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政府滯後民眾散漫，法國這場疫情戰怎麼打？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2月29日，法國衞生部打破每晚19點發布疫情的慣例，於13時宣佈新增16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全國累計確診病例73例。

其隨即宣佈一系列早就應該實施的措施：取消巴黎馬拉松、取消平均每天70萬人次的農業展最後一天的展會（但已有一位參加農業展的市長確診，根據潛伏期推算，他當時已具備感染能力）、禁止5000人以上的集會——當然包括神聖得不能再神聖的罷工、遊行。

圖片來源：France 24視頻報道

就在同一天，法國總統馬克龍親自主持的防疫會議召開。在中國疫情爆發兩個月之後，法國終於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要知道，僅僅三天前，法國和意大利的足球賽還照常在里昂舉行，疫情嚴重的意大利有3000名球迷湧入。

雖然説“亡羊補牢，未為遲也”，但面對傳染性強、極其狡猾的新冠病毒，法國能打得贏嗎？僅僅幾天，法國確診病例急劇上升，已達到212例！

法國的優勢

應該説，面對傳染病，法國有自己的優勢。

一是地廣人稀。一共6500萬人，人口比湖北多不了多少，但土地面積卻幾乎是湖北的三倍。如果和山東比，人口密度就更小了：山東一億人口，土地面積卻連法國的三分之一都不到。所以在防治傳染病方面有先天地理和人口優勢。

二是法國的醫療制度也限制了病毒的傳播。法國規定每個病人必須指定一位醫生。如果有病需要先看這位指定的醫生，如果醫生看不了，才會去醫院。這和中國一有病就湧向醫院很不同。這樣發生交叉傳染的概率要小很多。

三是法國是個人主義為主的文化，平時各種聚會比中國要少得多，什麼同學會、老鄉會、同事之間的聚會都無法和中國相比。即使同在一個小區，也多數互不往來。法國為了鼓勵大家多交流，還發明出一個鄰居節，要求哪天大家都端出一份自己的拿手菜，互相交流。別説朋友故舊，就是家庭成員都難得一見。在大學裏更不用説，既沒有統一的宿舍，也沒有統一的食堂，日常生活層面的大規模聚集很少。

四是法國作為天主教國家，其信仰者早就沒有多少。每個星期天去教堂的人極少。由於缺乏信眾，許多天主教堂都變成超市、夜總會甚至清真寺。這與基督教在亞洲的興盛完全不同。所以法國也不會發生韓國天地教這樣的情況。

五是法國私家車擁有量很高。2019年，法國每千人擁有569量汽車（中國2019年才173輛），在全球主要國家居第8位。因此法國對公共交通的依賴沒有其他國家那麼大，這也減少了感染的機會。

最後則是法國個人衞生習慣比較好。勤洗手是日常常態。法國市政對日常生活的消毒也比較到位。

應該説，傳染性不太強的病毒，比如非典，感染後才有傳染性，而且必須是近距離接觸，就沒有在法國爆發，整個疫情期間，全法國一共出現七例，儘管法國對非典是完全不設防。我2003年4月下旬從北京到巴黎，北京人人都戴着口罩，到處都有體温檢測，而到了巴黎，什麼也沒有。後來我因為普通感冒發燒而去醫院，更是根本不當回事：接待我的護士先給我量體温，一看不到38度立即笑嘻嘻地摘下口罩！

但是這一次，法國遇上了新冠病毒，這些有利因素只能減緩爆發的速度，卻無法阻止爆發。並且由於法國的很多劣勢，其遏制難度很大。

法國的劣勢

第一，就是歐盟體系與地理困境。

法國既是歐盟成員國，也是申根國家。歐盟規定歐盟成員國之間自由流動，這是一條非常重要的原則。英國想保持物流和金融的自由流動而放棄人員自由流動，最終博弈的結果只能是脱歐。申根國家之間免簽證，獲得其中任何一個國家簽證的外國人也享受同樣待遇。

