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舸：誰來挑戰特朗普？中國人要看清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強舸】

2020年又是美國四年一度的大選年，現任總統特朗普早已預定共和黨候選人席位，當下的共和黨初選不過是例行公事。相比之下，民主黨激戰正酣，並且情節跌宕起伏：起初布蒂吉格、桑德斯、拜登輪番領先，沃倫、克羅布徹等人也都有不錯表現，布隆伯格虎視眈眈，頗為好看；如今布蒂吉格、克羅布徹後勁不繼，宣佈退選，競爭陣營進一步收縮……

不過，美國大選雖然有着電視劇般的劇情，但我們終究不能只把它當做電視劇，畢竟這會對現實世界（包括我們中國）造成巨大影響。

關注選舉，不僅要關注誰贏了，更重要的是不同候選人因為什麼樣的政治主張吸引到了選民、不同政治勢力在選舉中有何得失、美國政治版圖發生着怎樣的變遷。因此，本文旨在構建一個框架，將不同候選人與派系、政治主張一一對應，以便讓大家更好地觀賞美國大選。

民主黨初選辯論現場（圖/CBS News）

一、候選人、派系及政治主張分類圖

傳統上，一般對民主黨會採取二元的派系劃分法，即温和派（建制派）和進步派。但是，這一劃分方式並不符合當下事實。桑德斯的政治主張並不符合進步派一貫綱領，如果把桑德斯視為進步派，既不利於理解選舉特別是隨後民主黨的妥協與聯盟，也不利於理解當下比較熱門的“社會主義”在美國的崛起。因此，我一直堅持將現在的民主黨分為温和派、進步派、激進派（桑德斯）三個派別。

先上乾貨，這張表是本指南最核心的內容，將民主黨不同候選人、政治主張與派別一一對應，一目瞭然。

這張表是根據我關於美國政治的新書《他改變了美國？——特朗普、“極右翼”運動與美國政治變遷》部分內容，結合2020年大選形式繪製的。這本書本該上個月就出版了，可以當作一本更系統更全面的觀選指南來用，無奈碰上了新冠疫情，希望不要拖延太久才和大家見面。

民主黨不同候選人、派系及政治主張

簡單解釋一下布蒂吉格、克羅布徹兩人的類別，雖然兩人本次的競選之路已畫上終止符。

在表格中，他們兩人的位置橫跨温和派和進步派。這並不是指兩人的競選綱領融合了兩派政治主張。温和派和進步派的政治主張在很多層面上是衝突的，不可能輕易在一個候選人身上融合。如果那麼好融合的話，民主黨幾十年來也就不會有温和派和進步派的長期對立了。

對他們兩人的恰當描述是“兼具温和派主張和進步派標籤”。在政治主張上，兩人是温和派，其競選綱領大致是第一欄內容，這是基本屬性，他們的主要選民來自温和派選民；同時，他們各自具有崇尚身份政治的進步派標籤，布蒂吉格是同性戀，克羅布徹是女性，並且常常突出自己關注“氣候變化”。因此，兩人也能吸引到一些進步派選民。

二、温和派與進步派

接下來，詳細解釋一下三個派系區別，首先看温和派與進步派。

1. 温和派

在經濟議題上，繼承富蘭克林·羅斯福以來的民主黨傳統，温和派以勞工政治為主要戰場，強調保護產業工人權益，主要採取兩方面舉措：一是支持工會，支持工人通過集體談判向資方謀求較好的工資和福利。相應的，工會過去也一直是民主黨最重要的選舉支持者和資金來源；二是有限制的自由貿易和適當的關税，以保護美國製造業和藍領利益。不過，温和派並不反自由貿易，這與特朗普和桑德斯的主張有根本性差異。

温和派也持有“提升最低工資”等訴求，但是十分温和。具體來説，其一，行動並不積極。2008年以前，“提升最低工資”並不是民主黨的主要經濟主張。此前，聯邦最低工資是克林頓時期確立的5.25美元/小時，十幾年時間都未有增長。其二，幅度要求不高。2008年後，隨着奧巴馬（進步派）崛起，“提升最低工資”成為民主黨主要經濟主張。但是，當時代表温和派的希拉里提出的最低工資標準一直低於奧巴馬（2008年）和桑德斯（2016年）。

