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勝前：我們發掘了兩處史前瘟疫遺址，得出了一些啓示
【文/陳勝前】
數年前，我作為成員參與到內蒙古通遼哈民忙哈遺址整理與研究的國家社科重大項目中，負責石器分析工作。因為這個原因，比較詳細地瞭解了哈民忙哈遺址的情況。
這個遺址以發現大量集中出土的人骨而聞名，最集中的一座房子裏，發現了97具人骨，不同年齡段與不同性別的人都有體現，底部屍骨有擺放的痕跡，上面的比較凌亂，房子有焚燒的跡象。經過數次發掘，已發現的人骨有兩百餘具。
▲哈民忙哈遺址全景（左上）
哈民忙哈遺址博物館（右上）
哈民忙哈遺址F40人骨堆（左下）
哈民忙哈遺址原址保護大廳（右下）
有關如此大量人口突然死亡的原因，我從石器分析的角度進行過解釋（《人類學學報》2016年第4期）。哈民忙哈先民的石器工具中農業工具非常少，倒是有類型豐富的食物加工工具，表明其食物來源多樣。挖掘工具只有石鎬一種，形體修長，使用條痕非常清晰，顯示經常挖掘沙土，實驗研究顯示它最適合挖掘的深度是30至50釐米。
基於石器工具組合以及其他的信息，我們推斷哈民忙哈先民過着一種以廣譜狩獵採集兼營少量農業的生活。他們生活在科爾沁沙地的腹心地帶，農業的邊緣環境，很容易遇到災年。可能是某一年的春夏之交時，因為食物不足，人們挖掘穴居動物的洞穴，捕食這些動物，由此感染了瘟疫，最有可能是鼠疫，大量人口死亡，剩下的人倉促埋葬了死者後，迅速撤離。撤離中他們帶走絕大部分完整的石器工具，因此我們在研究中看到的完整、還能使用的工具極少。
▲廟子溝M25居住面上六具人骨
哈民忙哈遺址是目前國內發現最早的一處因為瘟疫而廢棄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年代較紅山文化略晚。除此之外，另一處同樣可能因為瘟疫而廢棄的遺址是內蒙古烏蘭察布的廟子溝遺址，它是魏堅老師早年主持發掘的。這兩年因為參與該地區工作的緣故，我開始關注這裏的材料。
在廟子溝工作站與烏蘭察布博物館看到廟子溝的材料，發現該遺址保留了大量完整的石器工具，與哈民忙哈遺址形成鮮明對比。我有學生比較過廟子溝與哈民忙哈遺址的廢棄過程，發現廟子溝的廢棄形態有所不同，廟子溝遺址使用時間比較長，遭遇瘟疫的廟子溝人似乎受到了驚嚇，迅速逃離，因此我們能夠看到大量完整的物品。廟子溝與哈民忙哈遺址的年代差不多，環境也類似，遭遇的也可能是同樣的瘟疫。
數年前，《Cell》（《細胞》）雜誌上還報道了生物考古學者的研究，他們在歐亞大陸數個遺址中發現了鼠疫的直接證據。去年秋冬之交，烏蘭察布還發生過鼠疫，原因是人食用了野兔，病人轉院到北京之後，讓首都人民着實擔心了一些日子。森林草原的交界地帶，資源相對多樣，但生態環境不穩定，容易出現災年。20世紀初的關東大鼠疫，死亡五六萬人，也是源於這個地帶。
瘟疫產生的根本條件與歷史階段
兩個史前時代可能的瘟疫事件為考古學留下了保存完好的遺址，讓今天的考古研究者能夠一睹史前時代瘟疫的影響，也由此可以瞭解瘟疫產生的條件。
瘟疫的傳播通常需要兩個條件：一是人類接觸到病原體；二是有足夠集中的人口。病原體是自然界本來的存在，如果人類生活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中，人類或者被病原體殺死，病原體失去傳播的途徑；或者人類適應了病原體，病原體失去對人類的嚴重威脅，所以，封閉環境不大可能產生瘟疫。
瘟疫的傳播往往來自人類接觸到本來不屬於人類生活圈的病原體。以關東大鼠疫為例，原因可能因為外來移民捕獵了生病的旱獺。哈民忙哈先民捕食穴居動物，這些動物通常不應該進入人類生活圈的，因為利益與飢餓，人類碰觸了自然存在的紅線，最終釀成災難。當然，如果人類人口極少，病原體殺死了感染者，也就失去了傳播的可能；或者人口分佈極其稀疏，傳播也不大可能發生。
但是隨着農業起源，人類走向了定居。定居是農業生產的需要，流動則難以開展農業的（除非遊牧）。然而，定居會帶來人口的增加，狩獵採集羣體因為遷徙流動的原因，往往需要兩名幼年子女有足夠的年齡差距，一名子女能夠自己行走。定居羣體不存在這樣的困難，生育間隔由此可以縮短。穀物製作的糜粥一類食物可以讓嬰兒更早斷奶，促使生育間隔進一步縮短。農業本身有旺盛的勞力需要，更多的人口意味可以開墾更多的土地。這樣構成一個正反饋，人類人口迅速增加。
