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有些台灣人就是不明白，病毒不論政治身份也不分文化水平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睿】

最近，曾經擔任台灣文化部門負責人的龍應台説：“文化深層是種種社會行為的來由，文字語言又更是文化最深處、埋在地下的根了。”她在臉書上引用某位武漢學者的話説：“為什麼別人會寫‘風月同天’，而你只會喊‘武漢加油’？”

在新冠病毒肆虐眾生的當下，龍應台關心民間的語言和文化水平，她説：“如果集體的語言貧乏、草率、粗糙，甚至粗暴，那是因為集體的心靈貧乏、草率、粗糙，甚至粗暴了⋯⋯。”她這是説誰語言貧乏、心靈粗暴呢？顯然不是新冠病毒，而是為“武漢加油”的羣眾。

“為武漢祈福”的豐富語彙

那麼，龍女士的高論又是如何呢？她在1月24日就寫了篇“為武漢祈福”的貼文，開頭以“遲遲暖暖的下午陽光照在乳鴨身上，一片柔軟的黃金色”起興，表現幸福的視覺滋味。

然後龍女士説：“除夕，本來應該是道途奔波終年後，家族相擁取暖的一個夜晚。武漢的人們，可辛苦了。其實，與其説除夕是歡慶的時刻不如説它是‘惜福’的時刻，珍惜平安的存在，感恩相聚的福分。除夕可以説是華人的‘感恩節’。不忘記街頭無家可歸的人，不忘記災區裏恐懼的人，苦其所苦，是除夕的核心意義呢。”

實話説，“苦其所苦”的心靈是豐富的，但未必需要龍女士那樣豐富的語彙來體現。“風月同天”固然呈現了歷史文化意涵，但“武漢加油”透顯直白的人性，或許更接近在疫情中臨難受苦、共克時艱的心靈。

然而，作為文化與社會評論的公知，龍應台其實和多數人一樣，不是戰疫抗毒的前線成員，無論説什麼都不覺腰疼。特別在這種時候提及疫情，若只論民間的語文水平，而不談戰疫抗毒的得失，既脱離現實，也遠離人性；既不如“武漢加油”，也不如“風月同天”。這難道是龍應台閃避“公知責任”的方式？

在台北市文化局長任內時，龍應台曾經接待過石原慎太郎，應該清楚日本右翼人士對於中日曆史和國際政治的態度。可是，在歷史和地緣政治仍有巨大矛盾的情況下，日本朝野這次支援武漢抗疫、為中國加油的表現，卻成為台灣社會難以面對的“逆行”參照。

這個“不正常國家”愈來愈親中，就讓“這個國家”愈來愈焦慮。台灣方面的所謂“反滲透法”雖升高了兩岸敵意，但阻絕不了病毒的滲透，也掩蓋不住人性的善惡。自1月24日阻絕口罩支援大陸以來，台灣機場已攔截15萬片闖關赴大陸的口罩。更意外的是，新冠病毒測試了中國大陸的地緣政治能量，讓全球許多國家和主要的國際組織都為大陸加油，並且付諸實際的援助。

“風月同天”，竟使“同父同母不同天”的人冷落疫邊，情何以堪？於是，風雅地批評對“武漢加油”羣眾們的語言貧乏、心靈粗暴，就成為龍應台們的現實慾望受挫的替代性補償。

“風月同天”的逆行國家

當然，再怎麼“不正常國家”，也有自己的國家利益。

中日關係自兩年前開始回暖，一個很大的外部因素是特朗普上台後的“倒行逆施”。後者終結了奧巴馬時代的TPP和“亞太再平衡戰略”，致使日方的釣魚島“國有化”、新安保法、解禁集體自衞權、插手南海事務、擴大自衞隊軍備和軍演、炮製“與台灣關係法”、……失去了靠山，而隨之消停不少。

此外，今年夏季奧運將在東京舉辦，若不滅絕新冠病毒肺炎於境外，屆時必讓日本全國難堪。況且，在特朗普政府走向激進單邊主義以後，中國大陸成為全球化的實際舵手，這個舵手又將要訪問日本。日本既然寄望啓動中日韓FTA，自難局外於中國影響。