同時，温和派也主張福利改革，適當加税以擴大福利特別是醫保覆蓋範圍。但與最低工資議題一樣，温和派的訴求十分温和。例如，克林頓是美國醫保改革最初的發起者，在第一個任期就打破常規任命當時的第一夫人希拉里主持改革。然而，2008年民主黨初選時，以醫保改革首創者自居的希拉里並未提出明確訴求，反而批評奧巴馬的全民醫保主張“不可持續、無法兑現”。而在今年，拜登、布隆伯格、布蒂吉格也都對全民醫保持保留態度。

為什麼温和派並不看重最低工資、加税、醫保等議題？因為這些訴求對温和派的基本盤——藍領意義不大。

就工資而言，美國製造業平均年薪約為5萬美元，平均時薪是20美元左右，均明顯高於15美元。提升最低工資主要影響的是以拉美裔和非洲裔為主要就業人羣的低端服務業，數十年來美國低端服務業主流薪資水平一直緊卡聯邦或所在州的最低工資標準。桑德斯就指出：“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尤其將大大提高少數族裔勞動者的生活水平。如今，半數以上非洲裔美國人以及近百分之六十的拉丁裔勞動者每小時工資不足15美元。”

就全民醫保來説，美國中產階層一直有購買商業醫保傳統，全民醫保並非是必需品。全民醫保最大收益者是缺少穩定收入來源的非正規就業羣體。

在社會議題上，墮胎、控槍和同性戀是數十年來民主、共和兩黨交鋒的主要戰場。不過，雖然民主黨温和派一直在控槍、同性戀和婦女擁有墮胎自主權等議題上持支持態度，但是並不尋求激進改變，而是在承認現狀基礎上，推動漸進改良。

2. 進步派

相比温和派，在經濟議題上，進步派更注重提升最低工資、提高福利和全民醫保改革等議題。相應的，更多財政支出也就需要增加税收。

此外，進步派認為資本是造成美國社會不平等的根源，因此主張打擊資本特別是以華爾街為代表的金融資本，更多限制自由貿易以遏制資本通過全球流動獲得凌駕於國家之上的權力。伊麗莎白·沃倫以及當初的奧巴馬就是其中代表。

與進步派相比，温和派則認為資本與勞工具有很大程度的一致利益，強調兩者矛盾的調和，支持勞資談判尋求利益妥協，但並不主張國家層面對資本的限制和打擊。

在社會議題上，除積極支持傳統的婦女擁有自主墮胎權、控槍等議題外，支持女權主義以及少數族裔與LGBTQ等少數羣體爭取“平權”也是進步派的重要議題。

表面上看，温和派與進步派都在關注類似議題，但是兩者觀念基礎是不同的。

具體來説，温和派並不真正認同墮胎自由和同性戀正當性，他們之所以支持，是因為其“自由”（liberality）觀念，旨在維護個人權利，“雖然墮胎和同性戀未必是好事，但個人有權在不影響他人前提下自由選擇生活方式。”

與之不同，進步派政治哲學基礎是“進步”（progressive）觀念，他們認為，之所以存在墮胎限制、對少數族裔和少數羣體的限制和歧視，根源在於不平等的社會政治結構，是白人男性、基督教會等優勢羣體對弱勢羣體的系統性壓迫。

所以，同樣議題對兩者具有截然不同意義，温和派是在“捍衞自由”，進步派則是“反抗壓迫”。

三、桑德斯與激進派

桑德斯是民主黨激進派崛起的關鍵人物。

雖然桑德斯一直以進步派自居，並且身為眾議員時曾是國會進步黨團的共同創立者，但是從當下民主黨黨內分歧看，他已不能被視作進步派。

首先，進步派不認可桑德斯。在2016年大選中，許多民主黨選民呼籲沃倫等進步派大佬背書桑德斯，然而進步派參議員全都與桑德斯劃清界限（至今仍是如此），眾議院中70多人的進步黨團也僅有3人為其背書。一向親近民主黨（特別是進步派）的主流媒體則明確將桑德斯單列為“社會主義者”、“極左派”。

原因在於，桑德斯與進步派政治主張的分歧還要大於進步派和温和派。通俗地説，桑德斯和奧巴馬的差距要大於奧巴馬和希拉里的差距。因此，桑德斯及其支持者應當被視為新的一派，即激進派。

1. 經濟議題：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顛覆

在經濟議題上，温和派和進步派都不否定美國現行體制，分歧主要在修補方向和程度上。激進派則要求重塑美國，正如桑德斯為總結2016年大選併為2020年大選預熱而出版的系統闡釋其政治理念的新書標題——“我們的革命”（Our Revolution）。激進派試圖從以下方面“建立全新的美國”（Build A New America，桑德斯語）：