這就導致任何國家都沒有辦法阻止輸入性病例的傳入，甚至都沒有辦法按國家來區分來往的人羣，因為各國都早已混居，人員自由流動。比如一位生活在意大利的德國人他可能先回德國，然後再去法國，難以防範。所以哪怕一個國家想學習中國的應對措施，也不可行。

意大利是採取措施最早也最堅決的歐盟國家，1月30日就宣佈暫停全部飛往中國的航班——有很多國家只是暫停從湖北來的航班，但仍然未能避免大爆發。原因就在於，其他歐盟國家並沒有採取同樣的措施，任何人都可以輕易繞過這個規定而來到意大利。隨着疫情在很多國家蔓延，僅暫停和中國的航班根本無濟於事。

1月30日，意大利總理孔特宣佈停飛中意間的直航，不過幾日後又恢復部分航班（圖/意媒）

法國已經出現這樣的情況了。法國第七例至第十二例，就是被一名從新加坡參加會議再到法國度假的英國人傳染的，度假結束後這位英國人才回到本國。

可資對照的是英國。英國1月29日暫停所有飛往中國的航班，雖然歐盟成員國之間在英國脱歐後仍可以去英國，但英國不是申根國家，歐盟以外的人員無法進入。所以目前為止，英國仍只零星出現個案。

法國面臨和意大利一樣的情況，然而法國還一直沒有採取措施來控制。到現在它也沒有暫停飛往任何一個國家的航班。當然，或許法國也意識到禁止航班沒有意義，還不如減少無謂的損失。

更糟糕的是，當法國出現疫情後，想着本國也有了疫情，遂取消原來對來自國外疫區或者自國外返回的本國人進行十四天隔離的措施，這其中有大量學生曾在剛結束的假期去過意大利。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今天的中國仍對來自韓國、意大利等國的乘客進行檢測和隔離。

這一次新冠疫情，繼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以後，再一次暴露了歐盟體系的問題。這樣一個半經濟統一體（財政政策不統一），政治上各自獨立的國家，行政權也是獨立行使的體系，根本無法應對重大危機——不管是經濟危機還是疫情。這次疫情爆發，將令歐盟處於更加艱困的境地：要麼以英國為代表的脱歐派成功佔據上風，要麼歐盟加速深入一體化。

第二，法國的國民性。

法蘭西民族的骨子裏，除了個人主義，還有浪漫及革命情懷（也可稱“造反”情懷）。2018年下半年，黃馬甲狂飆崛起，一直持續到現在；2019年12月，為反對政府的退休制度改革，法國又出現全國性大罷工。

這種特性如果上升到國家政治治理層面，就是小羣體利益高於國家利益。這裏僅舉兩例。

一是法國申辦2012年奧運會時，巴黎一路領先。但當奧委會前往巴黎考察時，巴黎交通系統大罷工。他們認為這個時候罷工效果最好，政府最容易讓步。結果這成了巴黎後來輸給倫敦的轉折點。

二是2003年一向涼爽的法國出現酷暑（37度），由於缺乏經驗，且當時官僚體系正處於假期，導致一萬多人死亡，連超市冷庫都騰出來存放屍體。2005年預報法國將再次出現高温天氣，按説各界上下應該吸取教訓，結果法國醫療體系選擇這個時候進行大罷工——還是因為認為這個時候政府最容易讓步。

所以，當面臨疫情考驗時，法國政府採取的措施能否被民眾所接受，就是一個很大的疑問了。目前，儘管法國國內疫情愈來愈嚴重，但工會仍然要在3月3日發起大罷工。雖然政府取消了原定3月1日舉行的巴黎半程馬拉松賽，但仍然有不少民眾自發參加，並對政府的措施感到憤怒。