單看這次的新冠病毒肺炎，就見識了日本各行業嚐到的苦頭。那麼，藉由近年來中日交流所積累的社會好感，充分釋放並引導日本社會的對華善意，便成為日本政府援助中國抗疫的內部因素。

雖然，福澤諭吉路線或已成為歷史，而鳩山由紀夫路線也讓人稱道。但觀測日本政府在歷史和地緣政治上究竟收斂多少的一個指標，還是他今後對待台灣問題的態度。畢竟在援助中國大陸抗疫的同時，安倍晉三也表態“台灣有必要加入WHO”，這是基於疫情還是基於地緣政治且一説，但對兩岸間的矛盾則是抱薪加火了。

或許，多少制衡一下中國復興的勢頭，對日本還是需要的。畢竟日本除了牛肉要輸出大陸，還有其它核災食品要輸出台灣；而在拒絕華為5G設備的政策上，日、台當局更是走向了一道。

不但日本基於國家利益的作法如彼，美國在台海玩兩手也超過40年。後者在國際上宣稱“一中原則”，但對台灣則宣傳大陸是“民主自由”的威脅，甚至介入台灣2020年選舉，對“違背民主自由精神”的“反滲透法”不置一詞。

這個被多數台灣人視為民主天堂的國家，也是在新冠病毒肆虐的疫情中，率先成為逆全球化的大國。

“言論自由”與新冠病毒肺炎

在這次疫情中，對於阻絕兩岸婚配子女入境及武漢台人返鄉的爭論，龍應台説：“多重相互衝突的道德和安全原則，可以更深思。”這種風涼一下的作派，很難説有多少同理心。她接着説：“民主開放的社會之所以被我們呵護，是因為那個社會願意用同理心傾聽自己討厭的人，願意花一點時間思索‘正確’跟‘正確’之間、‘正義’與‘正義’之間，那些幽微而不容易看得清楚的差別。”

其實，深藏在幽微的語言文化中，仍然見到貧乏與粗暴的心靈，恐怕才真是令人難堪的醜陋。龍女士那麼漫長曲折的話，無非就是推崇“言論自由”的社會，但言論自由恰恰也是“集體的語言貧乏、草率、粗糙，甚至粗暴”所賴以存在的人為空間。正因為是人為空間，所以不存在無限度“言論自由”的自然狀態。

因此，臧否某種“言論自由”，其實就意味着臧否某種社會體制。

龍應台借“眼科醫生李文亮”為題，她説：“悲傷若是一時的集體發泄，他的死，輕如鴻毛。悲憤若是深沉的社會醒覺，轉化成巨大的改變的力量，他的死，重如泰山。他一定會希望，他的孩子，會在一個開放的、誠實的、新鮮的空氣里長大。”這話中幽微的含意，是教人用悲憤般的力量改變一個“保守的”、“欺騙的”、“骯髒的”社會？

那麼，服務於大阪辦事處的“黨國餘孽”蘇啓誠，竟因人言可畏而自盡，他以死明志的悲憤，是否重於泰山？是否迎來一個開放的、誠實的、新鮮的言論空氣？是否免於讓人藉機炒作的悲哀？研究神經科學和認知心理學的洪蘭在其著作中表示：“台灣騙子特多，天天都有人被騙，我有朋友被騙怕了，搬回美國去了。這究竟是我們太天真善良？還是我們的教育不到位？”1

洪蘭説的是一位大學教師連上網查資料都沒做，就單憑偏聽偏見而遭騙錢。被騙之後，還只能怪自己的本性，或怪人沒教好，或移居外國，就是不理解“騙子特多”的社會怎麼來，也不去試試龍應台式的悲憤與改變。這究竟是龍應台的空氣太虛無？還是洪蘭的研究太悲觀？

無論如何，新冠病毒肺炎是等不及花一點時間思索“正確”跟“正確”之間、“正義”與“正義”之間的幽微差別，然後才開始吞噬生命的。

李文亮或蘇啓誠作為一個生命，往往在事過境遷後，才能讓真正關心他的人們，開始感受悲傷。大陸和台灣的不同社會體制，往往有個人所見不及的歷史和現實條件，而只有真正關愛那個社會的生命，才稱得上重於泰山。