其一，大幅提升最低工資與反救濟。

雖然民主黨各派系都主張提升最低工資，但是，從提升幅度來看，温和派和進步派的訴求都是“漸進改革”，激進派則是顛覆性變革。當下聯邦最低工資是奧巴馬第一個任期確立的7.25美元/小時，奧巴馬在2012年大選時曾將9.5美元作為自己的競選承諾，但並未兑現承諾。在2016年民主黨初選中，希拉里最初延續了奧巴馬9.5美元的主張，桑德斯直接提出了15美元訴求。

更重要的是，在主張大幅提升最低工資同時，激進派持明確的反救濟立場，這與温和派和進步派截然不同。相比共和黨，民主黨一向更關心社會下層，國家救濟是重要途徑。那麼，為什麼最左翼的激進派會反救濟？原因在於，激進派認為，救濟制度實際上並不是在幫助窮人，而是在補貼資本。政府救濟使資本可以以遠低於生活成本的工資僱傭員工。桑德斯指出：

“無數勞動者需要這些計劃（食品卷、醫療補助計劃、住房補貼），因為他們老闆給的工資不足以維持温飽。政府給予低收入勞動者的援助實質上被支付低工資的公司收入囊中，但是我們納税人不應該向這些富裕卻向員工發放微薄工資的公司提供補貼。”

換言之，美國政府在用從中產階層徵收來的個人所得税補貼擁有鉅額利潤的大公司。例如，美國税收公平組織統計得出，每年納税人給沃爾瑪的補貼至少高達62億美元。現在，我國社會也很流行這種“企業老闆賺錢就行，救濟是國家責任”的邏輯，但是國家本身又不生產財富，國家履行責任的前提是從社會收取税收，擁有資本的人不出，就是交個税的勞動者出。

作為美國社會基礎的經濟自由主義認為，自由市場博弈能夠產生最優工資水平，因而反對國家強制規定最低工資標準。進一步而言，市場或僱主對作為市場失敗者的低收入羣體不負有任何義務，幫助他們（提供救濟）是國家的職能。在這一點上，傳統民主黨和共和黨其實是一致的。主張“低福利”的共和黨並不反“救濟”，分歧只在救濟的額度、範圍和方式上。

與之不同，桑德斯要求取消救濟，同時大幅提升最低工資。在他看來，資本應當支付勞動者足夠酬勞，而不是將其轉嫁為國家（個人納税者）的負擔；對低收入者來説，足夠工資而非救濟才是有尊嚴的生活。

兩相比較，傳統的民主黨和共和黨都是認為市場自身會形成最佳秩序，國家救濟是以消極方式彌補市場不足。激進派要求的則是國家積極介入，以強制方式改造市場。

辯論台上的桑德斯（資料圖/CBS News）

其二，全民醫保與打擊利益集團。

全民醫保是奧巴馬最大的政治遺產。所有民主黨候選人都支持奧巴馬醫保。不同在於，桑德斯還要求打擊製藥業利益集團。

全民醫保在美國運行效果遠不如歐洲的重要原因在於，美國藥品價格遠高於其他西方國家。桑德斯政壇成名戰之一就是在1999年以聯邦眾議員身份帶領選民前往加拿大邊境購買治療乳腺癌的處方藥（這是違法的，涉嫌走私和販賣假藥），他們在加拿大買到同公司生產的同樣藥物價格僅為美國1/10。

2013年，醫療支出佔到美國GDP的17.1%，比第二名法國高50%，是英國的兩倍。奧巴馬醫保實施後，由於有了更多公共財政埋單，藥價更是呈現加速上漲態勢。例如，2015年6月，瓦倫特製藥將糖尿病必需藥鹽酸二甲雙弧緩釋片售價從572美元上調至3432美元，一個月後再次提至5148美元。

奧巴馬醫保癥結就在於，在不打擊資本、平抑藥價前提下，全民醫保必然造成國家和個人的收支失衡。主張打擊資本是激進派與傳統民主黨的根本不同，也是桑德斯屢屢遭受民主黨和主流媒體打壓的主要原因。在這一點上，桑德斯（“極左翼”）和特朗普（“極右翼”）倒是站在了一起，特朗普在上任後也多次向製藥業利益集團發起挑戰，誓言要將美國藥價“降至世界最低”，雖然效果不大。

其三，加税與反避税。

加税是民主黨的一貫主張，但過往實踐存在兩個問題：第一，金融市場資本收益税率遠低於勞動所得税率；第二，富人和大公司避税途徑眾多，實際税率遠低於法定税率。所以，傳統民主黨所謂的“向富人徵税”其實主要針對的是以勞動收入為主的中產階層。