以中國的經驗，要想遏制疫情，最主要的是人人隔離，減少一切不必要的外出。但在法國，政府即使發出這樣的要求，也是難以做到。

現在，尼斯一家醫院竟然發生口罩全部被盜一空的事件，這等於為了自己利益，癱瘓了一家醫院！

第三是制度劣勢。

中國發生疫情全球矚目，付出的代價也是相當巨大的，不僅是寶貴的生命，還有對經濟、社會秩序的衝擊。按説，任何國家都應該高度重視。特別是世衞組織一再升級警告，要各國不要心存僥倖。從常規來講，第一自然是提高警惕，嚴防疫情進入本國，如果出現病例，更要迅速處理，避免疫情擴散。第二自然是做好萬一疫情爆發的準備，比如提升檢驗能力，做好醫療用品的儲備。

但事實是，儘管對法國來説這已經不是未知病毒，中國積累了方方面面的經驗和教訓（治療方案都升級到第六版），但這兩條法國一點都沒有做到，甚至未能保護醫護人員不受感染。

衞生部長第一時間宣佈法國出現病例的可能性很低，結果三天後就確診三例，成為歐洲第一個確診的國家。而迅速被打臉的衞生部長竟然認為這是因為法國檢測手段先進迅速。此時，法國衞生當局仍然宣佈發生疫情是不可能的。這一切都誤導了法國社會。大家不但沒有提高警惕，反而更加放鬆。更荒唐的是，法國在機場也不檢驗，説是因為有潛伏期，檢測也沒用；也反對大家戴口罩，認為對病毒沒有用。法國，完全成了不設防的國家。

再以口罩為例，1月21日法國就出現口罩短缺，24日就已經一罩難求了。但法國政府除了宣佈有充足的儲備之外，什麼也沒做。結果等到疫情真正爆發，才宣佈全國只有1500萬口罩，只供醫生和護士使用，此時才下訂單買口罩，後來政府更是下令買口罩需要處方。

根據中國的經驗，要想有效遏制病毒，除了被感染的人盡收盡治，所有出門的人都必須戴口罩，包括復工復產的企業員工。現在法國仍然不建議健康民眾戴口罩，難道他們不知道無症狀病人佔10%的比例嗎？

可以説，自從中國發生首度為人所知的病毒導致的疫情後，法國政府完全失職失能，犯下嚴重的戰略性判斷失誤，白白浪費了一個月極其寶貴的時間，就是現在採取的措施也不夠，甚至存在問題。比如禁止5000人以上的聚會，但電影院、歌劇院、各種博物館、紅蘑坊、酒吧仍然是人羣聚集的地方，這些地方不禁止，疫情怎麼可能控制得住？

從制度上解讀，和中國政府執政的合法性來自績效不同，法國政府權力的合法性來自於程序，做得好壞不影響合法性的維繫。所以它們就沒有壓力，自然也就沒有動力去解決問題。

其次，在危機達到一定程度之前，也就是民眾還不覺悟的時候，即使採取措施也不會被接受。

中國這樣的體制，只要政治精英做出正確判斷，就可以迅速採取措施。但在西方，只有大眾也覺悟了或者意識到了，才能採取措施。歷史上，總統羅斯福早就清楚美國參戰的必要性，但當時美國舉國瀰漫的是孤立主義，羅斯福什麼辦法都沒有，只有在付出珍珠港這樣的代價後，美國民眾才醒悟過來。

比如上文提到的26日在里昂舉行的和意大利的球賽。政府已經認知到危機，但卻只能呼籲取消，而根本不敢採取強制措施。現在回過頭來看，是多麼大的嚴重失誤。但民眾不覺悟，政治人物只能迎合或者綏靖。

這也是東西方制度很大的一個不同。

再次，3月份法國將迎來市長選舉，然而目前執政黨的形勢並不算好。只有贏得這場選舉，馬克龍才有把握贏得連任。於是見疫情在全球愈演愈烈之際，為了政權保衞戰，馬克龍做出了兩項重大決定：一是讓行政首腦菲利普總理去參與競選勒阿弗爾市長；二是臨陣換將，衞生部長比讚辭職去競選巴黎市長。