從民族誌材料可知，依賴狩獵的話，每百平方公里所能支持的人口不超過1.56人，如果同時依賴狩獵與採集的話（不包括漁獵羣體），所支持的人口是9.098人。如果要超過這個閾值，就必須有農業。農業可以支持的人口密度可以達到10~20倍。如此多的人口定居在同一個地方，這就為病原體提供了極好的傳播條件。從這個角度説，瘟疫的大規模傳播是與農業起源相關聯的。
當然，農業之所以會導致瘟疫傳播絕不僅僅因為人口增加與定居的發生，更主要的原因是農業擴散對生態環境產生的影響。最早的農業，以中國華北地區為例，起源於山麓與盆地的邊緣地帶，當時人類只能利用最容易耕種、最肥沃的土壤。村落稀疏，村莊規模有限，人們的食物還很大比例要依賴狩獵採集，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比較小。
隨着農業的發展、人口的增加，人們開始更多砍伐森林、開墾草地、排幹沼澤，闖入主要屬於其他動物的生境，接觸病原體的機會大大增加。再者，人類長期生活在一個村莊，就會產生大量的垃圾，腐爛的垃圾會污染水源，由此蚊蟲滋生，導致瘧疾橫行；污染的水源還可能導致霍亂。
同時，定居農業還導致人類的食譜變得單調，過多穀物攝入導致齲齒病頻發。20世紀80年代考古學家科恩與同事就曾注意到這個問題，隨着人類進入農業階段，身高變矮，身體的協調性變差，人類的營養與健康狀況反不如狩獵採集階段。這種狀況隨着農業的進一步發展更加惡化，因為農業促進社會分化，富者產生肥胖的毛病，窮者食不果腹，可能會鋌而走險，食用一切能夠找到的食物，包括帶有病原體的野生動物。
我們是否由此可以説農業就是瘟疫之源呢？顯然不是，高度社會性的動物，尤其是哺乳動物，都有可能感染瘟疫，鼠疫本來就是鼠類的疾病，這次在武漢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很可能來自蝙蝠，經過果子狸、穿山甲等中間宿主，並且經過變異，才變得讓人類容易感染。
某種意義上説，社會性是瘟疫的温牀。獨居的動物即使感染了致命傳染病，也不會殃及整個物種。然而，人類是一種極端依賴社會性的動物，人類通過社會有了語言、文字、文化、乃至文明。同時，因為存在社會性，所以高致病性的病原體才可能傳播擴散。相對狩獵採集生活，農業代表更高程度的社會化，不僅能夠支持更多的人口，而且需要更多的人口集中生活在一起，因此瘟疫傳播的條件更便利。
狩獵採集時代是否就沒有瘟疫呢？目前考古學上還沒有直接的證據，但是就距今三四萬年前解剖學上的現代人迅速替代尼安德特人這一情況而言，有研究者就提出一種假説，即現代人把傳染病帶給了尼人，就像近代歐洲殖民者把天花帶給美洲土著，導致土著人口急劇減少一樣。尼人由此大幅減少，加之棲居地被現代人分割，無法通婚，所以只能滅絕。總體而言，瘟疫對狩獵採集者的影響是比較小的，主要因為狩獵採集者的人口總量小，密度低，流動性大，另外一個可能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狩獵採集者大多數時候生活自己的生態系統中，不需要也沒有能力跨越不同的生態系統，感染疫病的風險因此也比較小。
人類社會應對瘟疫的基本策略
農業時代雖然有瘟疫的威脅，但是我們從歷史上看到，人類的人口仍然在大幅度增長。農業時代的醫學技術雖然不如現代，但是古人並非沒有應對瘟疫的策略。考古學上農業有個名不符實的名稱，叫作食物生產（foodproduction），其實農業並不生產食物，而是讓動植物生產。農業的本質就是控制，一個更常用的名稱叫作馴化。
農業發展的理想狀態就是農業文化生態系統，一個經典的例子就是中國南方的稻作農業，長期的耕作，控制良好的灌溉，可以形成肥沃的土壤（如鱔血土），稻田養魚、桑基魚塘都是生態系統的組成部分，幾乎所有的廢物都會循環利用，這個生態系統能夠做到基本封閉。人們可以在有限的範圍內養活大量的人口，基本不需要侵入其他動物的生態空間。在這樣的生態系統中，人們飼養豬、狗、雞，還有牛，偶爾有羊與馬（所謂六畜），所有這些動物都被控制在農業生態系統之中。即便這些動物偶爾也會把疾病傳染給人類，但由於長期的適應，最終形成一種平衡（因為易感人羣可能很快就被淘汰掉了）。