相比傳統民主黨，除了要求繼續向年收入20萬美元以上人羣加税外，桑德斯還提出了兩個新訴求：第一，向金融資本徵税，主張上調股票、債券、金融衍生品等交易税，他希望以此增加每年3000億美元的收入；第二，反海外避税。桑德斯指出，2015年美國公司在避税天堂的境外利潤共計2.4萬億美元，規避了7000億税款。事實上，桑德斯在這些方面和特朗普倒是很一致。

此外，桑德斯是最受年輕人歡迎的候選人，他承諾，加税收入將更多用於提供免費大學教育。

其四，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

為了保護製造業藍領利益，傳統民主黨主張對自由貿易有所限制，但並不在根本上反全球化，也就無法遏制製造業崗位不斷外流趨勢。對此，桑德斯認為：

“所謂的自由貿易政策對美國工人來説一直不利好。由美國公司制定的協議使得公司更容易關閉美國的製造工廠，拋棄美國工人，而更方便把工作轉移到墨西哥、中國和其他低工資國家。”

因此，在幾十年國會生涯中，桑德斯投票反對了一切自貿協定。2016年以來，他反覆強調要懲罰把工廠搬至國外的大企業。顯然，桑德斯又和特朗普而非傳統民主黨站在了一起。他們關注重點是“如何留住工作崗位”而非支持工人向僱主尋求更多待遇。

2. 社會議題

社會議題也發生了變化。

第一，身份政治興起。

傳統民主黨以階層為動員基礎，代表工人和低收入階層訴求工資和福利。2008年以來，身份動員日漸流行，進步派和激進派都要求按身份分配國家資源，差異只在程度不同，例如學校按族裔錄取學生、公司按性別分配職位、公共財政向少數人提供特殊服務等。

身份也日益嵌入選戰，2018年中期選舉民主黨候選人中的女性、少數族裔、LGBT人士比例大幅增加，更是集中出現了首位穆斯林議員、同性戀州長、變性候選人等極具代表性人物。然而，相比黨內外對手，他們的綱領、經驗和競選表現並無多少出彩處，贏得選舉主要是因為“代表性”。

第二，非法移民成為黨派議題。

最近數十年，非法移民一直是美國政治關注點之一，但它從未像今天這麼重要並且也不是黨派議題。過去，既有民主黨人為了保護勞工利益反非法移民，也有民主黨人基於人權反對反非法移民；同樣，一些共和黨人要求維護法制反非法移民，一些共和黨人為了僱主利益反對反非法移民。

現在，非法移民則成為針鋒相對的黨派議題。一方面，這是因為特朗普堅決的反非法移民立場；另一方面，也是由於激進派更堅信普世價值等意識形態。2015年，桑德斯在美國政界首次提出特赦全部非法移民主張並堅持至今。

需要注意的是，激進派在這兩點上自相矛盾。一方面，他們否定法律，反覆渲染非法移民和合法公民沒有任何不同，強調非法移民擁有與合法公民同等的權利。另一方面，在身份政治中，卻又不斷刻意區分出不同小羣體（例如要求政府文件和公共設施提供最少3種、最多73種的性別選擇，而不是只能有男、女兩種選擇），塑造差異，以身份動員要求賦予某些小羣體更多特權。

當然，派系並不完全等同於候選人。從目前選情看，由於沃倫人設（被特朗普戳穿了印第安血統）和表現不理想，以及布蒂吉格等人分票原因，進步派在本次大選中已經難以推出走到最後的候選人。因此，最終勝者將在温和派拜登（布隆伯格也有可能）和激進派桑德斯間產生。

如果拜登勝出，將在很大程度上扭轉近年來民主黨建制派節節敗退局面，避免民主黨像共和黨“特朗普化”一樣“桑德斯化”。對我們來説，也有助於減輕貿易戰可能性。

拜登（資料圖/CBS News）

如果桑德斯勝出，民主黨將進一步激進化，可能變成北歐左翼政黨。但這未必意味着美國徹底撕裂。相反，美國會呈現既聯合又割裂的奇妙狀態。正如前文所述，桑德斯（所謂極左）和特朗普（所謂極右）在數個議題上立場是根本一致的，對美國資本勢力來説，那將是更大打擊；對我們來説，這意味着很可能還沒到大選，貿易戰就要硝煙再起。而在另一些議題上，兩黨又將拼死搏鬥、不共戴天。

在戰術上，我將在另一篇文章中分析拜登、桑德斯的策略和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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