙惟肖的描繪。正是他們鼓弄唇舌混淆視聽，試圖將醫療體制改革引向一條“邪路”。
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筆者倒是希望這次疫情能夠讓舉國上下意識到公立醫院體系的實際狀況，使得醫療體制改革迴歸公益的方向。堅決做大做強公立醫院體系，救民於水火，才是唯一的正途。
參考資料：
【1】維基百科 三甲醫院列表 ：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s/三級甲等醫院
【2】新浪新聞：https://news.sina.cn/gn/2020-01-31/detail-iimxxste7903435.d.html?from=wap
【3】維基百科：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s/中華人民共和國省級行政區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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