▲稻田養鴨（左）浙江湖州桑基魚塘（右）
（圖片來源於《中國國家地理》2019年第3期）
其實除了馴化的動物，農業村落中還有如家鼠、蟑螂、麻雀等依賴人類生活的共生性動物（commensal）。這些動物當然也是疾病傳染源。一隻健康的家鼠身上平均有7只蝨子，一旦生病之後，蝨子的數量能夠達到五六十隻，老鼠死後，這些蝨子就可能會把人類當成新的宿主，通過叮咬把病菌傳給人類。不過，長期的共處，也讓人類與這些共生性動物之間形成了平衡。但是如果家鼠接觸了野外感染鼠疫的老鼠，就可能把鼠疫傳給人類。所以，農業社會的安全取決於農業生態系統的完善程度，當人口超過系統的承載力，或是社會混亂破壞了農業，或是氣候變化，農業系統就可能崩潰，封閉的安全屏障就會消失，災難隨之降臨。
從狩獵採集、農業再到我們現在生活的工商業時代，人類面臨的疫病壓力是不斷提高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人口數量越來越多，密度越來越高，工商業時代的聚落形態是以城市為中心的，尤其是中國的城市，居住密度非常高。研究發現，城市規模越大，社會經濟效益越好。高密度的人口能夠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促進產業規模。
不過，瘟疫傳播的風險也隨之提高，歐洲中世紀的城市吃盡瘟疫的苦頭，商業貿易過程，老鼠把鼠疫（當時稱黑死病）帶往不同的城市，並傳到鄉村，歐洲許多地方當時喪失了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口。後來歐洲實現了檢疫制度，提高公共衞生水平，黑死病逐漸消失。倫敦也曾經霍亂橫行，研究者經過反覆對比，最終發現水源污染是根本問題，自來水逐漸成為城市的標配。當然，這些瘟疫並不僅僅是歐洲城市的問題，中國史書上的疫情記載也是比比皆是。
隨着近代科學技術的進步、工商業的發展，城市越來越成為宜居之地。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主題就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中國人人均壽命最長的地方就是三座大都市：香港、上海與北京。城市的安全屏障在於有效地控制各種病原體的源頭，自來水讓人們遠離霍亂與許多胃腸道疾病，排污系統、垃圾處理系統以及其他公共衞生體系把危險控制在人們生活範圍之外。初級的食物生產都在城市之外，食物經過處理之後進入城市。管理良好的城市形成一個新型的人工生態系統，進入城市的物品都經過加工處理，廢棄的物質同樣要經過處理再排出去，大量的物質循環使用。武漢疫情的最大教訓就是直接把野生動物帶入城市，由此把大量人口置於危險之中。
未來的展望
以上回溯了瘟疫存在的根本原因、主要階段和基本預防策略。有一些是我們無法避免的，比如社會化，而且社會化還在不斷發展，城市越來越龐大，人口聚集與流動的規模也越來越大。但這些都是社會發展所需要的，我們不可能改變，因此，我們面對的疫情風險也就越來越高。有一些是我們可以避免的，比如建立良好的文化生態系統，與野生動物保持距離；強化公共衞生，發展循環經濟等等。
當代中國發展迅猛，城市化的比例越來越高，城市在人們生活中地位也越來越重。但是城市也是脆弱的，我們就好比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了一個筐裏，管理不善就會帶來危險。我們的城市應該像超市的雞蛋盒一樣，它有一個外殼，內部不同雞蛋之間都有緩衝空間。城市需要建立人工生態系統，而且是可封閉的（至少是暫時性的，由此可能需要發展都市農業），內部不同組羣之間應該有足夠的緩衝空間。