但是，為蒼生説過話的人很多，並不因人死才為大。更多的人是沒説什麼話，就全身心默默奉獻於這場戰疫，只是“騙子特多”的社會未必知道或不關心而已。

況且，李文亮生前多次聲援止暴制亂的香港警察，卻有人因此否認他關愛社會、為蒼生説話的品性。這回投入抗疫前線的共產黨員李文亮死於新冠病毒肺炎，倒是讓更多人加入悼念他的隊伍，還包括以“言論自由”為名的反共團體和個人。其中既有受害者的悲傷，也有騙子們的悲憤。

社會體制有實際的條件支撐和發展需要，從港台來看大陸，未必能準確辨明那些人云亦云中的是非。在悼念戰疫犧牲人員的同時，真正理解並尊重大陸內部的決策和究責機制，比起高談無限度的“言論自由”要實際得多。何況是在蘇啓誠案的受害者與加害人，已經讓“言論自由”顏面掃地的情況下。

武漢封城防疫與武漢台人的兩難

以這次武漢防疫為例。武漢封城防疫是基於武漢本身的位置、產能與規模，以及中國大陸對全球的影響而作出的艱難決定，這不是大陸境外的任何地方可以隨便比較的事情。

單以人口一項來説，武漢的實際人口數超過1400萬；若用歐洲50個國家來比較，武漢市的人口規模已近於排名第10的荷蘭，比瑞典、葡萄牙、捷克、希臘和比利時等國都要多。況且一座武漢市的面積，就相當於4個東京、8個香港或12個新加坡。

如何想象對荷蘭全國人口，或者4個東京那樣大的地方實施封閉、檢測、隔離、管制、醫療、交通、治安、……，以及善後？何況武漢作為九省通衢的中轉城市、長江經濟帶核心與華中高教中心，對於封城最高要求的謹慎與防疫最高要求的速度，天然形成管理上的矛盾，無論如何決定封城與決定何時封城，都註定這次戰疫必有一定程度的犧牲。

但就是在這樣艱難情況下的犧牲，也被人當成事不關己的新聞談資，或僅憑簡單的數據就輕易評論武漢封城防疫“無法阻止疫情擴散”。2 特別是以冠狀病毒學專家的頭銜通過大眾媒體報道出來，就容易給“騙子特多”的社會造成大陸政府獨裁卻又無能的形象。

可貴的是，台灣仍有醫界人士呼籲以科學態度來看待疫情，並分析了“武漢封城與後續各省謹慎因應，對於防堵疫情起了功效”。3 同樣地，鍾南山依據疫情變化與大陸的綜合條件，提出今年4月以前就能結束疫情的估計。

事實證明，若不是大陸內張外弛的中央集權體制，能有效調控資源和力量來投入這場意外的戰疫，並最大程度地保證社會民生和經濟的穩定，恐怕新冠病毒肺炎在全球的影響絕不僅止於目前。

在台灣方面，當局防疫如防恐，照樣在這時候超越市場法則，實施口罩配給制，導致人們天天爭購甚至囤積這些“戰略物資”，惶惶不可終日。以台灣的海島格局、行政與民生慣性看來，根本難以獨立撐持這種全社會的恐慌。即便這次物資恐慌是人為的騙局，也至少證明了台灣的體制和人心，禁受不住這類考驗。

與此相比，大陸方面在嚴肅繁重的戰疫任務中，還規劃了滿足武漢台人返鄉的計劃，卻受阻於政治身分──或者受阻於貧乏而粗暴的心靈。馬曉光公佈了兩岸官方溝通在鄂台人包機返鄉的全過程，包括武漢市台辦針對首班包機返鄉中的“確診病例”提出7項疑問。然而台灣輿論場上只是出現“信者恆信”的極端情緒，卻不願面對可能不如自己想象的思辨過程或討論結果。