總理負責包括防疫在內的全國行政事務，衞生部長更是疫情的第一負責人。但為了贏得選舉，卻做出這樣的安排。試想，總理本就日理萬機，再去參加激烈的競選，他還有多少時間關注疫情？再説，他是總統任命的，即使總統的工作重點根本就不是疫情，那作為執行者，怎麼還會把疫情放在心上？不由令人感嘆，在這樣的制度下，究竟是民眾的生命安全還是政治權力更重要？

此外，就是反對黨的因素。

反對黨越想提升執政的勝率，就越希望看到執政黨表現差勁。所以他們會想盡辦法拆台。比如按説不管什麼立場，都是應該反對暴力的，但當黃馬甲遊行中出現大規模暴力的時候，幾乎所有的反對黨都不但不譴責反而支持。這一次政府出台的反疫情措施，反對黨如何反應還有待觀察，不過相信他們不會錯過任何可以抗議的機會。

最後要説的是經濟因素，這也分好幾個層面。

一是法國的製造業已經空心化。

醫療用品等事關國家安全的產業也大多數轉移到中國或其他發展中國家。我在法國買到的口罩上就寫着“中國製造”。所以危機到來，唯一的辦法就是訂購。反觀中國，由於有完備的產業鏈和生產能力，平時有日產二千萬個口罩的能力，面對疫情，生產能力很快就提升到日產一億個。有的企業如比亞迪，直接改造自己的生產線就能轉產口罩，現在在產能還沒有完全釋放的情況下，不到二十天就生產了5.7億個。

二是法國電子商務非常落後，紙幣使用非常頻繁。這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傳染源。

中國儘管基本上實現電子支付，但仍然對回收的紙幣進行消毒並“隔離”十四天後才再投入市場。這並非杞人憂天，2月28日一位運鈔員就因接觸紙幣而感染。隨着疫情的進一步爆發，這樣的案例將會增多，也增加了控制的難度。畢竟幾乎沒有電子支付的法國即使紙幣消毒也不能隔離十四天，而是必須馬上投入使用。

三是法國中產階級整體上是“月光族”。

除了繳的税和房貸，法國大部分中產每個月所剩無幾。再者法國也沒有儲蓄的習慣。這一生活習慣造成了即使法國民眾想搶購食品也不會有多少，也導致民眾出門購物的頻率要遠遠高於中國——而且是在沒有口罩的情況下。

後續如何？

那麼，疫情在法國會持續多久？

澳大利亞火災持幾個月而政府束手無策，但當雨季來臨，火就自然被澆滅了。假如新冠病毒和非典一樣，等到夏季來臨，也就自然消失了。

或者還可以採取2009年美國豬流感的辦法：在隔離十八天之後，由於無法承受巨大的經濟代價，只好決定放手不管，感染了就去醫院治，結果最後6000萬人感染，1.2萬人死亡。美國比較幸運，豬流感到了美國後死亡率突然莫名其妙地大幅下降。目前看新冠病毒的死亡率在2%左右，比普通流感高但又比其他傳染病低很多，在萬不得已的時候，也許這是唯一的辦法。

目前美國也繼續採取類似的措施，不但檢測量極少，而且沒有副總統彭斯允許，禁止任何專家對外發表看法和發佈信息。只是副總統彭斯同意的標準是什麼，外人難以知曉。事實則是，實行這樣的規定後，還沒有一次被允許！

現在日本也已經如此了：對輕症患者不再檢測，只治療重症。這實際上可視為已經放棄對疫情的嚴格控制。要知道日本是全球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是高危人羣最多的國家之一，日本政府這樣做難道不知道有多大的風險嗎？

西方國家整日講人權，但沒有生命權何來人權？新冠病毒來勢洶洶，中國在付出巨大代價後總算遏制住了傳播勢頭。西方至少還有兩個月的緩衝期，如何把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這也是西方國家同樣需要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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