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O外方組長：看到中國做法前，我曾像其他人一樣有偏見

據《中國科學報》報道，2月24日晚，中國—世界衞生組織新冠肺炎聯合專家考察組在北京舉行新聞發佈會，考察組外方組長、世衞組織總幹事高級顧問布魯斯·艾爾沃德表示，全球社會尚未做好準備採用中國的方式方法，而中國的方法被事實證明是成功的方法。

艾爾沃德稱：“在全球也要不得不為疫情做應對和準備的過程中，我曾經像其他人一樣有過這樣的偏見，就是對於非藥物干預措施的態度是模稜兩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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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編輯/觀察者網 張逸清

2月24日晚，中國—世界衞生組織新冠肺炎聯合專家考察組在京舉行新聞發佈會，公佈了近日在中國四地開展聯合調查的結果。

考察組中方組長、國家衞健委新冠肺炎疫情應對處置工作專家組組長梁萬年，考察組外方組長、世衞組織總幹事高級顧問布魯斯·艾爾沃德（Bruce Aylward）介紹考察組現場調研情況，並回答記者提問。

考察組外方組長、世衞組織總幹事高級顧問布魯斯·艾爾沃德表示，中國所採取的策略改變了新增確診病例快速攀升的曲線，能夠説明這一點的最簡單、直接的就是數據。兩週前我剛到中國的時候，每一天新報告的確診病例大概都是兩千多。當聯合考察團結束考察任務的時候，昨天報告的確診病例是416例，兩週之內實現了80%的下降。

他表示，這樣的數據下降是切實的。數據在不斷地變化，做統計也面臨挑戰，考察組是通過不同信息的來源，來確定這樣的下降是真真切切的。實地學習和考察會看到許許多多的事實，這些事實再一次不容質疑地確認了這種真切數據的下降。

艾爾沃德説，中國的協同優勢是幾年前我們都無法想象的。比如大型醫院進行臨時牀位的調撥和划動，以便能夠使更多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得到救治。這個過程中有很多常規的接診項目被轉到以在線方式去提供，而在這個方面中國展現出了極大的優勢。

他表示，有一些在國家層面上所採取的鼓勵大眾去做的一些改變，比如像勤洗手、保持距離等，這種反應的策略也在不斷地進行調整。中國從最初採取的比較整齊劃一的方法，慢慢的轉變到基於科學的以風險為導向的管理方法，更多地考慮每一個地方的實際情況和其能力，也考慮到病毒傳播本身的一些特性，這種微調也帶來了極大的影響。

“全球社會尚未做好準備採用中國的方式方法，而中國的方法被事實證明是成功的方法。”艾爾沃德説，“在全球也要不得不為疫情做應對和準備的過程中，我曾經像其他人一樣有過這樣的偏見，就是對於非藥物干預措施的態度是模稜兩可的。很多人都會説現在沒有藥，現在沒有任何的疫苗，所以我們只能拍拍手錶示沒有什麼辦法。而中國的做法是，既然沒有藥，沒有疫苗，那麼我們有什麼就用什麼，能怎樣調整就怎樣調整，能怎樣適應就怎樣適應，能怎樣去拯救生命就怎樣去拯救生命。”

艾爾沃德表示，目前來説最重要的一條建議就是切勿沾沾自喜，未獲全勝，不輕言勝利。雖然病例數目在下降，但人羣依然是普遍易感的。這是一種新型的病毒，可能會有反彈風險，當出現反彈時又要快速去進行大規模的應對。目前數字的下降來之不易，採取了大力的措施才帶來的，像醫院的牀位數在增加、呼吸機在購入、疫苗和藥物在研發，這些努力都不要停止。就像梁萬年教授所談到的，這是一種非常狡猾的病毒，依然面臨的是巨大的風險，所以切勿沾沾自喜。

考察組中方組長、國家衞健委新冠肺炎疫情應對處置工作專家組組長梁萬年在會上通報：

1、關於對新冠病毒的認識：通過對不同地點分離出的104株新冠病毒株進行全基因組測序，證實同源性達99.9%，提示病毒尚未發生明顯的變異。

2、關於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病學特徵：根據傳染病網絡直報信息系統數據以及湖北武漢、廣東深圳和廣州、四川成都等現場考察，聯合考察組對新冠肺炎流行病學特徵有以下認識。

一是人口學特徵。患者平均年齡51歲，30–69歲患者佔77.8%，77.5%的病例來自湖北。

二是動物宿主。目前的研究表明，蝙蝠有可能是新冠病毒的宿主，穿山甲可能是新冠病毒的中間宿主之一。

三是傳播途徑。目前認為，呼吸道飛沫和接觸傳播是主要的傳播途徑，已從一些確診患者的糞便中檢測出新型冠狀病毒，存在糞-口傳播風險。新冠病毒可能通過氣溶膠傳播，但在中國這不是主要的傳播方式。

四是家庭聚集性。從廣東和四川的現場考察來看，78%-85%的聚集病例發生在家庭。

五是密切接觸者管理。在廣東和四川，現場流行病學工作者幾乎對所有已發現的密切接觸者進行了追蹤和醫學觀察，大約1%-5%的密切接觸者實驗室確診為陽性。

六是易感性。新冠病毒是一種新的病原體，因此，各年齡段人羣均對新型冠狀病毒沒有免疫力，普遍容易感染。

梁萬年介紹，關於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傳播動力學分以下四種：

第一種是武漢傳播。武漢早期發現的病例大多與華南海鮮市場的暴露有關。隨後，病毒通過接觸海鮮市場的人羣擴散到社區，形成社區傳播。自2020年1月23日起，在武漢及周邊城市採取的交通管制等措施有效阻止了疫情向全國及全世界其他地區進一步擴散蔓延。

第二種是湖北除武漢外其他地區的傳播。在緊鄰武漢的湖北孝感、黃岡、荊州和鄂州等地，傳播流行強度略低於武漢。該省其他地區，因武漢的交通管制，人口流動減少，其傳播動力與全國其他地區更為接近。

第三種是湖北省以外其他地區的傳播。武漢是重要的交通樞紐城市，再加上疫情發生時恰逢中國農曆春節，人口流動性大，疫情有可能迅速從湖北省擴大到我國其他省區。為了阻斷疫情蔓延，全國採取了一系列強有力的公共衞生干預措施。截至目前，絕大部分報告病例與湖北武漢有關，其他省份的社區傳播非常有限，大部分為家庭聚集性疫情。

第四種是特殊場所和人羣的傳播。我們注意到有聚集性疫情發生在醫療機構、監獄等特殊場所。但總的來看，不是影響傳播動力學的主要因素。關於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感染，據報告，全國共有3000多名醫務人員感染新冠肺炎病例，絕大部分醫務人員感染病例來自湖北武漢。

據報道，全國共有476家醫療機構3387例醫務人員感染新冠肺炎病例（2055例確診病例，1070例臨牀診斷病例和157例疑似病例）；90%以上的醫務人員（3062例）來自湖北。

在此次發佈會之前，考察組在2月17日赴北京、廣東、四川開展調查，22日至23日在湖北開展現場調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