最終，還是亮出政治身分高於人道倫理的底牌，才暴露防疫政治學的水深。由“恐毒”而“恐中”的社會民情，也成為台灣當局藉以因應的“民意”。難怪有些並非惡意但不考慮老小就醫就學的人，會勸説在鄂台人乾脆別再回台灣了。

中華文化是否還在台灣

從2020年的選舉到新冠病毒肺炎，檢視台灣輿論場上的語言和心靈，貧乏、草率、粗糙甚至粗暴者圈粉最多；理性、文明的討論者少，圈粉則更少。罕見“社會願意用同理心傾聽自己討厭的人”，更多的是在各自同温層裏用着貧乏粗暴的語言黨同伐異。

這兩天一家親藍的台灣報紙，連續發表“中華民國存在事實”的評論文章。4反不反中，暫且不説，台灣政學媒人士在疫情中置入政治主張是有的，這就和“風月同天”的日本朝野形成對照，也和“武漢加油”的全球民眾不同頻道。“反中”，不過是逆全球化的修飾詞，真相是自己有顆依託在冷戰框架邊緣的心靈。

舊冷戰框架倒了，就汲汲找一個新冷戰框架來依附信仰，而不願花一點時間思索“正確”跟“正確”之間、“正義”與“正義”之間的任何差別。

老一輩大陸人所認知的台灣人，其實多已作古或噤聲或袖手。再者，與當今基於民族復興而提倡中華文化的大陸不同，上世紀在台灣提倡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是存在於反共政治的框架之下，能在其中超越政治框架的覺悟者，原屬於少數。多數人則已隨這種框架下的政黨輪替而汰換心靈，過着“乃不知大陸、無論武漢”的“民主”生活。

數十年來，當“去中國化”的西方民主和國家主義已成為這種心靈的支撐，一旦面臨超越舊框架的時代與價值叩問，便讓這些久安於“絕境”的心靈視為生活威脅，而以仇恨和逆反表達對新世界的不安，無論或雅或俗的語言。於是，原來看似桃花源般最美的心靈風景，幡然變得貧乏而粗暴，而且對這套貧乏粗暴卻自認芳草鮮美的邏輯，使人啼笑皆非。

如果是“兩岸一家親”，很難不叫人正視這些“絕境”的心靈；但與這些貧乏而粗暴的心靈較真，又覺得浪費自己的心靈成本。這或許是大陸普通民眾對於“心靈契合的統一”感到不自在的原因，而台灣的普通民眾也是這麼想。於是，一場疫情又提供了兩岸進一步怨懟的機會，而相互用“寒心”與“恐怖”作為自己的主觀感受，使不少觀察者都認為：“兩岸關係回不去了！”

其實，兩岸重新交流30多年來，“寒心”與“恐怖”的故事固然有，“暖心”和“理解”的故事也沒少過，總的關係還是曲折向前，並不因為那些看似自由卻又封閉、貧乏、粗暴的語言而逆行。《反滲透法》其實恰恰從反面證明兩岸關係向前的總趨勢。只是疫情當前，輿論場上感性的印象自然比較突出與深刻，也比較容易受到一時的影響。正如有了小池百合子的雪中送炭，自然會看淡石原慎太郎的落井下石。

只不過，台灣許多人在這時失卻民胞物與的表現，使得有些曾經為兩岸關係説好話的團體和個人，也只能緘默以對。或許，“中華文化在台灣”就像一篇古老的課文，日後遂無問津者。畢竟，對於充滿活力和希望的新世紀高鐵，每個人的適應情況不同，甚至還有些不敢上車的雨人，也不在理解之外。

註釋：

1.錄自洪蘭：《什麼才是人生最值得的事》，台北：天下文化，2020年1月。轉引自《旺報》2020年2月16日，B5版。

2.《賴明詔直言 封城無法阻止擴散》，《中國時報》，2020年2月12日，A3版。

3.沈政男：《莫慌！以科學看疫情》，《聯合報》，2020年2月14日，A13版。

4.馬凱：《今年會是好年》，《聯合報》2020年2月13日，A13版；趙春山：《兩岸應避免因誤判而失控》，2020年2月14日，A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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