這是我們從人類歷史實踐中可以總結出來的經驗，應該可以代表未來城市發展的一個基本趨勢，希望我們的城市規劃者與管理者們能夠汲取這個經驗，讓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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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民忙哈遺址：哈民忙哈遺址位於內蒙古科爾沁地區腹心地帶，2010、2011年兩次發掘，共清理出房址43座、墓葬6座、灰坑33座、環壕1條，累積發掘面積4000餘平方米，初步探明遺址總面積約10萬平方米。遺址年代為距今6000~5000年間。哈民忙哈遺址內發現大量凌亂堆棄的人骨，尤其集中分佈在幾座房址內，場面極為震撼。可鑑定人骨材料顯示各個年齡段的個體都有，以中青年為主，而不是新聞媒體中經常報道的以婦女兒童為主。其死亡年齡的分佈模式與鼠疫較為一致，即接觸者才會感染，不論年齡與性別。
相關信息可參考：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科左中旗文物管理所：《內蒙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新石器時代遺址2010年發掘簡報》，《考古》2012年第3期；《內蒙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新石器時代遺址2011年發掘》，《考古》，2012年第7期；朱泓、周亞威、張全超等：《哈民忙哈遺址房址內人骨的古人口學研究——史前災難成因的法醫人類學證據》，《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3第54卷：26－33；周亞威、朱泓、吉平：《內蒙古哈民忙哈遺址人骨鑑定報告》，《邊疆考古研究》，2012年第2期。
2. 廟子溝遺址：廟子溝遺址位於內蒙古自治區烏蘭察布盟察右前旗烏拉哈烏拉鄉，因地處小地點廟子溝村而得名，北距黃旗海最近距離約六七公里。1985年至1987年，由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連續三年發掘，共發現房址52座，發現灰坑及窖穴共130餘座，殘灶坑1座，墓葬40餘座。廟子溝遺址的相對年代相當於中原地區仰韶時代的晚期階段，絕對年代為距今大約5500~5000年。
相關信息可以參考：魏堅：《廟子溝與大壩溝——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上下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3年。
3. EarlyDivergent Strains of Yersinia pestis in Eurasia 5，000 Years Ago.Cell， 163（3）， 571–582. doi：10.1016/j.cell.2015.10.009
通過歐亞大陸（主要是中亞與西歐）數個遺址出土人類骨骼牙齒中提取DNA分析，發現世界上最早的有關鼠疫直接證據，距今5000年左右，比有史記載的鼠疫災難至少要早3000年。
4. 黑死病：一般認為主要是腺鼠疫，1348-1720年間曾在歐洲歷史上反覆發生，導致大量人口喪生。它主要由感染了鼠疫耶爾森菌病的齧齒類動物通過中間宿主跳蚤傳給人類。人類對這種微生物的免疫力非常差，大多數病人會在6天內出現淋巴結腫脹、淋巴結炎。平均起來，大約60%的感染者會在淋巴結炎出現後1周內死亡。後來隨着逐漸發展起來的公共衞生措施而緩解與消失，相對而言，諸如隔離、建立傳染病醫院、甚至是出現接觸傳染理論等作用並不大。
——《劍橋世界人類疾病史》，肯尼思•F•基普爾主編，張大慶主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553-5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